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美国劳工鼓动者，曾于1924年、1928年和1932年竞选总统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1957年成为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1881年2月25日，威廉·泽布伦·福斯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陶顿市。他的父亲詹姆斯·福斯特生于爱尔兰的加劳县一个农家里。他是一个芬尼社人，也是一位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热情战士。在他进行的民族主义活动中，他曾被派去参加英军，从中鼓动英军中的很多爱尔兰士兵起义。当时，他帮助组织一次计划好了的起义，打算由爱尔兰士兵突然占领爱尔兰的，因当时英军被派至英属印度，后方正规守备部队大为削弱。但是，这个可说是拼命的计划，被一个奸细告密了。结果，他父亲同其他很多人不得不立即逃跑。1868年，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逃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区定居下来。后来，他便从未回过爱尔兰，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时，他同其他很多人都获得大赦，有机会回国去的。他母亲叫伊丽莎白·麦克劳林，生于英格兰的加尔里斯。他是英国人与苏格兰人的后裔。她的家庭几代都是纺织工人，她本人便是一位摇纱女工。她经常以她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当英国纺织工业的旧纺织机换了新纺织机时，英国纺织工人（连她的双亲在内）所经历的像马克思、恩格斯所生动描写的那样可怕的饥饿生活。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福斯特父亲虽然也是，但却不大虔诚。他母亲尽管身材纤细，但跟父亲一样体格健全，她养了不下廿三个孩子。大多数孩子都主要由于福斯特家境贫困很小便死去。除他外，只剩下安娜、马贝尔与勒克拉三位还活着。他们都住在美国西海岸。

1887年，他们搬到了费城，由于福斯特的父亲工资很低，又要维持一个大家庭，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贫民窟或半贫民窟里。福斯特后来写道，他在贫民窟长大，在那里“懒惰、无知、暴徒、犯罪、疾病、酗酒和普遍的社会堕落盛行。”

1888年至1891年，福斯特一边买报，一边进学校读书。1891年时，福斯特的家庭收入太少，他不得不辍学而去打工。

福斯特第一次工作便是替一位名叫克利奇曼的雕刻家作事。他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艺术家，其中有绘画、塑造、石刻、木刻，雕刻印模与电镀等。他曾协助建造费城市政府顶上的威廉·宾恩的巨像。福斯特替克利奇曼工作，是他26年的工人生活的开始。后来他在很多工业部门中作工，包括化学、木工、五金、肉类包装、农业、海上运输、铁路、建筑等，走遍了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佛罗里达到华盛顿的城乡。这终于使福斯特对工人的生活及其痛苦获得广泛的亲身体会。他替克利奇曼工作了三年，但克利奇曼给福斯特的工资太低（头一年每周一元五美元，第三年才每周两美元）。于是，福斯特离开了克利奇曼。九十年代中期苦难的时代袭击着他们。福斯特的父亲与长兄都失了业，他们不得不靠经常到邻家讨点残汤剩饭过活。无论如何，他必须挣更多的工资。成年人不能找到工作，但却常有人要雇童工。因此福斯特在本地麦克凯拉开办的铅字铸造厂里找到了工作，每周工资三美元，福斯特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对于这一行业相当熟悉。

起初，福斯特的父亲竭力想使他成为一个热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这得到他母亲的帮忙，她尽量设法使福斯特变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父母的努力都得到某些成功。福斯特虔诚地信仰天主教教义，同时他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反应是渴望帮助解放爱尔兰，而且满怀赤子的热情，决心在他长大时，献身于爱尔兰的解放事业。后来，当福斯特读了历史书籍，为美国的革命与法国的革命所鼓舞，这一决心就更为加强了。福斯特特别醉心于法国的革命，他十三岁的时候，便读了六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他十分渴望参加那样的伟大斗争，予压迫者以真正打击。而且福斯特认为正确的办法，便是帮助爱尔兰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福斯特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1895年费城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福斯特才14岁。罢工只坚持了约一个礼拜，但这是一次很激烈的战斗，电车全部停驶，工人们都参加了这次反对减薪的斗争。公司方面企图利用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工贼与警察暴力来摧毁罢工。在第十五号街和市场街这些暴徒进攻和平的罢工工人行列，福斯特和其他罢工者和同情罢工的工人曾遭骑警的棍打和马踏。工人们以最坚定的同心协力与高度战斗精神来回答敌人的这种战术。他们赢得广大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对旧马车公司的憎恨，并没有减弱他们对于当时新办的电车公司的愤恨。全城发生骚动。福斯特还记得当时第十七号街与南街周围邻居的无产阶级青年们，怎样破坏冒险通过该区的每辆车，这种行动一直继续了好几天。

后来，福斯特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我相信，这次罢工最后是以某种妥协方式解决的。参加这次罢工是我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它对我的整个人生观有着深邃的影响。到这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工会运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我没机会参加一个组织。我已取得基本的经验教训，懂得工人单独反抗雇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将他的力量与其他工人结合起来，他才能够在关于他的工资这个切身问题上，起一些作用。自此以后，我以日益增加的热心，注视工会运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对爱尔兰的注意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了。我的注意力的确集中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上了。”

1896年布利安的民主党运动，就是在工人、农民与城市中等阶级普遍不满这种总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起源于农民的人民党，虽然有工人与城市中等阶级人士参加，但农民仍是这一运动的骨干。

布利安运动的纲领表明了：它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是一种不会有效果的企图阻止托拉斯与财政资本迅速发展，以及维护传统的自由竞争制度与公民权利的措施。纲领的中心内容便是：以白银十六盎司对黄金一盎司的比率自由铸币，这是农民想用建立贱价货币来拜托其日增的债务的一种通货膨胀计划，这是农民们依然存在着的一种幻想。布利安运动的其他要点是：要求政府将铁路、电话收归国有，取消国家银行，只征收关税充作国家税收，征收分级所得税，开办邮政储蓄银行，政府对不动产发行公债，参议员实行民选，人民享有创制权与复决权，实行澳洲无记名投票制度，总统不得连任，实行公务员八小时工作制，废除侦探机关，限制入境移民，取消劳工纠纷中的禁令。但是整个运动的中心是“自由白银”，纲领的其余部分，在竞选运动中大都被忽视了。

虽然布利安的很多建议，对劳工说来都很重要，但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并未因这些建议而团结起来。的确，劳工联合会曾予布利安充分赞助，而且因美国铁路工会罢工而驰名的德布斯也公开支持他。然而，大多数的工人，他们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党，他们大部分人感到他们的所关怀的是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政治上的利益，这样，他们便被麦金莱提出的健全货币，提高关税，增加工资及包管吃饱饭等大资本家的口号所哄住了。工业区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大资本家的联合力量把布利安打得大败，这些资本家竟公然宣称：如果布利安当选，他们便关闭他们的工厂。这样一来，中等阶级退却而垄断资本胜利前进的大门，就更是洞开了。

