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古人两千多年，古代汉族人哪肯实行剃发令！这必然引起大规模地反抗！ 书生 侯峒曾、黄淳耀在嘉定（今上海嘉定）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统治。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结果，侯黄的“乡军”大败。清军在嘉定开始了三次白色恐怖，嘉定三屠就此展开。

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初九，清军破南京，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

六月二十四日，清朝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两千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

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

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

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

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

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

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令，嘉定反清运动基本平息下来。关于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总共在5至20万人之间。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称：“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剃发令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

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峒曾和黄淳耀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上海大学嘉定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碑背镌刻着吴玉章的七律诗：“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千万，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在方泰有两黄先生的墓地。

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满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满洲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凶残的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军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清朝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清朝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清朝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清军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198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嘉定忠臣：儒学在17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及社会变革》一书，作者邓尔麟论述了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以及龚、沈、徐、张四大家族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清斗争中反映的儒学思想。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谄媚者争相往拜，嘉定知县谢三宾颇为犹豫，找李流芳参谋参谋，李当即答曰：“拜是一时事，不拜是千古事，”谢深以为然，坚不前往。明末清初，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杰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黄淳耀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于嘉定，家境贫困，十岁才入私塾读书，极为刻苦，二十岁不到即有诗名，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这时，明王朝已是四面楚歌，风雨飘摇，黄淳耀哀民生多艰，叹朝纲不振，恨吏治腐败，在《野人》三首中抒发强烈的情感：“野人叹息王师劳，秦贼楚贼如猥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野人叹息年岁恶，池中掘井井底涸。”“野人叹息朝无人，朝中朋党如鱼鳞。”故绝意仕途，隐居嘉定城内西林庵。

侯峒曾

侯峒曾，字豫瞻，号广成，居诸翟(今闵行区)，天启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浙江参政，南明弘光朝授左通政使，辞而未就。[嘉定叶池碑]江南初定，清廷便下剃发易服之令，“自部文所到之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4、295页)。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嘉定爆发数万人参加的反剃发起义，义军推举侯峒曾、黄淳耀为领袖，抗击清军，最后坚守嘉定城。

侯黄事迹

弘光元年七月四日城破后，侯与其子侯演、侯洁殉节叶池，黄和其弟黄渊耀自缢于西林庵。嘉定许多文化世家惨遭灭门之祸，龚姓自宋至明16代中，中进士13人，嘉定三屠时，龚氏后裔随侯、黄守城，一门12人殉节。陆陇其在《陶庵集》序言中说：“盖其所积者厚，所养者深矣。”钱大昕《黄陶庵像赞》曰：“儒者之勇，可师百世，”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嘉定人民怀念他们，民国23(1934)年7月23日，县志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议决锡沪路西门外练祁河桥，改名侯黄桥，以纪念侯峒曾、黄淳耀。民国25年4月20日，在汇龙潭东岸举行“明忠节侯侯黄二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1月6日举行揭幕仪式。5月1日起修整叶池。建国后，嘉定县人民委员会1961年勒石于叶池旧址，魏文伯书“叶池”二字，1962年在西林庵立碑，吴玉章书“陶庵留碧”。民国22年，嘉定的学校把每年5月定为实施民族教育运动月，教师讲述“倭寇侵城”、“嘉定三屠”、“三三纪念”(民国21年3月3日日军侵占嘉定城)等御侮战事，激发学生大无畏的民族精神。普通小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系的乡绅和民族资本家创办，重视读书和就业相结合，注意培育民族意识。学校设一门乡土课，讲释本县的地域、历史、物产、文化和民风习俗，使学生从小就知道嘉定人民在明代抗倭和清初“三屠”中壮烈的史实。每年清明祭祀之日，师生凭吊侯黄两位先生殉节的“叶池”和“西林庵”。这些乡土人事，使大家朦胧地产生了崇敬民族英雄的思想，为嘉定有这些民族英雄而感到自豪。侯黄二先生明朝末年，清军大举南下，江南各地人民在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感召下，纷纷组织抗清力量，掀起了一场悲壮激烈的大搏杀。“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侯峒曾、黄淳耀就是“嘉定三屠”中最杰出的英雄。侯峒曾，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南部武选主事官职，后任南方文选主事。在政治上，他倾向和同情当时的复社。有人诬陷复社领袖张溥，侯峒曾为他辩解。后来，他又出任稽勋郎、浙江右参政，分管嘉兴、湖州两府。不久，又擢升顺天府丞，因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未赴任。侯峒曾为人正直，为官廉洁，在任南部文选主事时，被誉为“南部三清”之一。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后，兵临嘉定。嘉定爆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剃发的起义。清军总兵李成栋闻讯，紧急调兵前来镇压。途中，清军的兵船被嘉定组织的乡兵一举烧毁。从而揭开了嘉定民众抗清斗争的序幕。侯峒曾与同乡进士黄醇耀、黄渊耀兄弟，上海举人张锡眉，国子生朱长，秀才马元调、龚用圆等奋起抗清守城。他们在嘉定城楼上竖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在四城门布置守城兵力，义师在北门仓桥炮击清兵，打死清将李成栋之弟李成林，又一次激怒了李成栋。守城抗清战斗，自六月十四之后更加激烈。七月初四凌晨，大雨如注，守城义军饥困交加，在清兵的猛攻下东门先被破，经过激烈的巷战，嘉定城彻底告破。城破后，侯峒曾携两子玄演、玄洁奔回家中，投叶池殉国。由于池水太浅未淹死，父子三人被追来的清兵砍死。黄淳耀，年少时家贫，粗茶淡饭，到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十分努力刻苦，加上天资聪明，不到20岁已诗文出众，受到“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的欣赏，并推荐给常熟大诗人钱谦益家执教蒙馆。黄淳耀十分痛恨华而不实的八股文，与门人陆元辅组织直言社，倡导经世之用、言之有物的文章，名重一时。崇祯十六年（1642）考中进士，但对腐败的明王朝他已失去信心，无意仕途，回到故乡，隐居在城西西林寺，著书立说，以诗文自娱。清军逼近嘉定时，黄淳耀与候峒曾一起率嘉定义士守城，七月四日城破后，他偕弟黄渊耀回西林寺，准备自缢殉国。西林寺僧人无等法师劝他：“你虽中进士，但并没有做官，不必殉国。”黄淳耀心意坚决，回答道：“我在起兵时就发誓与城共存亡，如今城已破，我岂能食言。”他让无等法师帮他取来笔墨，在墙上奋笔疾书：“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在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毕，与弟渊耀双双自缢，年仅40岁。据光绪《嘉定县志》记载，黄氏兄弟自缢后，对面墙上染着黄淳耀口中喷出的一片血迹，艳如桃花，灿若火焰。无等法师含泪用笔在一旁写下“留碧”两字。黄淳耀是明末著名文学家，诗文风格清新雄健，充满生活气息。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评其诗“浑然天成，绝无懦响”。黄淳耀崇拜陶渊明，故有陶庵号，文章质朴淡雅，如《李龙眠画罗汉记》、《顽山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仍被人推崇，有的还入选学生课本。侯黄两先生的义节，深深地感动着后人，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黄两先生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城中清河路旁有魏文伯题写的叶池碑，上海大学西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墓前立表坊一座，有康熙题字“敕旨”额石；两旁有一副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墓地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