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年4月11日—1827年8月8日），女演员之子，英国杰出的外交家，他一反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的欧洲协调原则，抛弃了神圣同盟，承认了南美各国的解放，自诩用新世界来平衡旧世界，他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7年当了100天英国首相后就病逝于任上。

人们对坎宁的身世是否很体面这一点存有疑问。情况是这样的。坎宁的先世居于英格兰，但在十七世纪初移居到爱尔兰。他的父亲（也叫乔治·坎宁）是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在此之前，由于她与一个女人的不幸关系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场小小的争吵。他每年只有150英镑的补贴，对一位绅士来说，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了家族的宅第和继承得来的遗产，他为报刊撰写文章，并娶了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安妮·科斯特洛。他在坎宁一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坎宁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去了当舞台演员，但没有走红。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尊贵和受人尊敬的行业。她曾同一个演员同居。这个演员是个无赖，他遗弃了她，并把他的儿子乔治送上了“通往绞刑架的道路”。玛丽·安妮又找了一个朋友，并同他生了几个孩子。

不过，乔治有一个很有钱的叔叔，名叫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一位银行家。他的叔叔救了他，并让他像一个出生名门的青年人那样接受传统教育，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费，又供养他上学读书。与此同时，他母亲再此结了婚，这次是一个名叫理查德·胡恩的丝绸商，他也当上了演员。玛丽·安妮始终是令他儿子感到担忧的一个原因。坎宁在1781年转读伊顿公学，后在1787年入读牛津大学的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上学。在大学里，他是十分活跃的份子，他组织了辩论会，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辩论者。又主编过一种校刊---《微观世界》，他得以用50英镑的价格向一位发行人售出了该刊的版权，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孩子。至于他的看法是否处于真心，是否具有年轻人在从政时所必不可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就另当别论了。坎宁的才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己。人们嘲笑他的才能，记着他那位当演员的母亲。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伦敦爱尔兰俱乐部的成员。另外，他在大学和不少人结成了好朋友，例如有利物浦勋爵、格兰维尔·勒文森-古尔和约翰·胡卡姆·弗里尔，还有他叔叔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外交家，土耳其问题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坎宁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学士学位，翌年取得律师资格，并在1794年7月6日成为文学硕士，但他真正的志愿是当政治家。

斯特拉福·坎宁是辉格党的支持者，所以早在1780年代，他便介绍坎宁给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埃德蒙·伯克和理查·布林斯里·谢里敦等辉格党员认识（其中谢里敦和坎宁更结成了毕生好友）。可是，坎宁清贫的家境与微薄的财力，显得他在辉格党的政治前途非常暗淡，因为辉格党的领袖们，都是一些抗衡君主的富有贵族和地主。再者，当1790年代初爆发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以后，坎宁变得更为保守。

坎宁在真正涉足政治的时候，他选择了保皇的托利党，某些批评他的人认为这种变化太突然了：背叛变节早已司空见惯，谁也不想去抨击这种行径；但是这类例子却是前所未闻；一个学生也会改变他的面孔。据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就说过），一天，激进分子戈德温在舰队街拜访了坎宁。他对坎宁说，当革命到来时，英国的政治激进派想让他当领袖。人们还说，这一可怕的前景迫使他投入了托利党的怀抱。当时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由于欧洲大陆发生的事变，托利党变得更加保守，而辉格党则分裂为两部分人：一部分虽然没有宽恕恐怖时代，但却容忍了法国革命（如霍兰勋爵），激进的查尔斯·格雷勋爵要求进行改革运动；另一部分则被这场革命吓破了胆，如埃德蒙·伯克，应该说，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仇视对坎宁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坎宁对他在牛津大学所接触到的保守主义是喜欢的，不久他就成了政治性刊物《激进》双周刊的一名活跃的撰稿人。他得到托利党领袖小威廉·皮特的赏识。在小皮特的协助下，坎宁在1793年成为下议院议员，代表怀特岛的新港，但事实上，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腐败选区。

坎宁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和作家，这使他很快便受到英国政坛的注意。他在下议院所发表的演说，有人认为他过于矫揉造作、锋芒毕露。他为小皮特的支持者注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总而言之，他的才华使他在小皮特的派系中渐具影响力，除了影响小皮特政府的政策，更使他在后来成功加入内阁。

另一方面，坎宁不止于在国会发表演说，更破天荒地在国内四处发表演讲，进行竞选活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新尝试。凭借著自己的魅力和许下的诺言，坎宁很快便有一批忠于他的支持者（即后世所指的坎宁派）。可是，坎宁也是一位自负与武断的人，他在辩论中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常把一些有才华的潜在支持者拒诸门外，也使许多人成为他的政敌。