这些伟大事件使福斯特深为激动。这个时期的艰苦而激烈的罢工，特别使他感兴趣，并提高了他的阶级觉悟。他只有从年老的工人那里才知道1886年的罢工情形，但是他们中间仍然保存着伟大的传统，福斯特渴望吸取这样的传统精神。

1894年美国铁路工会罢工的情形，他还记得很清楚，他密切注意阅读报纸上报道洛矶山脉五金矿工激烈的罢工，以及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区附近煤矿工人斗争的消息。

1896年布利安运动爆发时，福斯特才十五岁。但是他热烈支持这运动。自然，他还不能判断布利安纲领的中等阶级的政治内容，但就他看来，这纲领仿佛是真正对压迫一般工农大众的大托拉斯作战；所以他尽十五岁孩子所能有的全部力量来支持这运动。福斯特参加政治会议，他聆听布利安的演讲。福斯特聆听赞成与反对这运动的论战，他参加火炬游行。布利安的失败，像是给了福斯特一个严重的打击。他第一次体验到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治大权，以及他们无情地适用这种权力的情形。总之，这次运动给了他很大的教育。

1900年深秋举行大选时。福斯特正在雷丁附近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肥田粉工厂中工作。尤金·德布斯是美国社会党候选人。虽然福斯特当时才19岁，年纪太轻，自己不能参加选举，但他陪另一位工人，福斯特的姐夫乔治·麦威走了六里路，“帮助”他投社会党的票，1901年，福斯特便加入了美国社会党。

从1901年到1904年，福斯特的革命发展突然遭到中断。由于他在铅字铸造厂当过两年半童工，中了不少铅毒，损害了福斯特的健康。随后三年在肥田粉工业中作工，也经常是在毫无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在浓重的有毒灰尘中工作，这使他的健康更加恶化，以致医生说他患了肺病。福斯特像在他以前的广大工人队伍一样，千辛万苦为雇主们谋利润而自己却很有早进坟墓之虞。

事情虽然这样。然而，福斯特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双亲早已去世，两个姐姐已出嫁。于是他便辞去这工作，拼命往美国西部寻找工作。这时，他口袋里只有二十美元，他搭汽船到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很快福斯特身上就不名一文了。

不过在附近的铁路建造厂里当了二等厨，挣得一点点钱作路费，于是福斯特就沿南太平洋铁路线偷乘火车流浪三千余里，经洛杉矶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次旅程是一段很惨的经历，沿途捱饥受饿，睡眠不足，还要躲避城市警察与铁路警察，以及乘车的种种困难。福斯特有几次真是九死一生，亲身体验了工人偷乘火车的危险与困难。其后，在从事革命鼓动工作的过程中，福斯特又有过六次这样偷乘火车从东部海岸到西部海岸以及两次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这些旅行都是在冬天，只有一次是例外。他被捕过几次，有两次几乎要被冻死，还有几十次险些儿被火车压死。他充分掌握了流浪汉偷乘火车的秘诀，福斯特学会偷乘坐客车、货车，坐在车内、车外、车顶、车杆、缓冲器等上面，除了俗语所谓不能“坐在司机胡子上”而外，福斯特哪里都能爬上去。这些旅行使他深深了解“流浪”的失业者与偷乘火车的罪犯们的苦痛。这时负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他第一次旅程到达俄勒冈州后，在当地船坞附近的伐木场和铁路建筑工地上作了几个月工，后来，1901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上，福斯特又搭一艘旧式帆船离开波特兰。这船名叫彼加苏斯号，是一艘英国的四桅小帆船，载着麦子经过合恩角驶往开普敦（南非）。这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航海水手的时期，这是福斯特作为一个工人最有兴趣与难忘的经历。他到过合恩角两次，好望角一次。在四艘典型的英国商船：即彼加苏斯号、黑王子号、同盟号与卡迪干郡号上，他都当“水手”，他已成为一个很好的水手了。这些航信跟大多数都在南非、澳洲与南美洲海岸停泊，共航行约五万里，为时约三年。这使福斯特真正尝到饥饿、苦痛、工资低微与危险的滋味，这使他遭受最冷酷、最无情的剥削。但这却大大有助于坚强他日益增长的革命信念。

福斯特所工作的最后一艘船卡迪干郡号在英国的北希尔兹解雇了所有船员，他也预示搭乘汽船回到费城。福斯特在这里参加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想在海岸上当一名海员工人。但是，这时他又怀念着西部，因为他的一位姐姐到了那里了。于是，福斯特又偷乘火车流浪到西部，这次是直接从纽约到波特兰，因为三年的海上生活自然是实际上并没有给他挣得这笔旅费。1904年11月初，福斯特抵达俄勒冈州，正好赶上给正在竞选总统的尤金·德布斯投了一票。

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活中，福斯特的健康却大为改进。显然他的肺病是好了，或者停止发展了。（三十年后当福斯特在莫斯科医院时，一位医生告诉他：X光检查的结果证明肺病已经痊愈了，他真感到高兴。）

1904年至1907年，福斯特在波特兰工作，并开始积极参加美国社会党的工作。他在地方支部里缴纳了党费，开始阅读党的文件。他阅读了魏兰、沃克及理查逊等人的小册子，然后又阅读重要材料，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也急切阅读那时刚在美国出版的第一卷《资本论》。福斯特几乎读完了德·雷翁德一切小册子与书籍，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与倍倍尔等人的很多著作，但福斯特从未听说过或读到过列宁的著作。

福斯特的活动集中在波特兰支部，当时这支部由一位名为汤姆·斯拉登德人领导。他积极参加本地的很多讨论与活动。他是“诉诸理性”的热烈支持者，而且是它的著名“大军”的一员。他们所接到的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些片段的消息，大大提高了他的日益增长的的革命知识与热情。福斯特以极大兴趣注视着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成立，但他没有参加，因为他不同意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反对议会的倾向。1906年莫耶、霍乌德与彼特波恩的被捕与绑架，使劳工运动大为震动，而促使他们社会党人作大规模的防卫活动。

1907年，在五金矿工与其他觉悟的工人群众压力直接逼迫下，他们得到释放。这时，福斯特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很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艰苦的革命课程需要他努力学习。

之后福斯特在俄勒冈波特兰铁路找到了给火车升火的工作。这是一种苦重的工作，火车载得太重，机器又失修，同时他们必须烧劣等煤，他们将这种煤叫作“不动产”。虽然升火都挑选的是身强力壮的人，但他们这一段的每个升火都因为太精疲力竭了，在路上总有一次或两次被迫离开机车。经过六个月这种粗笨而艰苦的工作之后，福斯特便申请加入火车升火与司机兄弟会，决定要作一个司机。但是，1907年严重的工业危机到来，使他失掉了工作，并打破了福斯特的计划。

