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说集》是2006年1月1日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鲁迅。本书收集了鲁迅先生和其弟周作人一起翻译的外国优秀小说。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
《域外小说集》 - 出版 1909年，
鲁迅与
周作人在
东京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译作《域外小说集》，共两册，收作品16篇。译文为文言。鲁迅后来说它诘屈聱牙，似有不满的地方。初版时，曾有序言一篇，作者云：“《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
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
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
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
群益书社出版
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只有三篇小说是鲁迅所译，安德烈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询的《四日》，其余均出自周作人之手。作者大多是
俄国及
东欧弱小民族的，像
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这些小说，均有一种苦难的意识，作品深处是底层的
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鲁迅后来写小说，多少也受到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他自称自己的一些小说，分明还带有安德烈夫的阴冷，看来初期的翻译，确实对其小说的写作有所暗示，所谓精神表达式的某种渗透，正是这样的。 《域外小说集》 - 广告《神州日报》在表示“志谢”的第二日，又刊登了鲁迅自拟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他当时推广介绍的努力并不止于赠书。这则广告又曾刊登在《时报》上，时间比《神州日报》还早一天：“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译，裴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
绎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阑(兰)一篇，英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在近日小说中所未覩也。每册小银员(元)叁角，现银批售及十册者九折，五十册者八折。总寄售处：
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会稽周树人白。”可是尽管在报上刊载了广告，这本书的销路却不好。鲁迅于1920年所作的《域外小说集序》中说：“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至于销路不好的原因，鲁迅则归于当时读者尚未习惯于阅读短篇小说，“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
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但篇幅恐怕并不是主要问题，如光绪三十二年灌文书社出版了《短篇小说丛刊》，同年鸿文书局出版了《短篇小说丛刻》初编，二编则于翌年出版，
宣统元年时报馆出版了《短篇小说合璧》，宣统二年
群学社《短篇小说十五种》；至于各书局不断再版、三版的各种侦探小说集，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也都是短篇小说。在晚清1075篇有标示的小说中，标“短篇小说”、或“短篇”的共178篇，占据首位，标“侦探小说”、“
社会小说”与“
言情小说”的依次列于其后。可见当时短篇小说并非销路不行，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误解。短篇只是篇幅上的划分，若论其题材，当时流行的其实主要还是侦探小说、社会小说与言情小说，而《域外小说集》所选的作品，与读者中流行的口味并不合拍。鲁迅在1920年的那篇《序》中曾说，他后来看到某杂志上登载《乐人扬珂》，竟标示为“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但出版商之所以如此标示，目的就是想引起读者的兴趣。销路不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是寄售处的选择。晚清时书籍寄售一般都是委托书局和书庄，那儿读者来往多，销售自然较为捷易，而当时书局与书庄大多集中在四马路一带。可是，鲁迅委托的寄售处却是“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笔者曾检阅过晚清各报数百则售书广告，惟有《域外小说集》的寄售处不是书局或书庄；而且，那时报上刊登的小说广告多有
内容提要，拟稿者往往煞费苦心，故弄玄虚，或制造悬念，使读者产生阅读的冲动，可是鲁迅所拟的广告只是抽象地称“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等十余字，一般读者即使读到这则广告也弄不清作品内容究竟是什么，不特地到那家绸庄去购买也是情理中事。
[1]《域外小说集》 - 序言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
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
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 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
〔3〕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
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
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
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2]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
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
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一九二一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