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著长篇小说。“喜福会”是移民美国的母亲们为打麻将而取的聚会名。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华裔母族文化和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与兼容以及两种文化在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

小说讲述20世纪50年代移民旧金山的四位中国女性的故事。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华裔，通过玩麻将认识了彼此，并一起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喜福会”，寄托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四个中国女人各自有一个女儿，作为中国母亲的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爱人朋友之间的沟通困难重重。显然，这种沟通障碍来自于母女不同的文化背景。母亲生长于中国传统的高语境文化之下，而她们的女儿却是在美国低语境文化的侵染之中长大。

故事展示了处于边缘地带的两代女性面对的种种矛盾与困惑。四位母亲的女儿们从小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模式，在母女之间似乎有着无法交流的鸿沟和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和爱，促使双方努力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最终她们从互相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

吴精妹（轴心人物，英文名：June）

吴精妹是吴素云的女儿。36岁的吴精妹虽已年近不惑，母亲吴素云也已去世，却仍然因没有成为母亲所期望的“成功人士”而耿耿于怀。

吴素云把中国传统思想强加给吴精妹，认为“只有顺从的女儿才能生活在这屋子里。”但是吴精妹却憧憬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认为她虽是母亲的女儿却不是她的奴隶，应该得到民主与平等。“钢琴事件”之后，吴素云与吴精妹母女俩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引起的分歧一直持续二十几年。直到吴精妹回到中国大陆之后，才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

吴精妹在故事环的每一部分各讲了一次共4次，4个故事在文本中形成了一条中轴线，而吴精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轴心人物。

孩提时代，母亲吴素云曾以给人帮佣为代价来换取她学习钢琴的机会，而她却固执地认为母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增加在牌友面前可供炫耀的资本，因此处处与母亲的愿望背道而驰。在一次糟糕的“天才秀”之后，母女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从此母女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而女儿也在背离母亲愿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吴素云去世后，吴精妹没有感到一丝的轻松，相反却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因为吴精妹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母亲对她的期望，也没有机会询问母亲为什么一定要为她设计“远大前程”，使其总是没有成功的时候。

如果说当初加入喜福会是完全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那么后来远去中国大陆替母亲完成毕生未能实现的宿愿，则更多地出自于吴精妹想要了解母亲及寻求母亲“影子”的渴望。

由于在故事环中的特殊地位，吴精妹成为了4位华裔女儿中的代表人物，而她与其母亲的故事也因此成为全书华裔母女关系的一个典型。吴精妹对母亲的反叛与排斥其实也是其他女儿在成长过程中所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她的故事更为完整，因为通过讲述母亲的故事和对母亲过去的追寻，吴精妹对母亲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最终达到对母亲的认同与接受。作为全书惟一一位兼具中英文名字的女儿（英文名：June），吴精妹本身也成为《喜福会》中的一个重要象征——连接华裔母女两代人的纽带。

吴素云

吴素云的第一任丈夫是军官。抗战爆发后，吴素云逃到广西。在桂林逃难期间，为了排除心中的恐慌和烦恼，吴素云和另外三位妇女组成喜福会以打麻将消磨时间。在日本军队打进桂林之前，吴素云背着还是婴儿的双胞胎女儿逃难。吴素云带着两个孩子，病到在路旁，无奈之中把女儿们丢在路旁。战争使吴素云失去了一切，绝望中的她被一个美国传教士所救。吴素云被送进医院，她在医院认识了男病友吴吕宁，两人一起辗转到了美国，后来结婚生下了小女吴精妹。

许安梅

许安梅出生于贫寒人家。安梅的母亲年纪轻轻就守寡，她被财大气粗的吴青看中并且遭到其强暴。安梅跟随被迫做了妾的母亲从宁波搬到天津，在那个男权思想统治的旧中国社会里，她母亲改嫁被认为是一件羞耻和下贱的事，因而，她母亲在大宅院里四个妻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安梅深深地感受到寄人篱下之苦，虽然最后脱离了那个妻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大宅院，可她的自由却是由母亲的生命换来的。

