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方法论‌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对女性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研究以及为女性而做的研究。这种方法论不仅关注女性的经验和视角，还强调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认为女性主义的研究是女性所做的研究，因为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可以拥有知识，女性只能拥有经验，而经验是低于知识的。可是女性主义的研究坚守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有女性主义者主张：“所谓女性主义的研究绝对是并且必须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为在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Reinharz, 3）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人虽然可以支持女性主义，但不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缺乏女性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男人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拥有女权视角。有人甚至认为，男人研究女性会更客观，其结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认真的对待。这就像由白人来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来研究同一题目被人认为会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来研究白人则不但不会被人认为较少偏差，而且会被视为出于“黑人视角”。按照这一逻辑，似乎“高等”的群体可以研究“低等”的群体，其结果会被视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异性恋研究同性恋。女性主义方法论认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权的人群去研究被压迫的人群，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调查者的客体化、“他者化”。为了反对将被调查对象“他者化”，女性主义质疑居特权地位者对受压迫者的研究资格。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早期人类学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居高临下地去研究“野蛮人”的文化，充满了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关于上层白种女性的研究资料。

这种把人群分等级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服对研究对象的偏见以及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的弱点。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对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呢？从这个角度说，平等的观念和态度也许是社会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性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对上层女性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印地安混血儿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芭丽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隶现象；还有人类学家研究了印地安医师，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社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Reinharz, 219)

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社会研究关注的仅仅是男性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关注人的物质需求（马克思主义），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虑（神学和世俗哲学），但是忽略生育现象，忽视对养育、人性发展、情感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忽视私领域中的日常生活。由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社会研究将政治、经济及其相关机制定义为比私人领域更具有社会性。从抽象结构角度论述大型社会体制的研究被视为“宏观”的，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而对个人的、人际关系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视为“微观”的，在学术上不重要的，价值较低的。

谈到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首先提到获得许多女性主义者竭诚赞赏的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义，那就是：对女性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on，by，and for women）。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提法是：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由此观之，女性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害怕被人攻击为不客观、不科学，反倒对自己的倾向性直言不讳。

女性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独特之点：首先，它承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深入研究异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之间的共性；最后，它强调对研究资料作批判评价的必要性。它特别注重对女性主义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对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倾向，批判那种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为全世界女性的代表的倾向。

女性主义研究的访谈方法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这是一种定质的 (quantitative) 数据收集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女性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女性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查女性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间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查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又远离了“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原则。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主张，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应避开对调查对象做出个人反应，并且认为在研究中做出个人反应是有益处的。例如，在调查访问被虐待女性的过程中，研究者做出的个人反应完全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有必要对调查对象做出情感反应呢？因为研究者的情感反应有助于打被调查对象对现状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外，做出个人反应会给研究带来整体感。她们强调这正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特点，她们认为：“归纳的方法对于理解有机体是不合格的，无论这些有机体是蜘蛛、星鱼还是女性；我们只有用一双饱含爱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机体。”(Reinharz, 3)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在伦理方面提倡调查者帮助被调查者，这在传统调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与过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研究是有价值导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改善女性的状况。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她们认为社会状况是需要改变的。

女性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了解事实与行为的同时，发现被调查者的情感与主观性。这一方法促使女性主义者们去了解象征互动主义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们更加关注过程，而不太强调结构，拒绝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观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使女性从单纯的客体变成研究的主体。历史上最早记录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于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纪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会学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凭主观抽取调查对象的个人研究被主流社会学认为价值很低。

女性主义研究偏爱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为了发展女性主义理论；第二，为了表示对她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欢用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她们祖辈人的生活；第三，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让人们通过这种叙述听到那些在某一社会中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们的声音；第四，它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能够使中上层女性加强对下层女性的了解；最后，它能够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义。

对女性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受到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把人分为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把被调查者变成不可能对社会现象有任何提示的客体。而女性主义则主张将对被调查者的控制改变为一种密切的关系，例如请女性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她们自己。女性主义方法论相信，通过对调查对象的情感支持，能够得到更好的数据和对事实更富有意义的理解。做女性主义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从女性的生活经验除非，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且不轻易做出强有力的宽泛的理论概括。（Chafetz, 37）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性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 87)，并主张女性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 (D.Graham) 和劳玲 (E.Rawling) 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性主义的，性别主义的 (sexist) 和非性别主义的 (nonsexist)。“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性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 87)

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验方法一向被当作检验假设的最佳方法，但是恰恰是这种方法，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也往往会忽视被试者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特征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定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方法往往将复杂的思想和经验缩减成为可度量的变量，从而牺牲掉了整体的意味和对事物整体的理解。

但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们拒绝使用定量的方法，将会使她们自己被迫处于这一学科的边缘地位。据统计，美国的心理学研究有71%采用实验的方法；在美国的主要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实验方法的占到78%。如果完全否定实验方法，女性主义心理学将不可避免地处于心理学研究的边缘地位。

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批评还包括：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不可能性。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可以选择对调查结果的报告内容，可以随时撤出现场，可以控制对资料的最终解释权。此外，定性研究方法往往样本很小，同质性强，代表性差，不能代表那些工作时间固定、家务繁重和不善言辞的人。（Chafetz, 37）再有，定性研究对理论和政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往往比较小，这些都是女性主义方法论遭遇的障碍和问题。

因此，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认为不应该排除量化和实验方法。她们指出，女性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的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

总之，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不标榜价值中立，而且还认为，每个人做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三个方面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如何选题；如何作这项研究；如何解释研究结果。应当指出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女性主义者，不少方法论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