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由美国圣公会主办。1880年，文恒理在上海同仁医院创办医学班，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圣约翰书院。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设医学部，文恒理任主任，将同仁医院生员并入，学制4年，校址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1575号。1905年，圣约翰书院改名圣约翰大学，在美注册；医科学制改为7年，其中医预科2年、医科5年（包括一年实习），4年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7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两所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学校之一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简介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为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1880年，文恒理（H.W.Boone）在同仁医院创办医科。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设医学部，文恒理任主任，将同仁医院生员并入，学制4年，校址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1575号。1905年，圣约翰书院改名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注册；医科学制改为7年，其中医预科2年、医科5年（包括一年实习），4年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7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两所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学校之一。

19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的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合并，成立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先后由莫约西（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刁信德任院长。圣约翰大学医学课程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美国第一家医学院）相同，且全部用英语教学，医院实习查房、写病史亦都用英语，因而在学业、语言方面与美国医学院完全衔接，很多毕业生赴美国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和进一步深造；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美国名校都承认圣约翰大学的学历与文凭，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可优先甚至免试进入其研究生院深造。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为同仁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共有床位400张。1945年下半年起，仁济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广宏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亦接受圣约翰大学医学生临床实习。1947年，圣约翰大学向国民党政府立案，医学院正式命名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倪葆春出任院长。由于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拥有较好的声誉，尽管圣约翰与美国宾夕法尼亚方面以前的协议没有继续，但其医科学生毕业后仍然非常抢手，良好的就业形势使得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入学人数不断增加。1949年，医学院有教师59人，在校学生298人，应届毕业生25人。另据统计，1901年至1950年，圣约翰医科毕业生47%都在美国服务。

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撤销，其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改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因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而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前后共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有“名医的摇篮”之称，医学各科的名家有许多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如上海医学院的创办人颜福庆（1908届），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骨科的牛惠霖（1907届）、胡兰生（1916届），内科的黄铭新（1934届）、吴洁（1934届）、朱宝麟（1934届）、陶清（1936届），外科的邱少陵（1934届）、赵瑾（1937届）、陆秉刚（1938届）、董道铸（1939届）、董方中（1941届）、何尚志（1941届），儿外科的马安权（1939届）、肺科的刁友道（1934届），泌尿科的徐逸民（1919届）、王以敬（1924届）、陈邦典（1926届）、高日枚（1929届）、曹裕丰（1935届），妇产科的王逸慧（1922届）、田雪萍（1937届），儿科的陈琦（1920届）、郭迪（1935届），眼科的张福星（1929届），耳鼻喉科的毛承樾（1937届）、何永照（1940届），皮肤科的李家耿（1939届）。五十年代有内科的江绍基（1945届）、何志雄（1939届），外科的王一山（1945届）、周雪庚（1945届）、邝耀麟（1947届），骨科的周连圻（1941届）、过邦辅（1945届），妇产科的李国维（1944届）、张丽珠（1944届），神经科的周孝达（1942届）、徐德隆（1948届）等。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主要教授如章德馨、凌励立、王月琴、王瑞年、徐也鲁、陈诗书、杜心序、梁蒲芳, 临床的吴守义、侯积寿、冯卓荣、汪梅先、俞国瑞、徐家裕、汪道新、叶椿秀、陆道炎、柴本甫、蔡琰、李耀永、严隽鸿、杨之骏、丁怀翌、朱承谟、何其久、黄定九、荣烨之、朱洪生、曹德生、钱不凡、王惠生、欧阳仁荣、陈顺乐、郁宝明、李清佩、吴家骏、苏国礼、钱可久等，亦都出自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留在美国的毕业生中, 许多在美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血脂专家郭备德（1938届）、神经外科专家兼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院长周念椿（1949届）、心脏移植专家陆佩中（1950届）、心脏内科学家郑宗锷（1950届）等。

国家高层的保健任务有许多是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名医承担，如中央保健组的吴洁，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外科主任周光裕，经常参与会诊和手术的黄铭新、董方中、周雪庚、周孝达、徐德隆、陶清等，毛泽东主席的侧索硬化症就是由徐德隆作出诊断。

