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清使_越南对出使中国清朝的使臣的称呼

如清使

越南对出使中国清朝的使臣的称呼

如清使（越南语：như Thanh sứ），全称“如清使部”，是越南对出使中国清朝的使臣的称呼。“如清”即前往清朝之意，类似于朝鲜的“燕行使”。

历史背景

如清使（越南语：như Thanh sứ），是越南对出使中国清朝的使臣的称呼。“如清”即前往清朝之意，类似于朝鲜的“燕行”。“如清”一词自17世纪后期的后黎朝就已经使用，至19世纪初阮朝统一越南以后成为定制。

越南阮朝自嘉隆帝阮福映（世祖）统一建国以后就向中国清朝称臣，延续中越宗藩关系。但是，阮朝时期的越南也像过去的越南封建王朝一样，名义上是中国的属国，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内部则自称皇帝，将中原王朝视为对等的国家（即外王内帝）。因此在阮朝内部，对清关系极少称为“事大”或“朝贡”，而是称之为“邦交”，其派往中国的使臣包含岁贡使、谢恩使、进香使、请封使、庆贺使等各种名目，但在阮朝内部一律称为“如清使部”，简称“如清使”。所以“如清使”表面上是藩属国派往宗主国的贡使，在阮朝看来则是两个平等国家相互交往（即“邦交”）的使节。对此《邦交录》（记录从南越国到阮朝初期中越交往历史的书）作者黎统分析道：

“我越从古区宇自别……其国王之封，惟自李始。而往来贡聘之仪，莫备于后黎。从此辞令之庄雅，礼文之妥善，事体之周详，迄今昭然可考。某方（指越南）知文献得称于中国也，信矣。而又知南国山河南帝居之。谶云：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其不废事大之礼者，智也。”

派遣历程

阮世祖阮福映建国的当年（1802年）五月，就派遣户部尚书郑怀德为阮朝第一任如清使，“赍递国书品物，并将西山册印及械送齐桅匪伙伪东海王莫观扶、统兵梁文庚、樊文才等由广东省投递”。七月，郑怀德一行抵达广州，这是阮朝与清朝最早的官方接触。其后阮朝又派遣兵部尚书黎光定为如清正使，前往清朝请封，郑怀德与之同行，在1803年（嘉隆二年）八月抵达承德避暑山庄，朝拜清朝嘉庆皇帝。嘉庆帝决定下赐“越南”国号，并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偕黎光定、郑怀德两位如清使前往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正式确立了清朝与阮朝的宗藩关系，按阮朝的说法是“邦交礼成”。

此后按照两国宗藩关系规定，越南须“二年一贡，四年一遣使，两贡并进”，同时还有各种临时派遣的使节，如谢恩、进香、告哀、请封、朝贺、奏闻等。从1802年到1885年间，越南一共派遣了23次如清使。其中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道路不通，阮朝在十多年间都没有派遣如清使，只有一些非正式的使节去广东打探消息（陈如山、邓辉著）。到1868年越南重新派遣如清使，1883年则派遣了最后一次如清使范慎遹、阮述，前往中国天津。这次如清使并非传统的宗藩朝贡使团，而是作为越南钦差大臣来参与中法谈判。当时越南已经不断遭到法国侵略蚕食，越南如清使在天津期间一再请求李鸿章等清朝主政者援助越南，但李鸿章态度消极，法国也在越南如清使在天津期间进攻阮朝首都顺化，于1883年8月25日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癸未和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范慎遹、阮述听说这一消息后即回国，阮述在其日记中谴责清朝说：“我国与法之事，原由中朝来文愿为调停，又召余等至津询问，乃讲说既不能成，又畏缩趑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国当此变故交集，其势不得不从，而中朝不能保护藩封，不知何辞以自解于天下也？世局至此，尚何言哉！”当时越南阮翼宗嗣德帝已在1883年7月死去，阮朝宗室中发生皇位之争，新即位的文郎郡王协和帝曾企图由海路派如清使前往清朝请封，但因为很快被权臣尊室说和阮文祥杀死而未能实现。其后即位的阮简宗建福帝也想派如清使请封，但在法国的阻挠下没有成行。其后法国强迫越南于1884年6月6日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甲申和约），销毁了清朝颁赐的满汉文“越南国王之印”，使越南无法与清朝取得官方联络。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朝也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中越宗藩关系宣告终结，如清使亦成为历史（咸宜帝所派密使例外）。