1905年芝加哥车夫罢工，惨遭血腥镇压，21人被杀，415人受伤，便是一个例子。自1898年以来，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已由27万人增加到155万人。争取以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而建立更有效地工会的运动，也正在发展，终于1905年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工运动中的革命力量与进步力量对这点极表欢欣。

美国社会党也反映了工人阶级组织与觉悟的这种高涨。它的党员在1901年仅几千人，而1909年已增至约4.2万人，同时它的选票也相应增加。美国社会党主要的无产阶级力量是来自国外出生的工人；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美国熟练工人，其中很多人都在工会里担任职务。社会党一些最强大的阵地是在下面这些农业州里；例如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与内布拉斯加州——从前人民党的据点，这里被布利安出卖的基金的人民党残余分子，因为社会党有主张收归国有制及其他当前要求的纲领而参加了社会党。他们有许多人认为i社会党的纲领是用社会主义新词句所装饰起来的原来人民党的主张。

美国社会党也吸收了很多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深感托拉斯对中产阶级的压力，同时对两大旧政党又失去了信心。因此，社会党便聚集了很多律师、医生、牧师、传教师等以及很多小制造家与商人，间或也有“百万富翁”的社会党人。这些言辞激进而有力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攫取了社会党的领导权，并控制了党的政策，直到现在他们那一流人都还是这样做。

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了美国社会党，便判定了使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对党的作用的看法，是把党作为小资产阶级反对前进中的大资本家的工具；也就是一种与布利安运动相近似的东西，只是换了一个花样罢了。他们企图将工人阶级降为只是给中产阶级供给战斗部队。他们的最高纲领，便是将从资本家手中买来的工业收归国有，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利用他们对党的巩固的控制，反对党内无产阶级党员使社会党具有革命纲领，并使其成为阶级斗争中工人的真正领袖的一切努力。社会党的领袖们拒绝与反动的龚柏斯工会官僚进行斗争；他们对于建立产业工会运动的斗争实行怠工；他们镇压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一切努力；他们有计划地培植资本主义逐渐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幻想。

福斯特积极关心这种派系的斗争，并立刻站在党的左翼派，这是很自然的。他在阶级斗争中的一切经验与所阅读的书籍，都使福斯特富于战斗性。他已经接受了基本的教训：阶级斗争的确是一种战斗。福斯特深信：实行一连串改革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的计划是无济于事的，无情地资产阶级是不能用讲理、投票或收买的办法来使其放弃政权的；只有劳苦大众的优势力量才能使他们屈膝。所以，福斯特断然与力图使社会党成为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结合。

美国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终于扩及全国，而且于1912年在威廉·D·霍乌德与马西·克尔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所领导的斗争中，达到顶点。但是，在他所说的这些年代里，斗争中最前进的阵地是在太平洋海岸；而其主要中心是在华盛顿的西雅图。反对派的领袖为梯杜斯，他是地方报纸《西雅图社会党人报》的编辑。梯杜斯当时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有力的作家，富有煽动性的宣传鼓动家，也是美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便是难以救药的“左倾主义”与强烈的官僚主义独断独行的倾向。梯杜斯集团在整个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与蒙大拿州的部分地区都拥有很大力量与联系。

1907年的工业危机使福斯特在波特兰立不住脚，他不得不到西雅图寻找工作。从1907年至1909年，他在这里大多是当建筑工人和在本地锯木厂作工。福斯特立刻加入了梯杜斯反对派集团，并积极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本地工会——建筑工人工会的工作。

当福斯特到达西雅图时，美国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很尖锐。该州组织是操在以狡猾的牙科医生布朗为首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手中，后来几年布朗因联合选票而当选西雅图市长。但大多数党员都拥护左翼反对派。

以由无产阶级控制党或由小资产阶级控制党这一主要问题为中心而进行斗争，发展成为与许多支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右翼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充分支持下，力图镇压党内一切革命的倾向。他们企图使党变为一种地方公有制联盟与小的改良运动。他们为了选票不惜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左翼力图使党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它散发马克思的小册子，并广泛宣传新出版的考茨基著作：“夺取政权之路”。它并支持“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的总路线，只与左翼的演说家合作，并力图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其他战斗工会的斗争以真正的帮助。党内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开始将属于对方的党员从各个支部开除出去。

1909年春党在华盛顿州维利特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双方都尽最大努力来选举代表。左翼主要是获得木材工人、城市劳动者与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的支持。右翼有小商人、知识分子、熟练工人与富裕农民的支持。真正得到了大多数选票的无疑是左翼，但当大会召开时右翼却纠合了大多数代表。

于是，左翼立即理直气壮地谴责右翼利用对党机构的控制，包办这次大会。然而，优良的战术本应该：左翼暂时屈从这种人为的多数，然后再利用形势进一步在地方上与全国组织斗争。但是，容易冲动的“左倾主义者”梯杜斯却太性急。在他的领导下，左翼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撤回其代表，自己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州书记。这样，在华盛顿州便有了两个社会党，于是机会主义控制下的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便立即宣布左翼代表大会为非法，批准右翼州书记，左翼分子，须经胜利了的布朗和他的同盟者严格审查合格之后，才可以个人身份重新入党。一般说来，左翼人士是拒绝接受这些苛刻条件的，因此，很少有人重返社会党。结果使社会党的组织在华盛顿州陷于崩溃，力量大部丧失。

他们既被开除，下一步该怎样办呢？最初，他们打算保持他们社会党的名称，但是，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人们已很嫌弃再用社会党这个可憎的名称，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新的形式来动员他们的力量。

由于1909年美国社会党在华盛顿州的分裂，他们必须对他们组织工作的下一步骤有所决定。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正跟那时一般的左翼人士一样，浸透着德·雷翁半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他们终于决定不参加社会劳工党。它的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使他们却步。他们虽然不是分析了德·雷翁的教条式的乌托邦主义，但却感性认识了这种主义。因此，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新党，而且他们真这样做了。

党纲中最着重的是产业工会运动，当时就是指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它反对成立一个劳工党。它那反议会政治情形是不难看出来的。党纲并没有规定迫切地政治要求，也没有提到党在正确这些要求、在保卫工人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在教育与组织群众执行未来革命人物方面，党所起的作用。党纲本身只含糊谈到党将支持工人的一切斗争。党工作的整个重点，适当在产业工会行动，以及关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上。