由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英语水平较高，改革开放初至80年代承担国际医学交流英语翻译的主要人员如上海的徐家裕、钱本余，北京的钱肇鄂，西安的高振亜，天津的陈鲳，杭州的陈炳章都出自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抗战中的圣约翰医学院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天，日军轰炸了位于同仁医院（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西北的火车站。为此，同仁医院经多次搬迁，于12月初迁入九江路英国男童公学，成为同仁第一医院；经莫约西（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倪葆春（一级教授，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顾问）等人的交涉，另向政府租下了比邻圣约翰大学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前“国立中央研究院”房屋，将其改建为“同仁第二医院”（即“美国难民医院”），收治难民和伤员；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亦迁至此处。

在美国圣公会总部、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纽约国家儿童福利机构的资助下，同仁第二医院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医院共有3栋建筑物，分别为门诊部、住院部和肺结核门诊部，在开业初期就能提供115张床位。医疗服务方面，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多数来自同仁第一医院，并优先收留来自难民营的难民。在费用方面，门诊挂号费为1分钱（即使拿不出1分钱“也不打紧”），其他方面对穷人都是免费的，包括诊疗、输血、药品以及住院等项目。截至1941年7月，在累计18157例住院病例中，16990例获得免费治疗；336347例门诊病例中，284412例也完全免费。

1938年冬，倪葆春的好友刘吉生从香港来信说，因地处云南山区的滇缅公路瘴气盛行，急需良好的医疗服务，以确保运输人员的健康，因此希望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能够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获此信息后，倪葆春积极响应，请当时医科校友会主席王以敬召集执行委员会共同讨论，并代表校方到香港与刘吉生具体磋商。返沪后，倪葆春经与卜舫济（原圣约翰大学校长）商谈，决定成立一个由校方、院方和医科校友会组成的委员会开展工作。由于当时上海市郊已经沦陷，为此招募医护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师生对于这一爱国行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一年半时间里，倪葆春先后招募了七批医护人员（包括21名圣约翰大学医科校友和120名护士），并两次奔赴前线。在云南，这些医疗队不仅热情地为战斗在公路运输线上的广大官兵服务，还为沿线居民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紧急治疗，并对滇缅公路西段傣族同胞居住地区发生较多的恶性疟疾进行了有效的防治工作。有的病员临时需要输血，医生、护士就在自己身上抽血给病人……医疗队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海圣约翰大学纪念雕塑揭幕

2009年2月，圣约翰大学香港热心校友金德润先生及太太金史文霞女士作为发起人，出资500万元人民币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设立了圣约翰校友教育发展基金。5月19日，在圣约翰大学建校130周年纪念暨第八届全球校友联谊大会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圣约翰校友教育发展基金成立暨上海圣约翰大学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在上海交大医学院举行。为了表达对金德润先生和金史文霞女士夫妇的敬意，以及表示上海交大医学院一如既往对圣约翰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光大，医学院将新落成的教学中心大楼三楼报告厅冠名为“圣约翰演讲厅”，同时，在教学中心大楼设置了圣约翰大学纪念雕塑。院领导及金德润伉俪共同为雕塑揭幕。该纪念雕塑基座为云石，正面刻有圣约翰大学校徽和“St.John’s University”字样；背面刻有：“为感谢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金德润先生和金史文霞女士夫妇对学院的资助，特于圣约翰大学建校130周年纪念庆典之际立此雕塑，以作留念”。整座雕塑的隐形构架，象征了圣约翰这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会大学；竖于其中的蛇杖，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雷比亚的化身，象征着济世救人的医学殿堂；向四方伸展的骨架，状似发散的光芒，巧妙地隐喻了“Light and Truth”的圣约翰校训；类似于小鸟的天使，意喻着医学院的神圣使命是将医学真理与医务技能广泛传播、永久传承。

金氏夫妇在上海交大医学院发起设立圣约翰校友教育发展基金是希望通过对圣约翰继承者之一的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支持，传承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弘扬圣约翰精神，同时也为更多的圣约翰校友捐资参与办学提供可能性。该基金的设立起始阶段将其利息部分主要用于资助医学院的优秀学生和科研人才培养，以促进医学院的发展建设，提高科研水平，开拓国际视野，加快国际学术交流，承袭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圣约翰大学医科教育之肇始——同仁医院