龚琳达

龚琳达出生寒微，自小被许给黄家，成为黄家的童养媳。在娘家的琳达一直接受并认可母亲的教育，立志成为一个贤惠孝顺、能持家的好媳妇。当家乡遭遇洪水，家人决定举家南迁，刚刚成人的琳达就被送往黄家完婚。而她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孩子。她默默接受这一切，努力地成为一个好媳妇，白天做饭，干粗活，精心侍奉婆婆，晚上还要照料小丈夫，尽妻子的本分。然而，这样的婚姻本身就是毫无顾忌地拿女性开玩笑。年龄尚轻的丈夫根本不懂得男女之爱，琳达当然也无法给黄家添个一儿半女。愚昧无知的婆婆竟然相信迷信，找来神婆，限制琳达的行动。在荒唐的现实生活面前，嫁入黄家的她起初只能听之任之、默默忍耐，毕竟这是自己这辈子唯一的归宿。此时的琳达只是解放前旧中国众多女性中的一个。

琳达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凭借自己的聪慧和坚强，摆脱了不幸的婚姻，赢了尊严和自由。到了美国，一心要强的琳达在截然不同的美国文化面前努力适应，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她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她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即使遭到了女儿深深的误解也仍然坚持，因为那就是她生存的价值和准则。琳达的形象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坚强、智慧、圆滑、倔强执拗的个性特点，她曾经不幸过，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琳达是一位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意识反抗、也敢于反抗、积极开拓自我世界的女性形象。

顾映映（映映·圣克莱尔）

顾映映出生于大户人家，天性调皮好动，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渴望了解自己，探求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对成人世界和自我身份的困惑。家人一心要把她教育成文静、娴熟、沉默、内敛的传统女子。虽然映映的第一任丈夫不务正业，但她为挽救自己的婚姻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当她发现自己怀孕的同时也得知丈夫有了新欢，映映毅然决然地选择堕胎，以一种报复他人并伤害自己的极端方式结束了痛苦不堪的婚姻生活。

遭遇第一次婚姻的重创，映映对婚姻已经失去了信心，她从此变得麻木不堪，自我封闭，只剩一副躯体的空壳，一生都笼罩在第一次婚姻的恐惧之中。直到丈大死去才走出绝望境地。顾映映遇上一位美国士兵并与语言不通的美国男人结婚到达美国开始新生活，顾映映在美国改名为映映·圣克莱尔。

圣克莱尔·琳娜

圣克莱尔·琳娜是顾映映的女儿，她嘲笑母亲的中国旗袍和中国思维方式，她和她的美国父亲一样对于母亲的中国思想避而远之，使母亲完全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而在顾映映看来，圣克莱尔·琳娜的美国生活准则、家庭平等与自由等隐藏了婚姻危机。

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被描述成一个集自由、民主和富饶为一体的“天堂”。20世纪上半叶，老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为适应新的环境，不得不刻意融入美国强势文化，但对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仍依恋不舍。他们的子女们则向往成为美国社会中真正的一员，渴望完全融入美国强势文化。移民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反映了华裔们的这一微妙的态度和观念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反越战等社会浪潮大大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大部分“土生族”华裔美国作家如谭恩美等曾公开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以建构他们的“美国性”。这种认知背后既有华人移民上百年沧桑屈辱的历史背景，更有美国盛行的种族主义文化和政治方面因素。对于谭恩美，美国才是家园，中国只是个遥远的“他者”。故其小说中不断出现“进步的”“第一世界”俯视“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现象。

《喜福会》小说的主题思想：华裔女性面对美国种族歧视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建立自信、走出自卑、实现心灵的回归。

自卑只是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产生的表面失衡，而究其深处则是族裔身分的迷失。处于夹缝状态的华裔女儿们最终在母亲们的鼓励下建立自信，走出自卑。文本中，几位华裔女儿形象尽管有落入刻板印象窠臼之处，却是作者基于真实生活所独创的新华人形象，这种独创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

