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佩皮斯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著名的《佩皮斯日记》的主人，其日记包括有对伦敦大火和大瘟疫等的详细描述，成为17世纪最丰富的生活文献。曾任英国皇家海军部长，是英国现代海军的缔造者，他治下的皇家海军舰队为日后英帝国统治海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以会长的名义批准了牛顿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出版印刷。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2.23－1703.5.26），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海军大臣。以散文和流传后世的日记而闻名，出身于伦敦一裁缝家庭。早年肄业于伦敦圣保罗中学，1650年入剑桥大学，1653年获得学士学位，晚年以大盘珍藏图书和手稿献给母校剑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1662年起，他悉心专研海军的的各种有关业务，调查军需品价格，为王室节约开支，同时建立契约与备忘录并抄存公函副本。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伦敦发生鼠疫和大火，他坚守岗位，赢得了国王查理二世的信任。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原海军大臣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改信天主教，被迫辞职。佩皮斯遂晋升为海军大臣，同时成为国会议员。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取得的最高成就是，经国会批准建设30艘新军舰，恢复英国对法国，荷兰的海上均势。

他在海军方面提高功效反对腐化的努力遭到权贵们的嫉恨，受到污蔑陷害，一度深陷牢狱，幸而查理二世解散国会，他才摆脱杀身之祸。1660年他到海军任职后，不但使英国海军实力增强了一倍，并为之创立了秩序、纪律和服役质量的优秀传统。他的改革的第二部分是在1677年引入了中尉考试，任何候选人都不能参加考试，除非他们至少20岁，拥有所有前任指挥官颁发的能力证书，并且已经积累了三年的航海时间，其中至少有一年是作为一名军官候补生度过的。考虑到军舰在港口或锚地停留的时间比在海上航行的时间长，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海军服役六到七年。专业考试的概念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惊人的创新。例如，英国陆军在十九世纪之前不会考虑对其军官进行胜任能力测试。这些改革的影响是渐进的，但随着18世纪的发展，皇家海军军官的专业精神与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海军专业化较低国家之间的鸿沟开始逐渐扩大。慢慢地，能力在海军中变得比阶级和背景的概念更受重视。这使得詹姆斯·库克（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甲板工人）或纳尔逊（农村牧师的儿子）等人能够在海军中崛起。

他退休在家14年间，经常与著名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文学家约翰·德莱顿等名流学者书信往来，过从甚密，并收集资料准备撰写英国海军史，全书未成，仅于1690年写成前言，题为《1688年12月前10年间皇家海军状况回忆录》。佩皮斯主要以其27岁到36岁（1660年1月1日-1669年5月31日）10年间日记闻名于世。日记是用速记写的，计四开本6卷，共125万字，是一部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成为继《圣经》和詹姆斯·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之后，英语中最佳床边读物。作者在其中表现了用寥寥数语生动概括一个人物或者一副图景的天才。他对王政复辟，查理二世的加冕典礼、伦敦大火（1665年）和伦敦大瘟疫（1666年）等的详细描述，成为17世纪最丰富的生活文献。他治下的皇家海军舰队为日后英帝国统治海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的官场生涯也充满了陷阱与戏剧性的变化。

塞缪尔·佩皮斯最大的成就是策划了皇家海军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军官队伍的专业化考试选拔方式促成。

佩皮斯早期的职业生涯是在海军委员会，在那里他获得了建造、维护和操作军舰复杂性的第一手知识。就像今天一样，船只是武器平台，需要专家团队来保持其功能：水手长和水手需要维护数英里的索具和数英亩的画布；炮手保持炮台的运作；后勤人员确保数百名船员在海上数月的衣食住行。航海长与领航员运用数学知识使船只安全航行。但后来，这些船只被安排由国王委任的军官负责，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也往往不想学习。

对佩皮斯来说，阶级是问题的根源。当时的社会是高度分层的，尽管律师、医生和商人的专业阶层不断壮大，但陆军和海军的军官队伍主要来自士绅和贵族。绅士被广泛接受的角色是代表他的君主带领军队投入战斗，履行这一职责奠定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任何与贸易的联系或对商贸职业的追求都可能玷污一个人的绅士身份。佩皮斯担心的是“绅士不是水手，水手也不是绅士。”

都铎王朝时期就有机地发展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有两个级别的军官分立。该船的专业水手是未获得国王委任的准尉（Warrant Officer）——担任水手长、炮长、木匠、航海长（Master）等职位的人。他们负责将该船带到适合的战斗位置，并维护船只运行。一旦到达战场，船长（Captain）和委任军官（Commissioned officers）将接管指挥船员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但随着军舰变得越来越先进，这一制度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佩皮斯的文件揭示了他的担忧，即有太多“无知和无所事事”的中尉通过“宫廷里的利害关系家庭”获得了委任。他担心未来“真正幸存下来的少数指挥官会被耗尽。”佩皮斯决心培养专业军官来取代他们的位置，无论是水手还是绅士。