1880年，文恒理在同仁医院创办医科。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开设医科，文恒理任主任，将同仁医院生员并入，同仁医院从此成为圣约翰的教学实习医院（圣约翰大学校园有一幢“同仁楼”，留存至今）。解放后，同仁医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于1957年划归长宁区卫生局。1996年，同仁医院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2006年，同仁医院与仁济医院全面合作，并挂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长宁分院”。2013年12月8日，长宁区整合医疗资源——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和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正式合并为“上海市同仁医院”，并挂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而圣约翰大学另两所教学实习医院——仁济医院、宏仁医院（1957年改建为胸科医院），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就是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西方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境内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教会大学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的一面旗帜，享有“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江南教会第一学府”等美誉。在其值得称颂的诸多成就中，不得不提及圣约翰医科对近代中国医学的贡献与影响：圣约翰不仅是中国境内最早设立医科的教会大学，而且还为近代中国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有效普及了西方医学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新制度。

■圣约翰医科的缘起：同仁医院

圣约翰的医科教育最早可追溯至创办于1866年的同仁医局。它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建立而来，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他正式接受任命，重回上海。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来到“同仁”后，就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1882年，由中国人自费创办于1871年的体仁医院（Gutzlaff Hospital）因经费匮乏，整体并入同仁医院。体仁医院的哲梅生（Dr. Jameison）及其他人员一同进入同仁医院工作。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开创沪上西医教育的先河

在开办医院的同时，文恒理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创办医学教育。1880年10月，初来乍到的文恒理就筹办了第一期医科培训班，共招收了9名学生，其中有7人来自于圣约翰书院的高级班。这期培训班设定了总共4年的课程。前两年为自然科学与医学预科，设有化学、解剖学、药物学、生理学和医学实践等课程，后两年为临床医学和外科学。学生每年进行两次考试。培训班初期，文恒理一人承担了全部课程的讲授任务，他的化学课常常吸引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和教员来旁听。

1882年11月，文恒理将医学临床课程迁至同仁医院内进行。自此，同仁医院正式成为圣约翰书院医科的临床教学基地。就宏观而言，此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教学方法仍以招收生徒为主，教学目的也仅是为医院培养助手，辅助医务工作。文恒理的医科培训班也是如此。在医院里，学生们从接受教育的第一刻起，就能身临其境地观察病情，实实在在地接触临床工作，在病床边学习有关疾病的知识和医疗技术。基于在美国医院工作的经验，文恒理将美式医学教育模式引入圣约翰书院的医科教育之中。此时的西方，医学科学与教育正经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生物学特别是微生物学取得重大进展，显微镜、麻醉剂、杀菌技术等众多先进设备与技术相继问世，推动了西方医学的重大革命。在西方医学迅速发展的同时，欧美的医学教育也经历着一场改革：带徒制度逐渐退出、实验科学逐步引入、实验室等机构得到大力发展，这些都为文恒理等人的医学办学提供了借鉴。他们紧跟世界医学教育的发展潮流，积极谋划圣约翰医科的发展。1892年，当圣约翰书院成立正馆（即大学部）时，三年制的医学馆已成为书院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圣约翰医学教育的创始人，文恒理还十分热衷于当时中国医学界的学术活动。1886年，他倡议成立了中国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的前身），发行《中华博医》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的前身），并成立医学图书馆和医学博物馆（医学博物馆设于同仁医院内）。1910年，文恒理因慢性支气管疾患久治不愈，离职回美国修养。

■高等医学教育的“英美模式”

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为圣约翰学校（1906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改组后的圣约翰设立了新的医学馆，以培养专业的内外科医生为目标，在教学上也已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带徒式培训，采用英文教学，学制四年，文恒理出任第一任主任，同仁医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医学馆学习。改组后的圣约翰医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其头四班毕业生中就包括了萧智吉、刁信德、颜福庆、李清茂、牛惠林、古恩康等海上名医。这批早期毕业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近代中国医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圣约翰大学1948届医学院毕业生陆正伟在回忆刁信德教授时，写道：