在阶级斗争中，像工资工人党这样的组织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它刚诞生便告夭亡。从它成立到崩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它的报纸——工资工人，只出了一期，便宣告死亡。突然的分裂，是他们在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华盛顿州的力量，陷于混乱。真正支持新党的比较上为数很少的工人，也很快退出了党。领导分子之间几乎没有重新参加社会党，或社会劳工党的，有些人像奥尔特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但是大多数人如曼雷（他后来成了福斯特的女婿）、海德、毕斯凯、福斯特自己及其他许多人，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他们所受的德·雷翁主义的教育，引导他们走向逻辑的结论——工团主义。

至于福斯特自己，他投奔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福斯特没有回到美国社会党，这也许是他事业中最大的政治错误。虽然社会党整个说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已很快为战时与战后年代中的事件生动地证明了，然而经过它的左翼，它是终于成立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种子的主要传播者。例如，共产国际也是从第二国际产生的。所以他的脱离社会党，使福斯特与革命发展的主流——社会党左翼隔离，结果使他在工团主义贫瘠的沙漠中徘徊了十二年。

福斯特对于建立工资工人党不大热心，甚至当其正建立时，福斯特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09年秋，福斯特特别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城，替梯杜斯的《劳动者报》（从前的西雅图《社会党人报》）报道斯波坎所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斯波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领导的很多这样斗争中最激烈的一次。市当局为了阻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人行道上成群的流浪工人接近，而通过了严格的取缔街头演说的法令，它向全国发出征募志愿军的号召，于是成百的人到城里来准备进监狱。警察以残酷的鞭挞与大批逮捕来对付一切企图在街上演说的人。在斗争的初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士们，拒绝执行三十四天搬石苦役的判决，因而被禁闭在冰冷的富兰克林学校里面，吃的只是白面包和水。这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口粮早晚只有两盎司白面包。结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肠胃病与真正濒于饿死。甚至三十四天完全绝食的祸害也许没有这可怕的白面包那样坏。有三个人病得非常厉害，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在斗争中约六百人被捕，这斗争一直坚持到1910年3月。

福斯特到达斯坎波后立即积极参加这次斗争。他衷心地赞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斗精神，这与空谈的社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福斯特被捕并坐了两个月牢。他在狱中便参加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来释放出狱时，福斯特到达斯波坎后立即积极参加这次斗争。他衷心地赞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斗精神，这与空谈的社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福斯特被捕并坐了两个月牢。他在狱中便参加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来释放出狱时，他当了与当局谈判解决这次斗争的工会委员会的主席。谈判结果几乎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完全胜利了，因为可恨的法令被取消了。他当了与当局谈判解决这次斗争的工会委员会的主席。谈判结果几乎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完全胜利了，因为可恨的法令被取消了。

由于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影响与法国总工会获得特殊胜利的结果，也积极驱使他接受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个工团主义的组织，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地方性与全国性总罢工，这些罢工鼓舞了每个国家的工人。它关于战斗行动、怠工、总罢工的理论，以及由工会来管理新社会的理论，就他看来，都是革命政策的定论。于是，福斯特决定到法国去亲身研究法国的工团主义。

1910年初，福斯特袋里装了一百块美元，便流浪到纽约，很快便到了法国巴黎。

福斯特在法国住了半年，用心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偶然粗略的了解了法国情况。总工会的领袖们都欢迎他，工会的每个大门对福斯特都是开放着的，他广泛阅读了很多工团主义作家的著作。

福斯特还积极参加了1910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被前社会党总理白里安派军队镇压下去了。他并参加了总工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福斯特醉心于当时工会正有效应用着的怠工与总罢工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他衷心赞成总工会战士们反对社会党与一般政治行动的苦战。流行的崇拜自发性行动与不要集中的工人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就他看来，是纠正反动派对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办法。总之，他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工团主义者了。

接着福斯特从法国又到了德意志帝国，在那里他也住了半年，专心研究德国的工人运动，间或学习德文。他住在德国工团主义联盟主席佛利兹·凯特尔家里。福斯特不断阅读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纲领、代表大会报告等文件。他经常参加群众大会、罢工大会与代表大会，并熟识了很多卓越的党的领袖与工会领袖，其中包括后来的叛徒考茨基与最后成为革命英雄的李卜克内西。

1911年初，当时社会民主党因为议会方法替群众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已走不通，正考虑通过总罢工来获得选举权的可能性。在1905年东方俄国革命总罢工与西方法国工团主义惊人的总罢工的强大影响下，进行这样一个罢工的群众压力是很大的。在这问题上，党内发生了尖锐斗争，同时在这次斗争中，被伯恩施坦学说所鼓舞而受勒琴领导的改良主义分分子，他们控制着党与工会，终于完全胜利，他们甚至禁止工会讨论总罢工的问题。

事情的发展过程，使福斯特深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一切附属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党，都是革命道路中确定的障碍，福斯特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报纸写文章时也发表这样意见。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只过了几年便为这些党的支持战争与极力镇压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所证实。由于对社会民主党持有这样的意见，他错误地评价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所领导的左翼的政策，批评他们不摈弃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及不发动法国式的工团主义运动。

福斯特在德国的经验，更巩固了他的工团主义意见。显然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保守的工会及其控制下的合作社，都是他更加确信有建立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的必要。而且，德国工团主义联盟的宗派主义的孤立，使他深信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从旧工会中撤退，只是将群众性的工会交给勒琴而受他的控制，至于良好的策略，则须要利用打入内部的办法。于是福斯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双重工会运动的政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美国也是错误的。

福斯特完成了在德国停留半年的计划后，便接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维辛特·圣·约翰的电报，要福斯特代表该组织参加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举行的国籍职工书记处会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前身），当时福斯特正仓忙地学习阅读意大利与西班牙文，准备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两国各住半年。当福斯特出发时，他必须从纽伦堡到德累斯顿市（德境）。步行150里。在德累斯顿市福斯特参加了德国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且亲眼看见勒琴的严厉的官僚主义。

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派了副主席邓肯为代表出席布达佩斯会议，上级指示福斯特对他的委派提出责难，根据是：劳联不是一个革命组织，邓肯本人是全国公民联合会的会员，并指示福斯特要求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代表美国的工会。勒琴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力图禁止讨论福斯特的颇左的提议，但是，福斯特把问题提到大家面前，随即进行一整天的激辩，最后福斯特的提议终于被否决了，只有法国总工会的两位代表支持福斯特的动议。

那天晚上，福斯特因没有吃饭住旅馆的钱，睡在布达佩斯郊外一辆载货汽车上，结果被捕了，然而，他终于摆脱这样的窘境，因为福斯特说他是把盘费（路费）弄丢了。法国代表硬要借给他一些钱。一两天之后，福斯特便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国出席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福斯特便回到了美国。