虽然无法肯定，但是看来他同布伦威斯克的卡洛琳、已经于威尔士亲王分居的太子妃关系暧昧。他同卡洛琳的关系是危险的，而他却有幸逃避了这种危险，只是感情上引起了一些波动而已。

在1795年11月2日，坎宁获聘任为外务次官。任内，他是小皮特的忠实支持者，结果时常和辉格党的外相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勋爵发生争执，最后他在1799年4月1日辞职。

1799年，坎宁出任管理委员会专员，又在1800年改任军队主计长。对于一个投身于政治生涯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说，在财政上应该获得某种支持是重要的，1800年，他爱上了约翰·斯科特将军的女儿琼·斯科特。斯科特将军因从事冒险事业而赚了50万英镑。坎宁同琼·斯科特结了婚。自那以后，他一直活得很快活（他们有四个孩子）。他拥有10万英镑的财产，这使他能够投身于公共事务。他还领取军需大臣职位的一半年俸，从而使他能够在小皮特和国王因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而闹翻之后退职。坎宁在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顺从地，但并非情愿的辞去了职务。

他作为爱尔兰最衰败的选区之一---特雷利选区的议员重返议会。他干了许多事情来推翻亨利·阿丁顿政府。当小皮特在英国重新发动对拿破仑的战争后再度执政时，他赏了坎宁一个海军司库的职务，坎宁对此感到失望。直到小皮特去世，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我绝不再当宠儿了，”他对妻子说。在三年中换了两届政府之后，他当上了波特兰公爵政府的外交大臣，时年37岁。到了这时，他在议会中那种咄咄逼人的作风已经有了改变。

此时，欧洲发生了对英国不利的急转直下的事变。拿破仑和沙皇在涅曼河上一条船上会晤，并签署了包含这样一项秘密条款的条约：法国将占领丹麦的部分领土，并夺取丹麦的舰队。坎宁的间谍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坎宁没有坐等事态的发展。他调兵遣将，向哥本哈根派出了部队和海军。国王乔治三世对这个大胆冒失的行动惊恐万状。反对党则隐忍不发，等待这个行动遭到失败。坎宁向他的妻子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措施，如果遭到失败，嗯，我们就必定被弹劾，而且我想---在审判时难免还会给我最最亲爱的人准备一个证人席。”对哥本哈根进行了三天的炮击之后，丹麦人同意交出他们的舰队。这个冒险行动获得了成功。

拿破仑想建立针对英国的北方联盟的计划破产了。但是，后来英国制定的军事计划也是失败的。当时，坎宁与战争及殖民地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在调动军队的问题上发生不和，坎宁曾承诺葡萄牙，会尽早发兵援助，但卡斯尔雷却把军队调往荷兰。结果政府因两人的纷争而濒临瘫痪。首相波特兰公爵由于身体欠佳，无力作出调停，亦无法有效继续领导政府。于是，坎宁威胁波特兰公爵，若果不以韦尔斯利勋爵取代卡斯尔雷勋爵，他将会请辞。波特兰公爵最后答应了坎宁的要求，并将两人间的协议保密。

卡斯尔雷在1809年9月得悉两人之间的协议，除了感到十分愤怒，确信坎宁不是一个忠诚的同僚，他向坎宁提出了挑战。两人1809年9月21日举行在普特尼希思进行了决斗。坎宁的子弹没有打中，卡斯尔雷击中了他，他的大腿受到轻伤。卡斯尔雷扶着坎宁到他的外科医生那里疗伤。坎宁写信给他的朋友，对这次决斗作了有趣的描述。他推荐卡斯尔雷做手术师，假如他的朋友想重复这种经历的话。

波特兰公爵在担任首相期间，在内阁开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他死于1809年，坎宁认为，凭借辉格党的支持，国王可能会启用他。坎宁遂向国王乔治三世自荐出任首相，但乔治三世却选择了比他年长八岁斯宾塞·珀西瓦尔。“坎宁唯有再次离开政府，而令他安慰的是，卡斯尔雷也选择辞职。

富有魅力，才智过人，有坚定的信念---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所有这些条件，乔治·坎宁都具备了。他甚至很有钱，或同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为什么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同时代的人眉宇之间会掠过一丝阴云呢？他的一位朋友说“他视政治如儿戏，他全然不顾原则，如果这种原则妨碍他实现获得权力的目标的话。”