某日，长窗开处，刁信德教授从此病房匆匆穿越而过，经过该病人床位时轻轻嘀咕了一声“This is a Leper”（这是个麻风病人）。恰逢两个青年医生江绍基和陆正伟正在该病房内，听到顿感惊愕，随即为此病人作了一个鼻拭涂片送化验室检验，果然发现麻风抗酸杆菌阳性。江、陆两个青年医生极为折服，回去再查阅有关文献，该病人各种临床表现确实符合麻风病患者的诊断。刁信德教授能对病人一瞥而作出正确诊断，这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刁信德教授这一手也的确是“神”了。刁信德教授曾主持麻风病院工作若干年，对此类病人见多识广，故能一目了然。据此，可见约大早年医科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敬业精神专注、临床经验丰富之一斑。

1905年圣约翰在美国注册立案后，医学部明确采用美国的医学教学模式进行办学，定学制为五年。1906年，学校定名为圣约翰大学后，医科进一步按照美国医学院的标准，提升入学标准，招收的医科学生必须先在圣约翰认可的大学或同等文理学院修业二年以上，然后再进行五年的医科学习（包括最后一年实习），毕业生授予博士学位。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成功合作

1914年3月，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会斡旋，圣约翰与该校医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将圣约翰医科与该校在广东岭南学堂所支持的医科合并，组建新的医学院，名称为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The Pennsylvania Medical School, being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由圣约翰大学直接管理。不久，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莫约西（J. C. McCracken）出任第一任院长。在莫约西的努力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引进了一批优秀的专业教师。自此，圣约翰大学的医科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虽然此后因建立联合医学院而出现过一些波折，但良好的办学根基已经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步入发展的辉煌期埋下了伏笔。

1918年，原计划在上海设立医校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圣约翰募集2万美元的基础上，赠款8万美元以加强圣约翰理科各系的设备配置及维持实验室之用。圣约翰用此款在苏州河北岸建造了一栋三层楼的新科学馆，化学、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层，并添置了不少设备，医学预科的教学条件因此得到加强。

由于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加之宽进严出的整体教学模式，和重质不重量的教学原则，使其毕业生的成才率非常高。

1920年至1937年间，对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来说，是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医学院的毕业人数呈总体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报考医学院的人数和实际入学人数也保持不断上升。虽然此时的圣约翰大学并没有向国民政府立案，其毕业生在法律上来讲是不会得到政府认可的，但其医科学生毕业后仍然十分抢手，主要原因正在于圣约翰医学教育的高质量以及当时社会对医学人才的巨大需求，很多政府部门也都招聘他们，良好的就业形势进一步增加了圣约翰医科的吸引力与知名度。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进攻上海。8月13日，日本军队轰炸了位于同仁医院西北面的火车站并开始入侵虹口。圣约翰大学别无选择，将同仁医院撤到大学校园之中。不久之后，又将同仁医院迁至海格路（今华山路）英国女童公学。1937年12月初，国民党军队西撤时，经莫约西和倪葆春等人的交涉，学校租下了毗邻圣约翰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前国立中央研究院房屋，将其改建为同仁第二医院（又称“难民医院”），专门收治难民和伤员。医学院亦迁至此处，医学院与教学医院终于合为一处。虽然战时环境恶劣，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依旧坚持办学，通过各种途径增添了一批实验设备和临床设施，并继续扩大招生，1942年的招生人数达到140名。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爱国知识分子们纷纷加入抗战医护工作的行列，他们组织医疗队到云南地区进行战地救护工作。领导和组织这些医疗队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倪葆春回忆道：“由于当时上海四郊已经沦陷在侵华日军手中，所以我们的招募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师生对于这一爱国行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同时，我们还从上海的教会医院里招募了很多护士，另外还招募了不少从苏州、常州逃到上海来的护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共招得七批医护人员。”

1943年1月，倪葆春被任命为救护总队副队长，负责在云南领导民众医疗队配合军医工作。他将众多医疗队布置在几百里的怒江前线。这些医疗队把当时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带到了滇缅线上。他们不仅热情地为战斗在公路运输线上的广大官兵服务，及时医治他们的伤病，还为沿线居民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必要的紧急治疗，如对滇缅公路西段傣族同胞居住地区发生较多的恶性疟疾进行了有效的防治工作。他们不分白昼黑夜，不分内科外科，病人来了立即诊治。如遇翻车等事故还需随车到现场救治，有的病员临时需要输血，医生、护士就从自己身上抽血给病人。医疗队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保障公路运输人员的身体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