福斯特按时到达芝加哥参加1911年9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而且他立刻提出争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采取打入内部的政策这一问题。

福斯特开始积极活动，拥护在政策上作这种根本改变，同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当时的情况，有利于他的鼓动。

他们认为：事先无准备，就用这样简短的话句以决议案的形式将他们的建议提到代表大会上，是不合适的，这样，一定会遭到失败，而使人们对这建议发生恶感。他们要先在成员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当“不主张集中制”的西方派提名用复决投票的方式选他当斯波坎“产业工人”的编辑时，他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机会便到来了。

福斯特依照他自己的纲领召集了关于“打入内部”政策的讨论。把他从布达佩斯召回来的领导集团，现在把所有的枪口都转过来对福斯特开火了。这次讨论激动了整个组织。但是从正式的投票纪录却看得出他只以少数几票之差而失败。后来他才知道支持领导集团的人曾假造了许多票，以取得足够的多数来击败他。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有效地扼杀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在萌芽的“打入内部”的鼓动。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12年正月发动的有名的劳伦斯2.3万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是一场斗争得很激烈，领导得很好的罢工，结果是工人赢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威信马上又到处增高起来，而且力量迅速发展。在此以后很短的一个时期，该会在派特逊、亚克琅、小瀑布、里顿等地、米萨巴铁矿区与华盛顿木材区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这个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造成了布立森登所称“权力的顶点”。

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他们曾开过好几次会，并决定要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展开一个广泛的运动，把它争取到“打入内部”的政策方面来。他们选定芝加哥作为他们当然的中心，福斯特为行将组成的有战斗性的少数集团的全国书记。

为求实现这一目标，福斯特做了一次横贯西部的六千里偷乘火车的旅行，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讲话。福斯特冻坏了脸和手，而且有好几次，差一点被车轮碾死。然而终于在好些地方把一些重要的富有战斗性的分子争取了过来，而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组成了工团主义者的地方小组。

福斯特在这次旅行中间，劳伦斯大罢工发生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热情由此重渐高涨。从此以后，他们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双重工会运动的复活使他们的策略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新成立的许多小组，就开始说脱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参加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里去工作。首先这样做的是英属加拿大纳尔逊、约翰斯东所组织的第一地方工团主义小组。很短时间以后，他们就在堪萨斯城、奥马哈、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英属加拿大的温哥华、圣路易斯、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丹佛尔，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好些其他城市中组成了类似的团体。

至于福斯特自己，他在1912年2月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缴纳了最后一次的会费。他当时是在做铁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内他这一行的公会——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

这个新的运动所赖以开始的少数力量，如前面所已谈到的，几乎完全是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的。他们实际上与充满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那种双重工会运动情绪的社会党左翼毫无联系。但是，他们却从当时在没落着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若干十分重要的生力军，福克斯把他的报纸《鼓动者》一起带了来。他从海麦盖特的时代起就是芝加哥劳工界的老战士。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流浪汉的哥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它注意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袭取”工会的经验，曾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团主义同盟，希图以此阻碍他们的前进，但是这种企图并没有得到结果。

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他们的运动，就是埃丝特·阿布拉莫维茨（Esther Abramowitz）她在1912年成了福斯特的妻子。她是在俄罗斯帝国的科夫诺省出生的，在幼年时就到了美国，长期在一个工厂里，在报酬低、工时长的条件下工作。她在她全部成年的生命中都一直是一个最热情的革命家。她是那样的一种人，工人的斗争对她是生命，在与福斯特结婚之前，她已结过一次婚，生了三个孩子（阿布拉莫维茨在1921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聪明与忠诚的同志，她是福斯特的永久的伴侣，福特斯和她这么多年来的一切劳工活动中的得力的助手。

他们的新的运动召集一个全国代表会议或全国代表大会力量还不够。因此，在外地各小组的同意下，芝加哥的地方同盟，就作为全国性机构而活动。它遴选了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并选举福斯特为全国书记。这个团体正式称为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所以起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名称，是因为同盟包括了加拿大的团体，而且还希望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墨西哥去。这样，美国第一个革命者打入工会内部的固定组织就诞生了。

同盟成立了一个机构，打算在旧的工会的内部把有战斗性的少数派组织起来。它在各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地方总支部。这些支部都是按个别入盟的原则建立的，盟员都按照各自工会的组织，分编入各产业或行业的小组中。依照他们分散经营的理论，这些地方小组都是高度自治的。各小组募集它们认为适当的基金。发行它们自己的刊物，并制定它们的地方政策。全国总部并不收会费，而是靠销售它的刊物、小册子、与募捐等等来充作收入。福斯特也不支薪水，他还是干他自己的火车检车员的行业，1天干12个钟头，一星期干7天。

福斯特离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成立了短命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已存在两年，从1912到1914年。这是一个在普遍的工业危机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工人斗争日益增长的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迅速成长，而且发动了几次重要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得到了发展与斗争的全盛时代。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最强的据点是在堪萨斯城。它在那里确实控制了厨役、理发匠、写字间工人与其他工会。那里属于这个同盟的有战斗性的工人领导了好几次非常成功的罢工，表现了充分的战斗性。他们的威信大大提高，很快就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央劳工理事会。他们又进行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组织运动，一个“工人前进”运动，吸收了大批工会会员，建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好几个地方工会，在他们反对工贼的斗争中，他们领导的一个审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竟迫使工会分会的头子，奸险的龚柏斯分子纳尔逊连夜跑掉。

在圣路易斯城，同盟的领导者是拉比尔。它领导了几次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出租汽车夫、侍者以及其他工人的英勇的罢工。在奥马哈，同盟在麦卡佛莱和顾茨领导下，成为当地工人运动的一股力量，但是，并没有取得控制权。在英属加拿大的纳尔逊，同盟在约翰斯东领导下，实际上控制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工会。在芝加哥，同盟在诸如铁路车务工人、漆匠、理发匠、零售店员等等许多工会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有战斗性的工人，这批人在芝加哥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好多年来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太平洋岸的城市中，同盟都有它的力量，而在西雅图，它有许多有战斗性的工人在几年后的总罢工中成了领导分子。

就全国而言，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积极地参加了伊利诺斯中央哈里曼铁路工厂行业工会三万八千工人的大罢工。这个芝加哥一直蔓延到墨西哥湾及太平洋沿岸的大罢工，是靠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少数坚强的下层个人所发动，而由卡尔培逊斯和霍佛所领导。它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