任务活动

越南阮朝内部虽然视宗主国清朝为与自己对等的国家，但是十分重视如清使的派遣。阮朝如清使由三人组成，分别为如清正使和如清甲、乙副使。如清正使一般是尚书或侍郎级别的高官，并且越南对于如清使的选拔非常严格，如清使必须精通文学，熟悉礼仪，因为他们不仅要与清朝官员吟诗作对，还要与朝鲜、琉球等国使臣交流切磋，代表着越南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形象，因此如清使一般是越南文人学士中的佼佼者。阮朝第二代皇帝明命帝阮福晈说：“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若其人贪鄙，还为他国所轻，如西山使部私买食物，今成笑柄，此可为鉴也。”其次，他们必须善于辞令，办事干练，能够胜任专对之任，一方面能执行对清朝的“事大之礼”，另一方面要维护越南的形象，避免被清朝轻视。阮世祖嘉隆帝阮福映对如清使要求道：“尔等将命出使，当慎乃辞令，以重国体。”简言之，如清使的人选既要重视其文化修养，又要顾及其外交手腕。

如清使的一般行程是从阮朝首都顺化出发，由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途经太平府、南宁、昭平、桂林、全州、永州、长沙、岳州、武昌、信阳、郑州、汤阴、磁州、赵州、保定、良乡，最后抵达京师（北京），有时还需越过万里长城，经古北口去承德。如清使横跨南北大半个中国，往返需要一年多，在回国后除了被阮朝皇帝召见时的口头报告以外，还必须写《使程日记》提交给皇帝阅览，如清使有时也会留下私人的行程日记。

如清使的任务第一是要行使宗藩礼仪，向清朝礼部进呈咨文和贡品，并接受清朝皇帝的下赐物品；第二是搜集清朝各方面情报；第三是采购书籍和其他清朝特产。第一项是如清使的本分，而第二、三项更多是为了满足阮朝皇帝的要求。阮朝历代皇帝都对清朝的情报非常重视，一般在如清使回国后就仔细询问清朝国情，并披阅使臣写的《使程日记》。阮圣祖明命帝曾在1833年指责如清使黄文亶等的《使程日记》“率皆草略，无一可堪入览，已属不职”，并要求道：“使程日记惟地名里数，而民情国事不曾叙及。敕礼部嗣届使期，宜传旨使臣询问民情利病、国内灾祥，明白登记。至于地名里数，已有典故可考，不必赘叙”。阮朝皇帝对如清使搜集的清朝情报的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采购书籍和其他清朝特产也是如清使的一项重要任务，阮圣祖明命帝曾对如清使指示道：“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且朕闻燕京仕宦之家，多撰私书实录，但以事涉清朝，故犹私藏，未敢付梓。尔等如见有此等书籍，虽草本亦不吝厚价购之。”此外，如清使还从清朝采购人参、玉器、古玩、瓷器、茶叶、纸张等，这些物品更多是为了满足阮朝皇室的需求。如果如清使不能按照要求采购这些物品，将会受到惩罚，例如1830年如清使阮仲瑀、阮廷宾、邓文启因未能采购人参以及误把玻璃制品当做玉器来购买，结果被阮圣祖明命帝革职。