■积极参与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新中国成立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1949年11月，上海市开展预防结核病的宣传工作，各大医学院的师生被派往公共场所收集唾液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认真完成了到相关工厂收集唾液样本的工作。

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就是防治血吸虫病。在接到华东卫生部指示之前，圣约翰大学医学院200余名同学就在医科学生会领导下，于1951年12月9日到松江地区的苍梧乡进行调查。1951年12月25日，华东卫生部召开各院校负责人会议，决定于寒假期间集中开展治疗血吸虫病。随即，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推举潘孺荪为大队长，着手组织血吸虫防治大队。在师生的热烈支持下，圣约翰组成了一支由225人组成的防治大队，除潘孺荪外，还有黄铭新博士、江绍基博士、陈彦裕博士等多位教师参与其中。

防治大队到达上海松江县后，被分为八个小组，在地方医疗保健人员的协助下前往不同的地区开展工作。与农民们一起生活的2个月时间中，他们共为2688个病人做了检查，给其中的1453人进行了全程治疗，并利用空余时间热情地为老百姓讲授医疗和卫生保健知识。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师生员工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新平台上依旧继续从事着血吸虫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1952年7月，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下达至上海各高校。根据调整方案，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将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至此，圣约翰大学的医学教育在经历了72年的风雨历程之后迎来了新生。

回顾历史，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声名鹊起，在近代中国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中崭露头角。1914年，当颜福庆与伍连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时，学会核心层中，圣约翰的校友占据显要地位，颜福庆、俞凤宾、牛惠霖、牛恵生等先后出任会长。据统计，自1901年到1952年，共有516人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在他们之中，颜福庆、牛惠霖、刁信德、王以敬、黄铭新、郭迪、董方中、周孝达、江绍基、曹裕丰、潘孺荪、肖碧莲日后都成为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

1864年，上海总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正式成立，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西医医院，也是全国建院最早的西医综合性医院之一，还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两年之后的1866年，传教士文恒理创办虹口医局，并于1880年更名为“同仁医院”，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的前身。正是在同仁医院，文恒理开始开办医学教育，成为圣约翰大学医学教育的起点。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英美派”医学教育的典范。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成为圣约翰学校，大学部设立新的医学馆，其定位是培养专业的内外科医生，采用英文教学，学制四年。1905年，随着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成功注册，医科教育开始按照北美医学院校的标准进行建设，其招收的学生必须先在学校认可的大学或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然后再进行五年的医科学习（包括最后一年实习），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20世纪30年代，经过数任院长的努力，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声名鹊起，根据医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协议，符合要求的医科毕业生可以免费到美国深造。同时，由于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GradeA（A级医学院）的标准，圣约翰大学授予毕业生的医学博士学位被美国各大学和医学院所承认。从1901年到1952年，圣约翰医学院共培养毕业生516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一代名医，其中包括了颜福庆、钮惠霖、牛惠生、刁信德、王以敬、黄铭新、郭迪、董方中、周孝达、江绍基、肖碧莲、潘孺荪、曹裕丰等。

医学院档案馆获赠一批圣约翰大学珍贵档案

2015年10月1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第11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召开。期间，医学院档案馆精心准备，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实物档案展。医学院档案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并积极与老校友们进行沟通，多次前往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查询圣约翰大学的历史资料，开展圣约翰珍贵历史档案的征集工作。在举办档案实物展览的同时，档案馆还利用为老校友们找到的，他们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的照片，制作了精美的电子相册，在大屏幕上播放。与会的校友们都十分欣喜，纷纷在电子大屏幕前寻找自己年青时候的照片并与之合影留念。档案馆也主动安排专人在现场为老校友们拍照，并印刷、邮寄照片。对那些需要查询档案的老校友，档案馆也积极接待，并竭尽所能为老校友查档提供便利服务。

此次展览为前来参会的圣约翰老校友们送上了一份美好的大学回忆。展览结束后，不少老校友们为表示对医学院档案馆热情、周到的服务的感谢和认可，将自己多年保存的圣约翰大学相关资料、刊物、录像带、照片、纪念品等共计308件实物档案，捐赠给交大医学院档案馆。老校友们表示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存放在交大医学院档案馆感到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