过了三年，在珀西瓦尔被暗杀之后，坎宁和卡斯尔雷就言归于好了。1812年，凭着他在支持贩卖奴隶问题上的立场，他当选为利物浦议员。利物浦勋爵再次委任坎宁为外务大臣。他拒绝了，因为他卡斯尔雷将担任下院议长。坎宁虽然很有天赋，但是，一种嫉妒心和那种无法控制的玩弄权术的欲望折磨着他。1814年，他出任驻里斯本大使。辉格党人认为这项任命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政治举动。

后来他回到政府中，担任控制局（他负责监督东印度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印度事务部）局长的职务。正是他担任此职时，乔治四世登上了王位，并提出来如何处置他的配偶---布伦威斯克的卡洛琳-----的问题。坎宁同卡洛琳的友情是众所周知的，这使他处于难堪境地。在卡洛琳王后受审时他辞职了。公众是站在王后这一边的，只有少数人赞同针对王后所写的这四行诗：姿容出众的王后，我们恳求你，离去吧，罪孽也随之消失。虽然这样做并非轻而易举，但无论如何也要请你离去。卡洛琳挫败了国王想同他离婚的企图，但不久她就去世了。坎宁痛悼说：“她具备伟大而优秀的品质--尽管也有过失。”

除了公众认为坎宁有野心外，他的才智还给他带来了轻率的名声，大财主也不信任他。到了1822年，他在绝望中放弃了政治斗争，准备到印度去当总督。突然，局势发生了突变。卡斯尔雷自杀了，外交部出现了空缺。国王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坎宁---王后的朋友（在许多人看来是王后的情夫）---显然是担任外交大臣的合适人选。确实，为了王室的名誉，难道他不应该摒弃坎宁这样的人吗？然而，在征询威灵顿公爵的意见时，威灵顿公爵坚持认为，与此相反，国王的责任是启用坎宁。

坎宁在吻过国王的手之后说，对他的人任命使他犹如拿到了一张进入奥尔马克俱乐部的入场券。而且发现入场券的背面写着这样的字：“接纳无赖。”

作为外交大臣，他很快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他用他的智慧取悦国王，通过操纵下院博得首相利物浦伯爵的欢心。他以非凡的勤奋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比如，他能同时口授两份急电，一份关于希腊问题，一份关于南美问题。此外，他还通过让王后的女侍长科宁厄姆夫人的儿子弗朗西斯科·克宁厄姆勋爵在外交部任职来取悦乔治四世。这位夫人的前情夫之一庞森比勋爵被派往南美任职，使王室再也怀疑不着他。坎宁为博得国王的欢心而无所不用其极。他的策略师坚决的，即使对一个托利党来说，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他不愿同正力图把欧洲置于专制制度枷锁下的反动国家集团发生任何关系。他曾派威灵顿公爵参加1822年维罗纳会议，以表明在入侵西班牙并镇压那里的进步力量的行动中，英国不会与法国的波旁王朝合作。与此相反，当其时已被反动国家征服的西班牙建议推翻葡萄牙的民主政府时，坎宁派了英国部队去帮助葡萄牙人。

他既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又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为了欧洲，他说，请研究英国吧，人们喜欢他执行不受约束的、有力的和大胆的政策。国王的随从则激烈的反对他的政策。国王本人对此也感到惊恐，直到情况清楚的表明，坎宁将获得成功。

正是在南美，他使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发生了最引人注目的决裂。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已经脱离了西班牙，1823年神圣同盟决定由法国派兵前去镇压，坎宁坚决反对。他拉拢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重新执行光荣孤立的宣言。他生命只承认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实现的现实，机承认它们的独立，反对任何武装干涉或把这些殖民地转入法国之手的企图。坎宁还拒绝参加1824年梅特涅建议就拉丁美洲问题召开的全欧会议，声明也不承认会上将通过的任何决议。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内阁尽快同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贸易谈判，争取早日打入这个广阔的市场。根据坎宁的建议，1825年1月，英国承认了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的独立，同他们建立了外交、贸易关系。英国也承认了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独立。坎宁的政策给了梅特涅及其神圣同盟的声誉以沉重打击，赢得了政府和议会两党多数人的支持，恢复了英国在欧洲的威望。

他在下院说，“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用以改变旧世界的力量对比。”在1826年充满信心的日子里，这是他的典型话语，他的被密信发给驻海牙大使的著名诗句也属于这种情况：荷兰人在贸易上错上加错，他们与人甚少却要求甚多。驻海牙大使馆的秘书念了两遍电报。他说“这个电报措辞怪诞。”他没有注意到它是押韵的。就在当时，荷兰政府对英国提出的共同降低关税的建议正感到头痛。这个建议时坎宁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内容之一。

