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城子事件，1919年7月，日本为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兼并吉林制造的事件。

1918年7月，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实际上成为统领奉吉黑三省军队的首领，其地位相当于晚清时期的东三省总督。但让张作霖耿耿于怀的是，他自己坐镇奉天，其亲信鲍贵卿以督军的身份坐镇黑龙江，唯独吉林省不是他的势力范围。当时的吉林督军是孟恩远资格比张作霖要老，加之其在吉林军界经营多年，并不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兄弟。

本来张孟二人各辖一方，严守边界，互不相干，但成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统治吉林、黑龙江的实力，孟恩远表面上不好反对，因此，双方暗地里矛盾不断，逐渐的，两省在金融、边界等问题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

1919年3月，奉天因为扩充军力，造成金融混乱，货币贬值。但这一切，“皆由吉黑长春各银行发行纸币之所致”，于是奉天省长暨财政厅下发训令，要求从3月31日以前，“将中交两行之印有吉黑长春字样纸币一律收清，严禁人民使用”。这种盖有“黑吉”“长春”字样的货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吉林省行发的货币，但因为奉吉两省交恶，就无法在奉天省使用了，并且要求人们赶紧兑换，造成商户军民的极大恐慌。彼时，因每天兑换数量有限制，而且“如有票六元，该厅署即付票一张，计省大洋五元。”实际上，兑换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掠夺。同样，奉天省的货币也不能在吉林流通了。

金融货币之外，两省在其它方面的矛盾也很尖锐。奉省临江县巡防营哨官带队到吉林省界内剿匪，而吉林驻桦甸县的吉林陆军竟指为越境行劫，将某哨官捆去；而吉林陆军某营军官私运烟土，行至伊通、怀德交界，被驻怀奉军捉住，后吉林陆军又“带队夺回”。诸如此类事件，屡屡发生。

双方矛盾最明显的，要数张作霖准备在长春建立巡阅使行署了，张作霖的行为明显是一种试探，他想把势力深入到吉林，因为行署要受奉军保护，这就能实现奉军合法进入吉林省的目的。但建行署的建议，不仅没有受到长春地官长的支持，还要求奉天“从缓组织”。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张孟两人最根本的矛盾，是孟恩远与冯国璋为一派，而张作霖得到段祺瑞的支持，所以孟恩远曾极力反对设立东三省巡阅使，但并没有成功，因此，二人之间的恶感日深。

双方矛盾日深，张作霖开始了倒孟运动，他向奉吉边界调动军队，在两省边界大量屯兵，而孟恩远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从6月20日开始，也把原来驻在哈尔滨和东清沿线的军队陆续向奉吉交界的伊通州方面调遣，又从哈尔滨调军驻守长春，一方面准备决战，另一方面固守吉林省门户长春。

在军事准备之外，张作霖还拉拢吉林本土人士反对孟恩远，罗列出孟恩远八大罪状，上告北京政府，并派代表进京要求罢黜孟恩远，举荐自己亲信孙烈臣出任吉林督军。当时的北京政府不敢拒绝张作霖的要求，于是在7月6日，给孟恩远惠威将军衔，调任他到北京述职，同时调任鲍贵卿接任吉林督军，孙烈臣到黑龙江任督军。

孟恩远知道这是调虎离山，当然不会妥协，拒不卸任。他的外甥高士傧，时任吉林督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更以强硬的态度，复电北京政府，请其收回命令，并限其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就宣布独立。孟恩远则以“吉林六十营军队”不允离任来要挟北京政府。

文计不成，张作霖撕破脸面，诉诸武力。双方布署兵力，调兵行动密集，吉奉两军决一死战的决心暴露无遗，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长春是吉林的军事指挥中心，加上奉军北上消息不断传来，全城商民十分惊恐，“商贾歇业，农夫辍耕”，很多商家和有钱人都纷纷把钱存进日本银行，附属地内的客栈都住满了避难的人。还有许多附属地内巨绅大贾家中避难，甚至人人还跑到奉天去避难。日本附属地也加强了戒备，除了派人巡逻，还准备从公主岭调日本独立守备队到长春进行保护。从7月10日到7月19日这10天中，全长春城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作霖的目的没有达到，非常恼怒，他向北京政府提出，请中央宣布孟恩远的罪状，颁发讨逆命令，这样他就出师有名了。但总统徐世昌并没有听从张作霖。北京方面不希望看到内战爆发，于是，派曾任过吉林巡按使的孟宪彝来奉天和长春进行调停。孟宪彝启行之前，先是拜访了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曾反复强调要和平解决冲突。其后，他又去见了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商讨了能给孟恩远和高士傧什么样的条件之后，终于在7月20日晚上启行前往奉天。而在此前一天，长春已经爆发了中日冲突，即宽城子事件。