第一代华裔女性的记忆，有一半留在中国，她们在美国语言不通，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只能把“她们”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出生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又无法摆脱自己的华裔分化身份，生活在夹缝之中。她们是具有华裔血统，却又出生在美国。为了实现自己成为美国人的梦想，她们努力挣脱美国社会所普遍认为华裔的刻板形象，在作品中刻意塑造一些正面的华裔形象，但是同时又体现了中国文化，这其实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的体现。

第一代女性的“美国梦”

《喜福会》中所描写的第一代华裔女性都经历过贫穷、战乱以及封建制度带来的种种痛苦，她们已年过中年，且语言不通，在唐人街从事着一些低体力劳动。她们带着在战争中的伤害以及旧中国封建压迫的记忆来到美国，由于不懂英文，又面对不同的文化，使她们在白人主流社会无所适从，只有通过打麻将才能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身处美国社会，白人作为主流，她们被进一步边缘化，她们的声音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们只能保持沉默。

好不容易从苦难的生活中逃离出来，那些在美国的母亲们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对于自己曾经所经历的痛苦经历，她们更愿意独自忍受，对女儿从来不提起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为了能够让女儿们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她们虽然自己讲着蹩脚的英文，却鼓励女儿不讲汉语讲英文，希望她们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做真正的美国人。然而，正是因为她们曾经的悲惨经历，使得她们对于女儿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给女儿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她们变得很叛逆，与母亲们开始了一段长长的疏离期。女儿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母亲们的梦想都寄托在女儿身上，而女儿们的疏远让她们的梦想遥不可及。母亲们带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到达美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为梦想打拼，让希望流传。

第二代女性的“美国梦”

第二代华裔女性出生在美国，她们受到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有着开放自由的思想，但由于生活在华裔家庭中，又难以摆脱其父母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们嫁给了白人，但由于文化差异很难获得美好的婚姻。她们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当中，和自己母亲也有着隔阂。她们渴望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主流的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建立多元文化融合的和谐社会。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一方面不断听到母亲关于恢复传统文化的诉求，一方面又想在主流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边缘化。她们处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之中，她们的美国梦就是希望确定自己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是她们出生以来就接受的文化环境，而生活在中国家庭模式下的她们却认为中国文化是别人国家的文化。《喜福会》中提到的“如果你展示一张脸，就必须牺牲另一张脸。”体现了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性分裂。龚琳达虽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她回中国后中国人却认为她是外国人。可悲的是，在美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她们的身份在两种文化的双重边缘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第二代华裔女性认为，她们的母亲很难适应美国社会，因为她们母亲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的。对于母亲们的不满也体现在很多具体的事件中，她们反抗自己的母亲，其实也是在主动否定中国，想让自己变成纯正的美国人。从《喜福会》中女儿的婚姻选择来看，她们都选择白人作为自己的丈夫，是对于成为真正美国人的梦想追寻所做的努力。

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女性，谭恩美等当代华裔女作家们，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又有着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族裔身份，这使她们感到迷惑和彷徨，她们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女人”。“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追求是内在于华裔女作家文本的特质，是使她们的文本集合的共同点。”她们与自己的母亲关系不和，希望能与传统落后的旧中国封建思想决裂，希望能够完全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中。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女儿是西方文化的拥护者，母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代表着两种文化的碰撞。女儿们在面对美国主流文化时，她们身上不可抹去的中国文化又时刻影响着她们，通过对母亲过去的了解，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融合，代表着中西方文化的消解与融合，同时，也修复了和白人丈夫的关系，体现出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求自我的整合，以树立自己理想的族裔文化身份。虽然很艰难，但是在故事的结尾，母亲和女儿们还是通过互相的了解化解了矛盾，融洽的母女关系使得作为第一代华裔女性的母亲和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的“美国梦”达成了统一，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同时，也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享受融洽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喜福会》作品中的四位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映映·圣克莱尔虽然曾经历过截然不同的往事，但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心怀忐忑和模糊的憧憬，毅然踏上了全然陌生的国度，固执地要使她们自己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来，期待着结出自己人生的美满果实。她们的人生，在她们各自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已然殊途同归，一个个看上去个性迥异的母亲很轻易就彼此相认，成立了充满中国寓意的“喜福会”，为她们在异国冷漠无常的天空下，保留了一丝属于自己的温暖。她们都是在美国扎了根的“中国式女人”。四位母亲逐渐地学会在磨难中累积生存的智慧，最终得以坚强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她们把美国未竟的事业和永远怀揣的梦想在轮回中交给了各自的女儿，连同她们用生命铸成的人生真谛一起，告诉女儿们无论怎样都要抓住那唯一的白羽毛。

