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有两家影响较大的《大公报》，即诞生于1902年6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和诞生于1915年9月1日的长沙《大公报》。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天津《大公报》，而不知道长沙《大公报》。其实诞生在社会剧烈动荡中的长沙《大公报》，一诞生便表现出了锐不可当的气势。

长沙《大公报》的创办人多出自于《湖南公报》。原《湖南公报》的一些报人，如张平子、张秋尘、龙兼公等脱离原报创办新报，定名为《大公报》。1915年大公报社于首期的《本报宣言》中便指出另办新报的原因在于“不屑学彼轻薄杨花之政客，以堂堂之新闻事业为做官发财之媒介”，“舆论为国家之重”，故报社要坚守“以言论贡献社会”，并指出这是“新闻家之信条”。

1919年，长沙大公报实行改良，设“新闻”、“研究”、“杂纂”、“调查”等四个专栏。1919年11月8～10日该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芝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担任报纸的职务，并由此开始为该报撰稿。

《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12月31日停刊，坚持30多年。“这三十年中，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处此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九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

长沙《大公报》诞生于1915年9月1日，该报为日报，每日一期，共三大张、十二个版面，其中第1、4、5、8、9、12页为广告；第2、3页刊载社论及国内外要电；第6、7页为国内新闻；第10页登载本省(湖南)新闻及评论；第11版为副刊。此后大体维持着8—12个版面。

自长沙《大公报》诞生伊始，关注底层社会民生便一直是其特色，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政局相对稳定，报社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一传统在1929年后得到了延续。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完整收录了时间横跨三十余年，期数超过八千的长沙《大公报》，其中丰富的史料价值，更有待读者诸君发现。

长沙《大公报》作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著名的民营大报，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广告载体的形象出现，各类广告更是长期占据着该报近半的版面。为了让广告更好地吸引读者注意力，让其有效地吸收信息，该报采用了更为高级、有效的宣传策略，分别从广告诉求、广告创意和广告表现三方面使广告更具艺术性和实用性。

长沙《大公报》是民国时期的湖南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更是1915—1927年间湖南最为重要的报纸，此一时段的长沙《大公报》之史料价值已得到学界之关注。2008年以来，涌现了许多关于此一时段的长沙《大公报》之研究，并且诸多关于民初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均运用到了长沙《大公报》。可以说，1915—1927年的湖南大公报目前已经成为了研究民初湖南地方史，尤其是民初湖南政治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1922年12月，长沙市印刷工会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谈判结果，资方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12月13日，《大公报》的总编辑李抱一对此发表了一篇时评，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说是“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非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读者有点莫名其妙，问主笔张平子，同一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张平子回答说：“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