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功能失调：美国社会学家
默顿提出了与“功能”相对的“功能失调”这一重要概念。它是指不利于一个特定体系的适应或调整的，可以观察到的结果。在
大众传播中，在一定条件下，如被社会集团或个人滥用时，某些
传播功能会受到损害而产生消极的负面后果，这就是传播的功能失调。（功能和功能失调，显功能和隐功能，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前者着重表明它们对社会体系有利还是不利，后者则强调它们能否被社会成员所认识和是否社会成员所期望的。）
：Consequences that are undesirab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welfare of society.
在现代社会里，
大众传播执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的。大众传播的功能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正确认识大众传播的正反两方面功能，才能营造有利于发挥其正面功能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极作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关于
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一是结构-功能学派的倾向。这一学派认为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必要的功能。具有这一理论倾向的代表性观点有：美国政治学家
拉斯韦尔概括的传播“三功能说”——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社会学家C・R・赖特提出的“
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以及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所总结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可以看出，具有结构-功能学派倾向的学者概括的是大众传播积极的社会功能，是从正面加以肯定的。 二是冲突学派的倾向。冲突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即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
拉扎斯菲尔德和
默顿对
大众传播功能的分析，就具有这一倾向。
他们于1948年合著发表的《传播研究》一书中，着重考察了
大众传播及其载体大众传媒的非正面功能，既有中性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强制规范功能”，更主要的是消极作用或者说是大众传播失调后的负功能，包括四个方面：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这四种负面作用被他们形象地命名为“社会麻醉”功能。 “社会麻醉”是典型的
传播功能的失调。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每天在读，在看，在听，在思考，但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活动当作现实行动的替代物。他们有兴趣，有知识，接受了众多的信息，也有关于未来的种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听完广播，看完电视，读完报纸以后，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
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二战”后，西方媒介内容煽情化、浅薄化、
低俗化倾向加剧，“社会麻醉”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这种现象愈加严重。针对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情形，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
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水裹挟着广大受众，使他们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成了一种“心理暴力”。 在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的，而到了今天，电子媒介和网络大行其道，高效率的传播能力、海量信息和广泛的普及，使这种“社会麻醉作用”有增无减。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下，艰于呼吸却又乐此不疲，他们或是感觉不到媒体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们的视线被媒介所牵引，心智空间被媒介完全占据，成为媒体操纵下的“提线木偶”；他们从媒介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满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变化都以媒体内容为“脚本”；他们的现实欲求被不断地刺激和放大，社会行动能力却在不断降低。
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一书里，美国精神医学家D・格林就不无讥讽地写道，电视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许多美国人退化到了只会“边看电视边吮吸手指”的地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
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接触媒介的时间和范围都极大地增加。媒介在发挥正面影响的同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麻醉”的负面影响，西方学者所分析和批评的现象在中国也基本上存在。近年来我国有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例如关于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对“
网虫”和“电视的一代”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电视的一代”是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以“跟着感觉走”为行为方式，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内心世界是孤独而封闭的，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借鉴美国社会学家D・里斯曼的《
孤独的人群》所指出的观点：社会性格的形成方式经过“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后，到达“他人引导”的阶段。而“他人引导”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引导，媒介引导的结果是批量生产出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人格深度的“单向度”的人。这其实就是媒体日复一日地“麻醉”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可以说，现代社会变幻不定、大起大落的各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正是“麻醉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传媒的“社会麻醉”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它是
大众传播负面作用中影响最大的。现代传媒通过市场运作，介入社会权力和影响社会制度，作用于现代人的人格和心智，如果任其“麻醉”作用泛滥，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肌体。所以，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制度的规范和文化的引导，从而尽量规避传媒可能带来的否定性社会影响。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把这些社会弊端完全归罪于媒介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