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政府举债规模，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政府通过举债方式筹集财政资金，实质上是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和再分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较少，政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举借的债务不可能是大规模的。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创造出来，政府举借债务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大。因此说，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较低的国债规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要有较高的国债规模与之相适应。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国家实行何种财政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债的适度规模。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的缺口就小，国债规模也会相应减小。但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必然要以较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为代价。这从国债的历史发展和各国的历史实践也可以得到证明。1929-1933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
凯恩斯学派主张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拉动有效需求，主张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反对传统的预算平衡观点，通过赤字预算扩大财政赤字主要是靠发行国债来解决。为缓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被很多国家采纳，从而扩大了西方国家的国债规模。我国近几年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也是靠发行国债来支撑的。本文选取中央财政收入GFI、中央财政支出GFE和财政赤字FD三个指标来反映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
国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因此国债规模不但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而且还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通过
公开市场业务来操作的，而公开市场业务能否顺利进行有赖于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要以国债的适度规模为条件。当市场货币供应量过多时，中央银行可以卖出国债，回笼货币，紧缩银根。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市场货币供应量偏紧，中央银行可以买进国债，扩大市场货币供应量。就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而言，如果国债规模过大导致国债难以卖出，这时中央银行就难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起不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如果国债规模过小，中央银行吞吐的国债量不足以影响货币供应量，公开市场业务也难以发挥作用。本文选择信贷规模L来说明金融市场的状况。
国债规模是债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政府的债务管理水平也会影响国债的规模。从国债本身看，国家举债时获得了债务收入，但偿债时却体现为一种增量支出。因此，借债和偿债的过程本身就是国债规模的形成过程，从量上看，国债余额及当年国债发行额越大，利率越高，国家还本付息的压力也就越大。我们认为决定国家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和偿还能力，并最终决定国债适度规模的关键在于国债使用方向、使用结构、使用效率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及能否形成有物质保证的偿还能力。合理的国债使用及其产生的良好效益是国家对国债规模的偿债能力的支撑，是保持国债适度规模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债使用效率与效益不仅决定国家对国债的最大承受能力和偿付能力，而且决定国债规模年度适度增长率。本文选择国债还本付息PD和国债累计余额CB来反映我国的国债管理水平。
在市场信用证券多样化和居民一定时期内
可支配收入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居民(应债人)在多种信用证券中选择购买国债，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应债人购买国债虽然是资金使用权让渡，且有国家信用和
国债收益率的支撑，但居民认购者的认购能力、认购量受认购者可支配收入及其他信用证券投资的资金分散的影响，存在一个客观的限度。因此，国债信用的安全性、可靠性、收益的稳定性决定了人们认购国债的积极性，而居民(应债人)应债能力的有限性及可支配资金使用的分散性决定了客观上存在国债规模的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国债规模的适度性。本文选取居民储蓄总额S来反映居民应债能力的高低。
(1)
债务负担率，指国债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即每百元GDP所承担的债务情况，反映一个国家国债累积规模的大小。
欧洲货币联盟签订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这一比率应不高于60%，我国的这一指标为10%左右。
(2)
债务依存度，指年度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反映当年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是衡量财政本身债务负担能力的一个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25%的依存度是国债的警戒线。但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不同，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不同，年度之间的财政政策不同，某一年度的债务负担情况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债务的总体状况，因此，大多数国家不用债务依存度来衡量其国债的负担情况与规模。
衡量外债规模也有三个指标：一是
外债偿债率，即年度外债本息偿还额与当年贸易和
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二是负债率，即外债余额与当年GNP之比；三是债务率，即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