越南阮朝君臣对如清使出使清朝时的待遇非常重视。他们对自己在清朝藩属国中所处的地位非常敏感，尤其忌讳“夷”、“蛮”等文字。1840年，阮朝礼部向明命帝禀报上年如清使在清朝的班次被排在朝鲜、南掌、暹罗、琉球后面，并询问如何应对。明命帝说：“班次一事，是年前清国礼部失于排列耳，初岂有我使班在高丽、南掌、暹罗、琉球之次之例乎？且高丽文献之邦，固无足论，若南掌，则受贡于我，暹罗、琉球并是夷狄之国，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国体哉！倘复如此排列，宁出班受其责罚，不宁立在诸国之下。这事最为要者，此外则随事应答，不必印定。”可见明命帝对如清使的朝贡班次表现出强硬态度。如清使本身也非常注意维护越南的形象，1831年，阮朝派李文馥以护送海难眷属前往中国福建。因发现清政府为他在福州安排的住所题写“粤南夷使公馆”六字，非常生气，拒绝入住。清朝官员得知后改为“粤南使官公馆”，李文馥“恐其未尽晓然”，所以写了篇《夷辨》张贴在公馆：“自古有中华，有夷狄，乃天地自然之限也，而华自为华，夷自为夷，亦圣贤辨别之严也。…… （我越）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其学也；源左国而溯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归依；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钟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正不知其何如为华也！”这个故事经越南文人潘叔直的润色演绎，其地点由福州变为京师会同馆，时间从1831年变成1841年，《夷辨》被改成《辨夷论》，李文馥的行为和文章也更为激进。由此可知，这个如清使维护国格的事例非常具有典型性，在越南士大夫中影响很深。另一方面，如清使如果受到优待，越南也会引以为荣，如1846年张好合、范芝香、王有光出使清朝，“清帝三次宣召，亲御赐酒，人皆荣之”。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越南阮朝君臣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他们对以清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的认同。

意义影响

越南尤其是阮朝时期如清使的派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政治方面，历任如清使都出色地完成了“邦交”任务，巩固了中越宗藩关系，确保了中越边疆的和平，成为清朝和越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越南阮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清朝的册封，通过派遣如清使来巩固自身地位，比如在嗣德帝去世后阮朝的宫廷内乱中，协和帝、建福帝不顾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急欲派遣如清使请封，虽然都未获得成功，但可以看出如清使对越南国内政治的意义。此外，如清使还从清朝引入了大量制度，比如军机处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历法制度、《康熙字典》、《大清律》等，对越南阮朝有很大影响，被阮朝奉为圭臬。比如1809年（嘉隆八年）如清使阮有慎等回国后，“以大清历象考成书进，言：’我国万全历与大清辰（时，避嗣德帝讳）宪书从前皆用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愈久愈差。清康熙间始参西洋历法汇成是编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请付钦天监令天文生考求其法，则天度责而节候正矣。’帝称善”。于是在1812年，越南参酌清朝历法编制了新历《协纪历》。而同行的如清使武桢在清朝期间留心律法，归来后嘉隆帝阮福映命武桢参与制定越南新律，嘉隆帝说：“北朝汉、唐、宋、明之兴，律令之书代有修改，而备于大清”，并称新律（《嘉隆法典》）是参酌后黎朝《洪德律例》和《大清律》制成。但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嘉隆法典》绝大部分地方与《大清律》如出一辙。此外在如清使的推动下，阮朝陆续在嘉隆、明命年间效仿清朝军机处设立机密院、设立由都察院、六科构成的监察体系、采用清式的科举制度，并要求科举考试以《康熙字典》为标准。这些事实都可以显示出如清使在政治制度的引进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方面，如清使扮演着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的主要角色，沟通清朝和越南文化上的联系。正如前文所述，购买书籍是如清使的重要任务，这主要是为了满足阮朝皇帝的需要。而如清使本身也广泛接触清朝文化，与清朝文人学士唱和，将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引入越南。比如越南历史上的大文豪阮攸在1813年作为如清使出使中国期间，以中国明朝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用字喃改编成越南版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成为越南文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反映出如清使在中越文化交流及中国文化引进上的作用。

如清使不仅完成了外交任务，还搜集清朝情报，用各种形式记录了他们在清朝的见闻，包括所到地区政治、经济、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进行详细地考察，并写成书籍文献，这不仅加深了越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是反映清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成为后世一笔宝贵的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