《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于民国元年（1912）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今长沙市第一中学）读书时的作文，时任国文教员毛泽东老师柳潜（涤庵）给予其一百分。

商鞅徙木立信论

普通一班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诶呀！我不想说了。

经过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富有法治意识，《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一个例证。

读《史记·商鞅列传》，抒发胸怀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编入普通第一班。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从私塾开始，就练成一色文字。

同年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大赛，毛泽东这篇论说文夺得头名。

作为班主任和国文老师的柳潜，头一个翻出来的便是毛泽东的卷子。举贤不避亲仇的柳潜，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柳潜的同事看了，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没有任何疑义。

作文仅500字，柳潜阅卷后，作了7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不难想象，柳潜批阅时的快慰与喜不自胜，对这篇见解独到、文笔一流的作文，除了赞美、推崇与激励，竟还有超出尊重的敬畏。

然而，这篇作文却可能会遇到麻烦。除了与800字的高考要求明显不符，容易引发疑义的还有“报笔”。

“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当日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利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怀揣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想用笔惊醒国人睡梦的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

清朝秀才出身的柳潜并不泥古，不喜欢弟子读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也不让弟子只在“统编”教材里使劲，柳潜有意引导毛泽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作文比赛前一个时期，毛泽东遵循师命，几乎每天都要交给柳潜一件强化训练的习作。想必这些训练同样得益于“报笔”之深锐观察，同样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涤庵（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注：毛泽东年轻时的国文老师袁吉六）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报笔”是一种引领，是时代变革的先声，是社会风向的潮涌浪卷。为文终是为人。毛泽东终成文章大家，与其胸襟、抱负、个性及才情等等莫不相关。而在这其中，柳潜激赏的“报笔”磨砺，对毛泽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柳潜，湖南湘阴县人，前清秀才，酷爱梁启超的著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他也热心引导学生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他曾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毛泽东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现已被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商鞅“徙木立信”，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

毛泽东看了《史记·商鞅列传》，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该文立论的大概意思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有益于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竭力去维护它、执行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充实、修改、完善它。这样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使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好人也会变坏。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进而论说道：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商鞅徙木立信论》联系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该文从头至尾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8岁的中学生有这样不凡的见解，很不容易。（人民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