从琳达和映映的不幸婚姻与生活遭遇中可以看出，女性虽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的轮回中，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却透露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信息，她们已经具有了反抗意识，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制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然而她们在旧中国遭人践踏的时候己经不像本土女性那样顺从，成为父权制文化可怜的牺牲品。她们仍然有着母辈特有的坚忍，但这坚忍已被赋予了新的方向，即不再仅仅是消极的顺从忍耐，而是在逆境中不屈地寻找新的出路。

小说创作中的象征旨在展示隐匿在看得见的事物、现象背后看不见的思想，即展示事物背后的心灵隐秘和理念。而意象是以可感性语词作为外壳的主客观的复合体。在小说的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背景中，意象常常是构成背景的一部分。在同一作品中，一个意象如果反复出现，它就会不断地累积起自身的象征意义的分量。

麻将

在《喜福会》中，某些隐喻象征性质的意象反复出现很多次，虽然它们的隐喻性象征性不尽相同，但指向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像或明或暗的光束，同时聚焦于一个焦点即作品的深层意蕴。在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象就是麻将。小说的标题“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名称，最初由四位母亲之一吴素云在桂林发起成立。当时正值日军大举进军侵略桂林。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慌张以及烦恼不幸，吴素云和其他三位从沦陷区逃难的女性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她们称之为“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各种有趣的事，并且每次聚会上都竭尽所能的做上各种讨口彩的吃食，以此来获取欢悦，打发难捱的时光，又希望可以交到好运，表达她们对生的祈求和期盼。

1949年，当吴素云怀着对新生活的梦想踏上了美国旧金山之后，她没有料到新的环境遇到了新的挑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卑微和失语使她从一开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在这种境遇中，生存的本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她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而过去则成了她们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唯一依赖，记忆成了找回过去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素云和与她有着同样境遇的许家、龚家、圣家成立了第二个喜福会。喜福会承袭了第一个麻将会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大摆吃食的传统，而且还闲聊家常、商讨投资。喜福会是吴素云们重建的一种过去的记忆，是一种对自己年轻时不屈记忆的提醒，给她们提供了一条与失落的过去紧紧联系的纽带，而那“过去”是她们再也不能回归的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她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纵情吃喝，并且谈天说地——不厌其烦地、聊的总是关于中国的事情，直到那些故事几乎都快变成了神话。

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是个非常重要的聚会，而对于她们的女儿们而言，她们只觉得困惑与不解。吴精美在她小时候就认为喜福会只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神秘古怪的中国人的社团，就好像三K党的集会，或者是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喜福会中其他母亲的女儿们也从来没有关注过母亲们的聚会。但是自从母亲去世后，吴精美听到了喜福会上阿姨们讲的她母亲的故事，最终理解了母亲，并且完成了母亲宿愿。

整个故事是从吴精妹开始坐在麻将桌的东边既她母亲的位置到她回到东方即中国结束，这标志着母女两人世界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从对抗走向和解，从分离走向继承，也是女儿走向回归的旅程。由此可以看出喜福会不仅是母亲们过去记忆的延伸，精神的继续，而且还是连接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也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开始及其延续。