从1911年九月开始，直到四年后在1915年六月才宣告结束。而在结束时，伊利诺斯中央哈里曼铁道公司芝加哥各工厂的周围还布置着纠察队。为了争取将行业工会组成联合会的权利的这一次罢工是失败了，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来组织联合会的权利在铁路上一般还是争取到了的。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勇敢地挺身保卫了在1910年10月1日因为爆破洛杉矶时报大楼而北部的麦克纳马拉兄弟们（McNamara boys）。这些忠贞的战士们为了挽救其工会免受攻击以及许多工会领袖免于被控，误信他们的朋友们、亲戚们、律师们以及工会干部的话，进行这一有勇无谋的犯罪行为。这件事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故事之一。今天，在二十五年以后，工人阶级所曾产生的最勇敢与最忠诚的战士之一，麦克纳马拉（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勇敢的施密特）仍然在福尔生感化院阴森的高墙里面虚度他的生命。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翻砂工人中领导了一个会员群众的运动。他们的领袖是汤姆·蒙尼，他当时还是一个年青的战斗性的工人，后来因为横遭诬陷而成为出名的受难的政治犯。蒙尼和福斯特一起参加了1912年密尔沃基的翻砂工人代表大会。他是大会代表之一，在会上提出了同盟关于通过组织机器翻砂工人与合并五金业各行业工会来组织产业工会的纲领。就在大会期间，蒙尼组织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全国翻砂工人部，后来又制定了地方组织的章程，印发了会费收据等等。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是汤姆·曼（Tom Mann）在1913年做的全国旅行。那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半，美国资产阶级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看着他的国际敌手逐渐地彼此残杀，而它则卖给它们以必须的军火，占据了它们的市场，并且跳上了世界首席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然而，到1917年年初左右，德意志帝国可能赢得战争的危险出现了。对于美国说来，除了害怕丧失它战时的借款以外，还需要像英国那样迫切地去粉碎正在兴起的德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威尔逊总统就把他在大选时和平主义的口号弃若敝履，很巧妙地找到了参战的借口，而在1917年4月6日，美国也就参加了这场大屠杀。

至于福斯特自己的态度，福斯特当然是反对世界大战，也反对美国参战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两者都一般地谴责资产阶级战争，而尤其谴责世界大战。他们抱有工团主义的论点，就是如果欧洲工人曾以举行总罢工来对付战争，战争就可以被迫停止。他们正确地斥责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在情感上与利害上与本国资产阶级打成一片，乃是应负破坏工人反战斗争责任的人，应负引导工人们为资本家的利润而被杀戮责任的人。

在美国参战时，福斯特除了自己的工会，铁路车务工人工会以外，不属于任何组织。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解散了。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美国社会党的左翼，他同它们和它们的反战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为福斯特同它们两者几年前在政治行动与“打入内部”的问题上意见不和。

1917年7月11日，福斯特忽然想到也许福斯特可以从组织芝加哥屠宰场的工人来开展一个运动。在好几年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忽视了他们。除了车运工人以外，他们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他们的工作条件简直骇人，而当时对工人的需要又很大——这正是发动组织运动的绝妙时机。也许还可以设法取得进步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支持呢。

想到就做。当天晚上福斯特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芝加哥区铁路车务工人工会委员会。他们这一行在屠宰场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因为他们所造的冷藏车，是这个工业的基础。于是委员会马上赞成福斯特的建议。在十三日，福斯特以他们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已垮台的屠宰夫工会所属半死不活的第87地方工会的会议。他们得到了它的勉强的同意。

7月15日，两个工会就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提出决议案，号召在当地屠宰工业的各行业中发动一个联合组织运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一致通过了他们的决议案。于是，只在计划诞生后四天，把大屠宰托辣斯里的工人组织起来的运动就开始进行了。

7月23日，他们组成立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下面有十二个地方工会，分别管辖屠宰夫、铁路车务工人、机器匠、电气匠、箍桶匠、木匠、职员、汽管装配匠、技师、救火队员等各行业的工人。福斯特当选为书记，摩尔菲（一个普通屠宰工人）为主席。他们的工作计划是要组织一个联合会。他们拒绝了发动一个新的“单一的大产业工会”传统的左翼政策，因为这种双重工会会分散他们的力量，而且在一开头就使他们的运动破坏掉。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产业联合会，把所属各种产业工会紧密地在一个理事会，一个执行委员会，一组业务代表之下连结起来，在整个工业中成立一个坚固的阵线，一次走向产业工会运动。工人们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个产业计划，因为他们在1904年的大罢工就是由于几个行业工会不团结和有些工会擅自上工而完全失败，而这些工会是组织在两个分立的、互相争吵的理事会里面的。他们以产业工会运动的精神贯注于他们的全部运动中。

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决定了，他们的运动首先要依靠非熟练工人群众，那就是，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外国出生者和黑人。在6万名芝加哥屠宰工人中间，有1.2万黑人，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无论他们费尽气力，许多技术性的行业的工会都抵制他们，只有主要的屠宰工人工会许可他们参加。

他们小小的有战斗性的分子的领导集体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工人组织起来，他们准备为此目的而使用激烈的手段。他们根据一个英勇的罢工政策行事，这政策与龚柏斯的战时“不罢工”的纲领毫无共同之点。他们深信工人们是充满了“罢工情绪”的，而且只要他们认识到罢工行动能支持他们所宣传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会权）前途时，就会响应他们的行动。于是福斯特就向他们小小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使他们的500个成员，在充分准备以后，在其他工业中的有战斗性的工人有组织援助的配合下，可以用来使六万工人群众罢工。

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不管他们的反对，还是把政府引进来了。他们像平常一样，正式把他们的罢工表决情况通知劳联的总部，而他们连通知他们一声都没有就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政府，他们立刻就受到了联邦仲裁委员会人员的骚扰。以后，当福斯特向龚柏斯抗议他引政府来压迫他们时，他只好无以自辩地说，他们的电报送到时，他不在办公室，而他的秘书勒嘉德小姐把这当作一件当然需要仲裁的事情，报告给劳工部了——这正好说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战时不罢工的主张。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一行动完全推翻了他们的罢工战略。

经过许多次的周旋之后，他们终于在1917年12月和联邦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合同。这个合同规定了工人有组织工会、成立工厂委员会、提出申诉、参加工会会议等等权利；合同里也答应了增加工资百分之十，承认按年资优先雇佣的原则，取消“信仰、肤色或国籍”的歧视，公布计件工资表，取消擅自解雇，取消强迫性的福利团体，建设合适的更衣室、饭堂和洗衣房等等。他们另外还有六大要求被提到联邦法官阿尔兹丘勒那里去仲裁决定。