希腊问题是坎宁给梅特捏和神圣同盟的最后一击。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梅特捏主张镇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动摇不定。英国支持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斗争，赞助希腊独立。1823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统治任何伦敦外交使节，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为交战双方，这是对希腊起义者的公开支持。英国政府还同希腊起义者建立联系，表明英国承认希腊革命政府委员会是合法权利机关，英国银行业表示愿意给希腊贷款。坎宁的声明使神圣同盟各国，特别是梅特捏大惊失色。

20世纪末期的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比较卡斯尔雷和坎宁道：卡斯尔雷子爵是寡言少语的保守派，通过妥协、谈判和国际协议来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防止战争爆发）；坎宁“吵吵嚷嚷”，是自由的理想主义者，热情地相信大不列颠的历史使命是向全世界传播民主价值观，如有必要可使用武力。一个是不辞辛劳的实用主义者，另一个是机智善变的自由主义者。

翌年，利物浦伯爵中风了，情况严重，而且很明显，他绝不能康复了。托利党中的右翼可怕的认识到，坎宁是最可能的继承人。坎宁肯定会力促天主教徒的解放。在此问题上，他同托利党的半数人有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托利党中的右派强烈要求国王任命威灵顿。坎宁的反击毫不含糊，“先生，你父亲摆脱了辉格党的控制。我希望陛下你将不再受到托利党控制之苦。”国王的脸红了。“要是那样我就不是人。”他说。

1827年，坎宁在57岁时出任首相。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靠服鸦片酊度日。同时，他也遇到了麻烦。自从维罗纳会议以来，威灵顿一直对他抱有恶感。在那次会议上，威灵顿作为英国的代表，被迫违心的执行坎宁的政策。当时，欧洲各君主国为了帮助波旁王朝，决心出兵西班牙。威灵顿是赞成这个计划的，但他却承担了令人烦恼的任务；英国将不参加这一干涉。因此，威灵顿感到耻辱。现在，他拒绝在坎宁领导的政府中任职。更有甚者，他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罗伯特·皮尔也不愿意担任职务。同时间，利物浦勋爵的五名内阁官员，和40名初级官员也不愿追随坎宁，组成新政府。在当时，托利党已出现了严重分裂，分成了“高级托利派”（又称极端份子，）和温和派，当中，只有温和派支持坎宁。坎宁发现自己难以组成政府，便唯有邀请辉格党成员加入政府，其中包括兰斯多恩侯爵等人。在新政府不讨论有关国会改革的议题由于任用辉格党人，坎宁给自己制造了新的困难。坎宁反对国会改革，而辉格党则支持改革，很久以前曾受过坎宁欺压的查尔斯·格雷勋爵，使坎宁受尽凌辱。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被迫搁置起来，他提议修改谷物法的主张也受到挫折。

他在对外事务方面比较成功。为了援救正在为反对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希腊人，他同俄国和法国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被摧毁了。当这一消息传到英国时，坎宁已经与世长辞了。

多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温莎参加约克公爵的葬礼而着凉后，他的病急剧恶化了，由于非常痛苦的腰部风湿痛折磨着他，他住进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别墅（巧合的是，福克斯于21年前在同一所房间逝世）。1827年8月8日，他在那里去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遗孀被封为女子爵。威灵顿公爵写道：“坎宁先生若是晚些去世，好处可能更大，不过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

坎宁担任首相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他是一个集各种观点于一身的奇特人物---在诸如对外事务和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他是一个开明派，但在处理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浪潮时，他采取的是一位传统的托利党人的做法。正如格雷维尔所说，他本来可以控制变革的浪潮，但是，“白痴一样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用他们的疯狂、愚蠢的敌对行动把他逼死了。”他去世前的几周曾说过：“我们正处于财产和人口之间进行一场重大斗争的边缘。”只有制定一项最开明的法案，这种斗争才能避免。舞台已准备就绪，改革之戏剧即将开演。

坎宁时常被后世评为“浪费掉的领袖”（lost leader），而且有不少人猜测，假如坎宁没有早逝，英国将会有甚么光景。在现实中，坎宁死后，温和派托利党和辉格党组成的政府在戈德里奇子爵带领下，最终在1828年初垮台，并由威灵顿公爵接任首相。威灵顿公爵的内阁，最初也有一些坎宁派加入，但不久以后便悉数被“高级托利派”所取代。结果，不少坎宁派的成员转投辉格党，但却在后来的选举被托利党痛击。不少历史学家认为，1827年的托利党分裂，使托利党在1830年代出现变革，渐渐演进为今日的保守党。因此，对于坎宁没有早逝的假设，至今仍众说纷纭。

一些后世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如本杰明·迪斯雷利，却视坎宁为自由的一国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的先驱者，相反，罗伯特·皮尔从男爵则遭受他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