衣服

衣服的传统功能是为了遮盖御寒和舒适美观。而在该小说中衣服却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文化身份的象征。“在谭恩美的小说中衣服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表明文化的混杂和冲突碰撞，二是代表某种伪装的身份的隐藏、逃遁，或是表演。”吴素云在桂林时，为了躲避日军的侵袭，只身带着一对双胞胎逃往重庆去寻找丈夫。在逃亡的路上，徒步走了几天，双肩背着两个婴儿，身上又拉痢疾，已经是疲乏和虚弱到了极点。无奈之下，只好扔掉行李，到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把双胞胎女儿也扔在了路边。待知道丈夫已去世之后，她觉得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衣服和希望”。可见对吴素云来说，衣服与希望等同。

1949年吴素云移民美国时，只带了一只破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的，是一满箱漂亮的丝绸衣服。到了旧金山之后，那些亮晃晃的衣服却完全不适合她的新生活，只好被收了起来。吴素云必须得穿上当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的旧衣服，然而那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在她的眼中，丝绸衣服不仅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更是她所紧紧固守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上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即她的文化身份，而当她一踏入美国这个白人的世界里，马上就被套上了他们的那一套：“上教堂”，进“读经班”，“合唱练习”，就象那些美国人的衣服，尺寸大，根本不合身。

在美国的华裔母亲们的文化身份成了无根之木，既丧失了中国的基础，在美国又得不到承认，处于一种卑微失语的地位。在失落中，为了在新的环境中保持与过去的联系，她们只好建立自己的聚会——喜福会，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聚会中，她们“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这表明在母亲们的身上，衣服已经显现出两种文化的混杂、冲突与碰撞。

顾映映从天使岛移民处出来时在美国照的第一次相，身上穿的是一件中国妇女传统的长及脚踝的旗袍，而上身套的是一件老式的西式外套，有垫肩的宽门襟式样，配着很大的同色纽扣。顾映映这身古怪的装束，把东西方两种元素矛盾而又冲突的混杂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冲突反映了顾映映自己思想中的冲突。小说中有很多例子是角色的穿着表现着一种错误的身份。许安梅在和她母亲一起赶往天津的途中，发现母亲从上到下换了一身外国女人的打扮，而随后她自己也被母亲从头到脚换上了一套大大的她从来没有穿过的洋装。后来安梅到了母亲的那个男人即吴青的豪华的家之后，才知道吴青是靠外国人发的财，他十分洋派，喜欢洋货，所以她猜测母亲这样穿着打扮是为了讨吴青的欢心，其实只有也这样才能给安梅更多的保护和经济保障。

吃食

在中国文化中吃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华裔女性文学中，吃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女人的传统角色就是为全家采购和准备每天的饭菜食物。在《喜福会》中，随处可见谭恩美运用吃食这个意象，“食物这个意象在小说每个独立的叙述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维系着家庭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表现着共享——并提供着一种有助于在遗忘中重拾个人历史的语言代码。食物使母亲与她们的女儿用平常的语言进行交流；食物对两代人来说是情感的家园。”

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中，作者就通过吃食把两代人之间和四个家庭之间建立了联系。当吴精美准备代替去世的母亲成为喜福会的一员时，她想起了下一轮的聚会本来是由她的母亲做东的。因为上一次的聚会上龚琳达阿姨做了一锅赤豆汤，而她的母亲吴素云，是喜福会的核心成员，所以吴精美打算下次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她们尝尝。喜福会是大家在一起搓麻将、讨论股票投资的聚会，同时又是吃的盛宴。在每次的聚会上，四家都要纵情吃喝。在吴精美参加的这次喜福会上，有“大量的吃食”，馄饨、炒面、炒杂烩、烤猪，有各种不同馅的“手指”样的东西，还有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的“营养品”，大家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聊着有趣的事情和争论着各自的看法。

在小说的结尾处，精美回到中国时，她和她父亲、姑妈以及一大堆中国亲戚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居然是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派和冰淇淋，地道的美式快餐。一桌美式快餐在中国把大家都团聚在了一起。