1918年3月31日，阿尔兹丘勒法官发下他的仲裁判决。法官看到他们的英勇行动，而且也看到假若判决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全国性的屠宰场罢工是不可避免的，就对工会的六大要求答应了百分之八十五。他的仲裁判决规定另外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基本上是八小时的工作付十小时工资，逾时工作算额外时间，男女同工同酬，在淡月中保证每星期有五天工作，在八小时轮班制中吃饭的休息不扣工资。这仲裁判决是有追溯效力的，所以五大屠宰公司的十二万五千名工人共收到了六百万美元追加工资，或者说平均每人收到四十美元。

屠宰工人们以热烈的情绪来欢迎这些条件，认为是极大的胜利。他们涌进了全国各地工会，并且在每一工厂里成立坚固的组织。他们进一步给屠宰商打击的工作现在开始了，他们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阿尔兹丘勒的仲裁判决上签字，随即把组织运动贯彻到这个工业例如零售肉店这样的许多附属部门里去，以及许多独立的肥皂、洗濯粉、胶料、罐头、人造牛酪、肥田粉、造桶工厂等。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工业如机器工厂、造车工场的工人也受到了影响，而组织起来了。

巨大的屠宰场工人的组织运动现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这一工业以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了。有二十万以上的工人已编入了一打联合起来的工会中。这些工人包括了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外来的和本地的，而且有整整2万5千新成员是黑人。很多职员也加入了组织，甚至养畜场的经查，也成立了工会。最后，独断专横的屠宰商们也被迫不得不与工人接头，并且与他们谈问题了。对于和约翰斯顿及福斯特的谈判，他们由其感到不舒服。

屠宰场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工人组织的新的高潮阶段。这是被工会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托辣斯化了的工业。如果就它是由坚决政策和使用产业工会原则来完成的这点而论，这一胜利就有更大的意义。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官僚们自然不会从这里面得到积极的经验教训。

1919年9月22日开始的钢铁大罢工。他们的全国委员会曾将他们的要求送交“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子格利法官，但是他拒绝见他们。当时，整个工业中，有一个摧毁他们的工会的大攻势，他们有三万以上的会员已经因为从事工会活动被解雇而失业了。这已到了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地步。他们选择了战斗。

约36万5千的钢铁工人响应了他们的罢工号召，在十个州内的五十个城市里举行了罢工。

几乎“美国钢铁公司”和大的附属工业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瘫痪状态。钢铁工人们给了他们巨大的敌人以一下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在此以前或以后，钢铁工业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罢工，能有这样巨大的规模和有力的影响。

罢工收到了钢铁公司拼命的回击。英勇的罢工者不得不面对大批工贼、私人枪手、县治安官员、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很多钢铁中心区，公民权完全受到压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反对罢工的凶猛宣传，但最糟糕的还是他们自己队伍内部的怠工。高级领导机构一贯地出卖工人的行动，现在常常达到破坏罢工的程度。

钢铁工人的应用还不足以对抗所有这些敌对力量。22个人被杀死，成败的人遭到痛殴和枪击，几千人被逮捕，还有150万以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饿着肚子在挣扎。但这次的大罢工，虽然最后取消了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改善，却并未达到组织工会的主要目标。在1920年的1月8日，他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大约有10万人还坚持罢工，但这个罢工已失去作用了。三个半月艰苦的罢工已遭到失败，而在这种难以尽述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钢铁工人的新工会也被打垮了。

在1922年4月4日纽约的《纽约世界报》上，龚柏斯拿下面的话来谴责福斯特应负1919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这就是那个福斯特，他在已经有确切的情报告诉他美国钢铁公司已经严阵以待，而且就希望我们在1919年罢工的时候，在美国总统已请求至少把罢工延迟一些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那个惹起灾祸的斗争。”

1921年，厄尔·白劳德邀请福斯特陪同他前往莫斯科参加实习教授会议。福斯特被任命为实习生在美国的代理人，不久后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然而，当时美共另一派的主席是詹姆斯·坎农，他正受到查尔斯·鲁登堡和杰伊·洛夫斯通领导的一个团体的挑战。福斯特最初与坎农联系在一起。

人们决定，由于福斯特在工会运动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他应该成为1924年总统选举的政党候选人。本杰明·吉特洛被选为他的竞选搭档。福斯特表现不佳，仅获得38669票（占总票数的0.1票）。这与美国进步党的另一位左翼候选人罗伯特·拉福莱特相比很糟糕，后者获得了4831706张选票（16.6%）。

美国共产党继续分裂为两个派别。包括查尔斯·鲁登堡、杰伊·洛夫斯通、伯特伦·沃尔夫和本杰明·吉特洛在内的一个团体赞成阶级斗争战略。而福斯特和詹姆斯·坎农认为，他们的努力应该集中在建立一个激进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上。鲁登堡在《共产主义劳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党必须准备在其纲领中明确指出，群众行动最终会导致公开起义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冲突。党纲和涉及他们纲领和政策的党文应该明确表达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

福斯特反驳道：“工会在本质上和日常行动中都是革命性的。他们不变的政策是剥夺剥削者的一切权力。在人数和纪律薄弱的日子里，他们只能满足于琐碎的成就。但他们的力量和理解力在不断增长，总有一天他们会组织和指导广大工人以实现他们的真正利益。那一刻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然后，他们将把庞大的组织与寄生的雇佣阶级对立起来，永远结束工资制度，建立人们期待已久的社会正义时代。这就是工会运动的真正意义。”

共产国际最终接受了查尔斯·鲁登堡和杰伊·洛夫斯通的领导。正如西奥多·德雷珀在《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1960年）中指出的那样：“在共产国际裁定鲁登堡为党的领导人后，派系风暴逐渐平息。

1926年底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共产国际五年来第一次发现没有必要任命一个美国委员会来处理美国的派系斗争。鲁登堡的机器工作得如此顺利和高效，以至于他的核心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不安。在派系平静的表面下，在三年前引发反鲁登堡叛乱的坎农的有益鼓励下，又一场叛乱爆发了。”

1927年查尔斯·鲁登堡去世后，杰伊·洛夫斯通成为美共新的领导人。另一派的美国共产党主席詹姆斯·坎农于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期间，他收到了列夫·托洛茨基写的一份关于约瑟夫·斯大林统治的文件。回到美国后，他被所读的内容所说服，批评了苏联政府。由于他的行为，坎农和他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坎农与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起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联盟。但福斯特仍然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并留在美国共产党。1928年福特斯总统选举福斯特再次表现不佳，仅获得48551票（0.1%）。这一次，左翼选民支持的是社会党的诺曼·托马斯。

1929年3月16日，本杰明·吉特洛被任命为该党执行秘书。马克斯·贝德赫特和厄尔·白劳德组成了三人领导团队。到那时，约瑟夫·斯大林已经将他的支持者安排在该国大多数重要的政治职位上。即使是自俄国革命以来幸存下来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高级将领的联合部队，也不足以对斯大林构成严重威胁。