改革的第一步早于佩皮斯1673年进入海军部。1668年，非现役军官实行半薪制。这意味着，当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军官们将可以接受未来的征召。除了对海上伤亡军官的补偿计划外，这些措施使那些没有私人收入的人能够获得长期的海军生涯。佩皮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了这个行业。在海军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海军委员会应对航海长（Master）进行正式的航海考试。佩皮斯建议对希望成为中尉的候选人进行类似的考试，这是最低的委任军官军衔。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非常明智，但要求绅士出身的军官通过考试获任，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概念。几乎一个世纪后，其他海军才会推出类似的考试；英国军队直到19世纪才这么做。会议记录显示，这个想法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但佩皮斯已经做好了准备。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斯都是热衷于海军改革的人，他们出席会议支持了佩皮斯的观点。事实上，一些海军历史学家推测，王室兄弟可能是这一想法的幕后推手。无论如何，结果是委员会指示佩皮斯把它变成具体的东西。

佩皮斯利用中尉考试的介绍来介绍他真正革命性的想法。这是通过未来绅士们小时候获得的实践经验进行的军官培训。他通过在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中尉考试之前强加先决条件来实现这一点：候选人必须年满20岁，拥有所有前任指挥官的能力证书，并积累了三年的航海时间，其中至少一年必须是海军候补生。

这些看似合理的改革，但其效果是引入了佩皮斯想要的学徒制。因为17世纪的船只通常有一半的时间在港口（它们在冬天不出海），三年的出海时间实际上意味着在海军服役六到七年。在20岁之前积累这一点意味着从13岁开始上舰实习，这是陆地上大多数学徒制的开始年龄。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的这一年，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自身责任。在改革之前，“海军军官候补生”是一个模糊的军衔，允许自愿绅士志愿者在船上服役。在佩皮斯的领导下，它成为了一个军官培训级别，有前途的年轻人在这个军衔级别上学习航海和航海的实用技能。

佩皮斯并不是事事如意。他最初的建议是由三一学院（Trinity House，举行航海长考试的组织）进行中尉考试。但事实证明，平民凌驾于绅士之上的想法对海军部来说过于激进，海军部反而成立了由三名高级海军上尉组成的小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走后门”和裙带关系，就像1777年年轻的海军候补生霍雷肖·纳尔逊参加考试时一样。尽管他在考试中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但主考官是他的叔叔莫里斯·萨克林，这意味着纳尔逊的年龄没有被仔细调查。当时他只有18岁半。军官首先担任海军军官候补生的规定也被证明是有争议的，但在这里，佩皮斯决心为所欲为。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决定权交给了一群上尉，其中包括几位英荷战争的资深指挥官，包括未来的达特茅斯勋爵乔治·莱格上尉。当莱格被问及他是否曾担任过海军候补生时，他回答说：“没有，从那以后，我付出了很多痛苦的代价。”他补充道，强迫绅士自愿担任海军候补生将“团结军官，并打破绅士和海员之间的阶级对立。”这项措施得到了批准。从1677年起，任何候补生都必须先学习专业知识，然后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皇家海军服役。

起初，这些改革的效果是渐进的，在投入使用的第一年，只有两名中尉通过了新的考试，但慢慢地，皇家海军军官团体开始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18世纪之后，英国海军军官的专业精神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主要对手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慢慢地，能力在海军中变得比阶级和背景观念更受重视。1781年的候补生征召数据当中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其他”类别的人数激增，该类别由受专业和贸易/商人影响的男孩组成。这一增长对士绅关系的影响最大，使后者数据与1771年的样本相比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在海军军官候补生和其未来配偶方面，1771年贵族关系的强劲表现之后，1791年的贵族关系占比大幅下降，这表明这些变化使成为海军军官作为贵族的职业选择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却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追捧。

法国的太平洋探险家都是贵族，不像极有能力的詹姆斯·库克船长，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艘运煤船的甲板工。当然，特权和庇护仍然很重要，但即使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一名军官仍然必须完成候补生生涯并参加考试。一些不称职的军官确实成功通过了考试，但他们只是极少数。这种精英政治的发展在纳尔逊周围的“兄弟帮”中达到了顶峰，他们每个人都是水手和绅士。

佩皮斯之前因为需要出版自己的书《鱼的历史》而花光了皇家学会的资金，此时牛顿的《原理》（包含万有引力定律、运动定律、经典力学的基础）正好写完，由于皇家学会没有钱提供资金印刷出版，而差点导致《原理》无法出版，后由埃德蒙.哈雷（哈雷彗星以此命名）出资金赞助才得已出版。佩皮斯用他那本“适合在冬日的壁炉前阅读”的《鱼的历史》的出版后所得钱还了哈雷所赞助的牛顿《原理》，听说牛顿和哈雷为此还和佩皮斯打趣的说：“确实适合在壁炉前阅读，毕竟会烧的比较旺。”

佩皮斯于1659至1669近十年间以日记的形式完整记录了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见闻琐事，大到1665年的大瘟疫和1666年伦敦大火灾，小至家里的浴室和Kenelme Digdby爵士制作小蛋糕的精确配方。Samuel Pepys: Diary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之作。日记原稿六本，全部以速记符号写成。佩皮斯一生爱藏书，他的遗嘱郑重其事，将藏书及日记留赠给剑桥，由莫狄连学院Magdalene College保存。日记清楚显示在藏书目录里，但无人问津，埋没了百多年，直至1818年，由于与佩皮斯同期的历史人物John Evelyn的日记出版大获好评，当时莫狄连的院长才“发掘”出佩皮斯的日记来，把工作交给了一名穷学生John Smith。他日以继夜，花了三年时间，把佩皮斯的3102页除了极不雅部分之外全译出来，长达9325页原稿，所得的报酬只是二百镑。但最讽剌的是，其实译码索引一直都是在藏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