吃食这个意象使母亲们找到一种能概述她们过去记忆的依托。当龚琳达讲起她过去不幸的婚姻的时候，她的叙述中都穿插着不少关于吃食的记忆：她见到她被许配的丈夫是在一个吃红蛋的酒席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满月酒上；她作为童养媳进入洪家的第一天便开始站在小矮桌前帮着切菜准备饭菜；在婆家的每天她都在琢磨怎样做出好的菜肴来讨得婆婆和丈夫的欢心；在她和天余结婚后，每天早晨她都要炖一只童子鸡熬鸡汤给丈夫做早餐，晚上又要煮八珍汤给婆婆吃。而顾映映关于童年时拜月亮娘娘的记忆也是充满着对各种食物的回忆。在拜祭月亮娘娘的那天晚上所吃的食物她有着精确的记忆：一大篮粽子、苹果、石榴和生梨、腌菜、咸肉、月饼、炒杏仁、虾子等。在对吃食的记忆中，夹杂着捕鱼、杀鸡、剖鱼等一些回忆。尽管顾映映后来住在加利福尼亚，但是童年时在中国吃食的记忆已成为她整个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对许安梅来说，食物是联系她与外婆也就是“婆婆”之间伤痛的记忆之物。安梅四岁时，被饭桌上的火锅汤烫伤了脖子，是婆婆整夜整夜地陪在她身边，不停地用冷水敷在她火辣辣的脖子上以减轻疼痛，使小安梅能安然入睡。在婆婆临终之际，小安梅亲眼见到母亲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片肉放入正在给外婆熬煮的汤药里，希望用这样古老的办法来医治临死的外婆。在这里，母亲的肉已不仅仅是可供食用的药方，而是一种切肤之痛以及这痛苦所意味的价值。

吃食有着一种文化特殊性，区分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两代人，代表着一种文化。薇弗莱为了让母亲同意她和里奇的婚事，决定带着里奇去她母亲家吃饭。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什么大事通常是在饭桌上解决的。而且在饭桌上有无数的讲究和礼数。里奇不是中国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餐桌上，里奇的整个行为像是表演，糟透了，薇弗莱想“我解救不了他”。里奇买了薇弗莱父母根本不喝的法国酒；他不会用筷子但偏要用，结果把一块沾着浓浓酱汁的茄子掉在了裤裆上；他拒绝尝绿色蔬菜；他没有称赞反而批评女主人也就是薇弗莱母亲所做的菜等等，他还照美国人的习惯直呼两位老人的名字。饭后里奇却自我感觉一切很好，认为薇弗莱的父母和自己很合得来。这个象征意象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维系两代人、家庭之间的纽带，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桥梁。谭恩美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又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将东西方结合起来，使得《喜福会》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作品。作品中母女之间矛盾的最终和解象征着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向。这正是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在探寻的和解之路，表达出新一代华裔能包容中美两种文化，取长补短，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

《喜福会》作品中，使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一个独特的手法——故事环。整部作品共有四个大部分组成，而每一大部分由十六个独立的叙事情节构成。从形式上，叙事情节个个独立，放在一起又是一个大故事的形成。看似复杂的布局，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主人公之间复杂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描写十分感人。

《喜福会》作品中的故事环紧扣母女关系主题，表现出勃勃生机。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将中国传统女性和她们的家庭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将母女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带给读者新颖的阅读视角。

“四结构”章节布局与人物关系

作家谭恩美在写作中看重和谐与平衡，写作技巧独具一格，《喜福会》是一部划时代的反映文化矛盾冲突的小说。谭恩美在写作技巧方面充分融合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和西方的“四季理论”，在整体构造上使用了故事环的文学体裁，以细腻的笔触将作品中女性内心的丰富世界展现出来，使得作品中四位母亲以及女儿们的形象异常鲜明。与众不同的结构模式表达四个家庭中母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从不融洽到融洽的过程。

《喜福会》文本，在四个大章节中暗含着主人公母女之间所处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章节是“千里鹅毛”，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述四位母亲的早年经历以及漂洋过海的背景。“鹅毛”暗含着精神财富，代表了母亲留给女儿们的精神理念。

