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子：宋之普、宋之韩。宋鸣梧曾历任行人司行人，吏科左给事中，尚宝司卿（正五品），左佥都御史（正四品），逝世后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有诗集《琅琊集》、《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沂州府。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