1919年7月，吉林陆军第三旅步兵二团从哈尔滨开到长春，暂住长春北郊中东铁路二道沟站界内，但由长春城内到二道沟的驻地，附属地是必经之路，日军不允许其通行，显然是有意刁难。驻在二道沟吉军第三混成旅二团的驻地营帐周围划有警戒线，禁止非本部队人员任意通行。但19日中午刚过，“满铁”长春车站职员日本人船津藤太郎无视规定，即从该团幕营警戒线内通过。在遭到士兵阻拦时，双方发生口角斗殴，随后士兵参与其中，造成群殴事件。

这一情况被日本人报告给日本宽城子守备队后，队长调人前往救护和调查，全副武装的日军傲慢异常，在与吉军争论间双方交火，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后3时左右，双方互有伤亡。随后，吉长道尹陶彬、第四混成旅旅长高俊峰、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人员等闻讯同到现场，制止了武装冲突。

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城的不安，唯恐中日之间再起战事，长春城内的百姓富商纷纷寻找避难场所。一贯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他们的眼中，擅闯军事警戒线的行为，只是“一件小事”，他们调来部队，给吉军造成大军压境的眼中威胁，与吉军交涉宽城子事件的解决办法。事发后，高士傧在20日来到长春。他也怕影响大局，向日方表示了自己对事件的遗憾，并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从日本人提出的多项要求中可以看到，日本与张作霖目的一致，要挤走孟恩远，支持张作霖。他们提出的要求在于迫使孟恩远快速离职。7月21日，将所有从吉林、哈尔滨及各处集中到长春的军队开拔出城，吉军退离长春30里以外，给高士傧的军队失去了长春这个重要的军事中心，对抗奉军的军事体系随之土崩瓦解。

事实上，张作霖在宽城子事件当天就得到消息，他采取袖手旁观的策略，令奉军戒备而不介入。之后他又与鲍贵卿上书中央，报告了长春的冲突，对吉军大加指责。当时的《东三省公报》认为，此次事件是日本故意挑起，吉军正当防卫。但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却将责任推给了吉林军队。

日本人调查此事还花了10多天的时间，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在压力之下，并没有对此次事件进行真实的调查。在冲突后的第四天，大总统徐世昌就发布命令，指责高士傧“擅将军队调集长春附近，致酿重案，尤属谬妄，著开去师长职务，一并交巡阅使张作霖暨新任督军鲍贵卿切实查办”。

至此，孟恩运和高士傧失去了原来有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本来孟宪彝已经取得中央政府和张作霖同意，谈好了三个条件，其一，将高士傧及其部属调住直隶，归曹经略使节制，由曹使派遣部属一师来吉驻扎，以安商民；其二，孟恩远即行入京就将军职，不再逗留，而督军印信仍归郭省长暂行接收，以待鲍督到任交接；其三，吉省文武僚属除更调者外，一律不动，以安人心。此次中央免职令一下，孟宪彝等调停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孟宪彝回到奉天，向张作霖提出这一要求，就遭到其拒绝。

高士傧面对如此安排，当然不肯服从，声称：“不惜以生命相赌，讨伐奉天军，如其失败，即归绿林，扰乱东三省”，然后在28日这天，以吉林军各旅团营长的名义，发表了《护法讨逆义军宣言书》。而张作霖有中央命令为借口，指责高士傧抗违命令，开始出兵讨伐，分为南、东、北三路大兵，做好进攻的准备。当时吉省绅商农工学各界，对于吉奉之战，极为恐惧，“呼号奔走，亟思挽救”，给高士傧、鲍贵卿、孙烈臣等发去明电，哀求不要动武。

在吉军方面，吉长镇守使裴尧田因为张作霖许以事成之后可以替代高士傧做第一师师长，早就消极懈怠，投靠了奉系；另一位旅长诚明也暗中归顺了张作霖；驻在磐石的诚明旅长之军队有四个营缴械投奉；驻哈埠的高凤城旅长十营军队都归顺鲍贵卿。至此，吉军士气完成丧失。意气沮丧的孟恩远见大势已去，转而规劝高士傧等人停止反抗。

7月28日，孟恩远请裴其勋代表他与张作霖通电话求和。张作霖半点余地不留，表示孟恩远不退是不行的，但会保证孟恩远和高士傧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此，孟恩远表示下台。当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为了收买人心，特意为其“设宴压惊”。从此孟恩远一直寓居天津。而高士傧则在8月12日，乘坐南满火车，作为一个斗争的失败者，黯然离开长春前往大连。

宽城子事件为张作霖夺取吉林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的结局成为张作霖称霸东北的最后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