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熙(1898年-1962年)，字春苔，曾用笔名丁一、明斋、寿明斋等。现代散文家、美术家。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自由职业家庭，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孙福熙是一位充满了才华和朝气的青年。他的二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优美作品，而且还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群中，孙福熙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孙福熙(1898.9—1962.6)，字春苔，笔名丁一、春苔、寿明斋，浙江绍兴人。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省立第五师范，在县立敬敷学校、师范附小任教，1919年，去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馆长李大钊领导下勤奋工作，文史哲各系选课旁听，并与其兄孙伏园一起，结识鲁迅和许多进步的教授，曾参加“五四”运动。次年由蔡元培校长介绍，赴法国工读，先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后入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开始写作散文。1925年回国，在鲁迅帮助下，散文集《山野掇拾》由开明书店出版。归国后，先后出版散文集《归航》、《大西洋之滨》、小说集《春城》等。1928年，到杭州任国立西湖艺术学院教授。主编《艺风》杂志。1930年，再去法国攻读，在巴黎大学选听文学和艺术理论讲座。1931年归国，续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4年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举办全国性美展——艺风展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到武汉、衡山、绍兴、昆明等地分展抗日美术作品。与李寄僧等人创办绍兴孑民美育院，主编《旅行》杂志。1938年后，历任绍兴稽山中学教师、校长，昆明友仁难童学校校长，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国文及法文教员并兼教务主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教授等。建国后，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1951年，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次年加入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1951年至1962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北京编译社高级编辑等。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工画菊花，花多叶少，别具风格。

23至26年，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举办全国性美展——艺风展览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创作抗日美术作品。先后到武汉、衡山、绍兴、昆明等地展出。27年返绍兴，任稽山中学教师并代理校长，发起创办绍兴孑民美育院。28年，去昆明任友仁难童学校校长，兼任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国文及法文教员，并兼教务主任。29年，与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编《呈贡县志》和《旅行》杂志。35年到上海，以卖画为生，并编辑《华侨通讯》。37年，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在杭州高级中学及国立艺专兼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1年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调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次年，加入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1954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后任北京编译社编译。其著作还有散文集《三湖游记》，特写集《早看西北》，译作《越南民间故事》，工艺美术专著《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及《孙福熙画集》等。

《山野掇拾》是孙福熙留学法国期间写成的，也是孙福熙的第一本书。全书共82篇，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1922年暑假期间，从里昂到Savoie乡村去画山野时的种种见闻。法国山村的美景，淳朴善良的乡民，异国的风俗，短短二十余天的山村生活，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没有将山野掇拾发表的意思；但闻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藉驿使聊赠一枝之意，想与故人共赏之。然而我失败了。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 书中配有孙福熙先生自画的四幅精美插图，封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画面由各种绿色组成，由浅及深，并用灰色的边框衬托着，画的上端有孙福熙毛笔手书的“山野掇拾”，画的下方是孙福熙毛笔签名。这本书1925年2月由新潮社出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这本书的出版曾得到鲁迅的大力帮助。《鲁迅日记》1923年8月12日写道：“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翌日又“夜校订《山野掇拾》毕”，8月14日即“上午寄伏园信并还《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笺”。1924年1月书还未印行，鲁迅又预定了五部，准备赠送友人。

在送给鲁迅的书中，书上的题词长且极富感情的，孙福熙先生是一个了。从192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1927年出版的《北京乎》，其间的每一部作品都送给鲁迅，并郑重题词。可是1929年以后，他即从鲁迅生活中消失了。这一年3月20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夜……伏园、春台来”，以后就不再见到春台先生字样了，无论日记，还是书信。

鲁迅藏书中有两部《山野掇拾》，一部为孙福熙所赠，副页上有墨笔题字，另一部用白宣纸包着书皮，两部都是毛边，均未裁开，都是新潮社的初版本。

孙福熙与鲁迅的关系是很友善的。鲁迅在《两地书》中曾很愤慨于他身边的一些文学青年。说“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侦探，小人。”因为他们侦探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而且传播流言。鲁迅点了五个人的名，其中没有孙先生。鲁迅也欣赏孙先生的画才与创作，曾请孙福熙为初版的散文集《野草》，译文集《小约翰》设计了封面。据《鲁迅日记》统计，二人的通信有数十封，其中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三十封，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这些信件均已散佚，内容无从知道了。 大概是从1927年的下半年开始，他们二人之间逐渐产生了隔膜。尽管这一年他们的交往仍很多，仅《鲁迅日记》记载就有三十三处，这一年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二封，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十六封。但鲁迅对孙福熙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不理解，鲁迅在这一年的7月28日写给川岛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我也觉得不太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这一年的12月3日鲁迅记到“收春台所赠《贡献》一束”。

是孙氏兄弟所办的国民党改组派刊物。鲁迅对它很不满意，在收到刊物的六天后，鲁迅在写给川岛的信中这样写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后来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又提到“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6月24日《鲁迅日记》出现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这样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字样。这一年日记提到春台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鲁迅将刚出版的，由孙福熙设计封面的《小约翰》寄给他，另外两次是记录收到了孙福熙的来信，但未见有回信的记录。 1929年3月20日以后，孙福熙便从鲁迅的生活中消失了。

10月19日鲁迅逝世，10月22日孙福熙与由定县匆匆赶来的孙伏园一起到鲁迅在北平的寓所拜奠先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曾描述“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睹物思人，我想，此时孙福熙的心情一定会是很复杂的吧？尤其是，当他抬眼望见“老虎尾巴”的西壁上还悬挂着他当年赠给鲁迅先生的插图画《山野掇拾》，画上的题字依然那么清晰：豫材先生教正——学生孙福熙

《归航》

《山野掇拾》(散文集)1925年，开明出版社

《大西洋之滨》(散文集)1925年，北新出版社

《归航》(散文集)1926年，开明出版社

《北京乎》(散文集)1927年，开明出版社

《三湖游记》(散文集)与曾仲鸣、孙伏园合著，1927年，开明出版社

《春城》(长篇散文)1927年，开明出版社

《早看西北》(散文集)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