1929年，尼古拉·布哈林被斯大林剥夺了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并被逐出政治局。他担心布哈林在美国共产党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并在5月14日于莫斯科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将该党置于共产国际的控制之下。他承认杰伊·洛夫斯通是“一位有能力、有才华的同志”，但立即指责他“利用自己的能力散布派系丑闻，搞派系阴谋”。本杰明·吉特洛和埃拉·里夫·布洛尔为洛夫斯通辩护。这激怒了斯大林，据伯特伦·沃尔夫说，他站起来大喊：“你以为你是谁？托洛茨基挑衅我。他在哪里？季诺维也夫挑衅我。他的在哪里？布哈林挑衅我。你呢？当你回到美国时，除了你的妻子，没有人会和你住在一起。”斯大林接着警告美国人，俄罗斯人知道如何处理麻烦制造者：“我们的墓地有很多空间。”

大萧条帮助该党发展壮大，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该党候选人福斯特获得了102991票（0.3票），但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的得票率是这个数字的七倍，并当上了美共领导人。但不久之后，福斯特心脏病发作，厄尔·白劳德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新领导人。福斯特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心脏病治疗。1935年，他回到美国，但此时白劳德已经成为美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人物。

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仍然忠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人认为这是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然而，1939年8月28日，约瑟夫·斯大林与阿道夫·希特勒签署了军事联盟，这一观点受到了沉重打击。白劳德和该党其他领导人决定支持纳粹-苏联条约。

约翰·盖茨指出，这给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背叛了所有拒绝接受我们的新政策、仍然认为希特勒是主要敌人的人。我们前一天还尊敬的人，比如罗斯福夫人，现在却唾弃了他们。这是共产党人最难接受的特征之一。我们可以一天称他们为英雄，一天称其为恶棍。然而，在这一切中，我们有一个一致性：我们支持苏联的政策，无论它们是什么；这反过来解释了我们的许多不一致之处。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引发动荡之后，芬兰战争爆发了，这加剧了我们所有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立场也是不加批判地支持苏联的行动。”

厄尔·白劳德是1940年总统选举中的美国共产党候选人，但政府颁布了一项法院命令，禁止他在国内旅行。他的竞选活动仅限于发表书面声明和分发录音演讲。在选举中，他只赢得了46251张选票。那年晚些时候，他被判护照违规罪，并被判处四年监禁。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苏联的盟友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白劳德在服刑仅14个月后就被释放。该党的成员也增至75000人。

1944年，白劳德有争议地宣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和平共处。正如约翰·盖茨在其著作《一个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故事》（195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白劳德在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提出了几个大胆的想法，现在他开始付诸实施。在1944年的一次全国大会上，美国共产党解散并改革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另一名党员解释说：“这一变化似乎只是使命名符合现实。到那时，我们的政治活动与我们的自由派朋友几乎完全相同。”

除了威廉·Z·福斯特和本杰明·戴维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致支持白劳德。然而，1945年，法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员雅克·杜克洛，被认为是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发言人，对白劳德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如约翰·盖茨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除了福斯特和其他人，一致支持布白劳德，现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立场，除了一两个有保留的人，他们都支持福斯特。1945年7月的一次紧急会议否定了白劳德的想法，罢免了他的领导职务，并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和羞辱性殴打的气氛中福斯特重新组建了共产党。”

威廉·Z·福斯特现在成为美共新领导人。两年后，在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后，布劳德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他后来辩称：“美国共产党作为国内改革的拥护者而蓬勃发展。但当共产党放弃改革，支持苏联公开蔑视美国，同时预测其迅速崩溃时，同一政党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影响力。这在美国语言中只是一个坏词。”

1948年7月20日上午，福斯特和其他11名政党领导人。根据《外国人登记法》被捕并受到指控。国会于1940年通过的这项法律规定，美国任何人“倡导、教唆或教导推翻政府的可取性”都是非法的。

审判于1949年1月17日开始。正如约翰·盖茨所指出的：“共有11名被告，其中第12名是福斯特，由于严重的慢性心脏病而被排除在案件之外。”

1956年4月，尤金·丹尼斯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共产党的报告。正如约翰·盖茨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对该党整整十年政策的毁灭性批评。与所有报告一样，这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事先经过了全国委员会成员的讨论和批准。丹尼斯将该党的政策描述为超左翼和宗派主义、狭隘和僵化、教条和不切实际。”

福斯特、本杰明·戴维斯和罗伯特·G·汤普森是领导对丹尼斯袭击的领导层中的少数人。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鼓励东欧人民相信，他愿意让他们从苏联获得更多的独立。在匈牙利总理取消了国家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并鼓励公众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纳吉还从监狱释放了反共分子，并谈到举行自由选举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越来越关注这些事态发展，并于1956年11月4日派遣红军进入匈牙利。匈牙利起义期间，估计有2万人死亡。纳吉被捕，由苏联效忠者雅诺斯·卡达尔接替。美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为持高度批评态度，约翰·盖茨表示：“在我入党的这些年里，我第一次为共产主义这个名字感到羞愧”。他接着补充说，“在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下，自由比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要多。”因此，他被指控为“右翼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白劳德派、人民资本家、托洛茨基主义者、铁托派、斯特拉切派、修正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反党分子、清算主义者、白人沙文主义者、民族共产主义者、美国例外主义者、洛夫斯通奈特主义者、伯恩斯坦主义者”。福斯特是苏联领导层的忠实支持者，拒绝谴责该政权的人权记录。

福斯特没有批评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许多人离开了聚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党内已有75000名成员。到1957年，成员人数已降至5000人。

福斯特于1957年退休，并担任美国共产党党名誉主席。之后尤金·丹尼斯，成为了美共的新领导人。

1957年12月22日，美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关闭《工人日报》。盖茨认为：“在《每日工人报》成立的34年里，它经受住了大企业、麦卡锡主义者和其他反动派的攻击。它受到党内盲目派系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驱使，去做我们的敌人永远无法完成的事情。党的领导层必须一劳永逸地否定福斯特的论点，捍卫该报及其政治路线，并寻求将全党团结在该报后面。”

1961年2月25日，威廉·Z·福斯特迎来80岁生日，当时他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严重的健康问题需要一定的护理，只有作为苏联贵宾才能享受到这种护理。就这样，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照顾，以及友好而有爱的氛围。

在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一个惊喜派对尽可能地消除了疾病的痛苦，比尔·福斯特很高兴有一份贵宾名单来祝他一切顺利。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弗罗尔·科斯洛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也在那里。俄国内战英雄谢苗·布德约尼和作家鲍里斯·波列沃伊也在游客之列。

1961年9月1日，威廉·泽布伦·福斯特在莫斯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