《喜福会》作品中出现很多女性形象，女作家谭恩美有意识地将吴精妹放置在比较明显的位置，成为女儿的人物代表形象。在作品的第一章节和第四章节，吴精妹的出现都伴随着母亲的故事。在《喜福会》第二和第三章节部分，主人公女儿讲述了两个关于自己的小片段，其中以吴精妹为代表在故事环的每一部分各讲了一次。正是吴精妹的这四个小故事贯穿整部小说，才使得整部作品有了一个明显的中心主题，所有的故事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通过四对母女之间关系的表现，作者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达得非常清楚。在作品的第三章节中，女儿们对于母亲的做法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对于母亲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母女之间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后的章节中，吴精妹由于对母亲的理解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变成一个全新的吴精妹。和双胞胎姐姐的相认更使得她终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感情。

“四结构”模式中人物相互理解

小说《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母女关系是推动整个“故事环”及环中各个故事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四结构中的第三个部分，女儿逐渐长大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母亲永远不会放弃女儿，女儿也会时刻想着了解母亲。女儿长大之后总会回想起母亲深沉而又含蓄的母爱。在遇到难题之时她们尝试着用母亲传授的知识和经验去解决，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她们曾经极度排斥的母亲所教授的知识在现实之中极为有效。通过这些故事情节的描写，作者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涵义：女儿和母亲永远都是同一的，女儿是母亲另一面的表达。

文本第四部分，从吴精妹代替逝世的母亲在“喜福会”麻将桌坐下开始，这个从东而始、以东而终的过程，预示着文化从隔阂、冲突到最终融合的必然性。

时光飞逝，女儿们在各自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经受了事业以及婚姻上的挫折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并变得成熟。她们原本深深认同的观念也有所转变。她们自小感受到的母亲的严厉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她们渐渐地醒悟过来，缓和了女儿们同母亲们之间的矛盾。“起飞”代表着母女之间的融合与沟通障碍的化解。

主人公吴精妹在母亲去世后对过去的种种感到无比的内疚，后悔过去没有珍惜和认真倾听母亲的教诲。吴精妹回到中国看望两个孪生姐姐。当她站在自己母亲出生地的土地上，拥抱着孪生姐姐之时才真正地理解了母亲过去的话语和母亲对她未来的期望。至此，女儿和母亲之间的文化隔膜和冲突才真正地消失，两代人化解矛盾走向融合，最终得到心灵的回归。

整本书通过母亲们的故事的描述带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图景：三妻四妾、巫术崇拜、迷信恐惧以及顺从。这是《喜福会》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这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是老外眼中的“中国文化”，也是《喜福会》当年获得西方主流媒体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网

中国式母爱“铺天盖地、震撼人心”。

《喜福会》用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人民网

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文化是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那样的中国文化。从第一页起，她就开始伪造中国文化，没人会喜欢那种中国文化，更谈不到那样做了。她在一个伪中国童话中，刻画了一个伪华裔母亲。这个母亲在市场上买了只鸭子，这只鸭子梦想成为美丽的鹅，或者说是天鹅。在中国童话中，在市场上买的鸭子和鸟类并没有梦想的能力。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文学中，只有野生鸟类才体现人类的崇高品质。将人类与野生动物相类比，是最古老的讲故事的主题之一，正如动物的家禽化是最古老的文明的成就之一一样。市场上买来的禽类在中国童话中代表一种东西，也只代表一种东西，那就是食物。

——赵建秀（美国华裔作家）

谭恩美（Amy Tan）美国华裔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作品有：《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月亮夫人》《中国暹罗猫》等。

1989年程乃珊访问美国，与谭恩美邂逅，得到她赠送的《喜福会》，在飞机上看过欲罢不能，回国后，立即动手译成中文。时过境迁，今年她取得谭恩美授权后，抛开旧译本，在保留了美式幽默的基础上，重译了《喜福会》。程乃珊说：“我总觉得作家当翻译是最好的，我尽量使那些细腻的细节更符合于中国人的理解方式。”

程乃珊认为《喜福会》的成功之处在于谭恩美将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母女关系融化在点滴小事中，耐人寻味。“谭恩美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但她不取悦中国读者，也不取悦外国读者，独立的身份是作品动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