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摩船长是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主要人物。

自信勇敢，因为他的头在其肩部轮廓所形成的弧线上面高傲般扬着，那双阴郁神态的眼睛冷静沉着地注视着别人。镇定，因为他的皮肤苍白而不红润，说明他性情平和。坚毅，这从他眼眶筋肉的急速收缩就能看出。果敢，因为他的深呼吸就显示出了十分强盛的生命力。

这个人显得很高傲，他那坚定沉着的目光似乎反映出高深的思想。从他的整体形象来看，从其举止和表情的一致来看，按照相面先生的说法，他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率性格。

他身材高大，前额开阔，鼻直口方，两手纤细，用手相学术语来说，极富“通感”，也就是说与他高傲而富于情感的心灵相辅相成。可以说，这个人恐怕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为的一类人。尚有一个细微特征，他的两眼，隔得稍开了些，可将一方景色尽收眼底。这种功能——我后来得到了证实——使他的眼力比尼德·兰高出一倍。当这位陌生人眼盯住一件东西的时候，他总是双眉紧蹙，宽大的眼皮微微闭拢，眼皮包裹着眼珠，因而缩小了视野。他注视着，多么犀利的目光！

尼摩船长是《海底两万里》中一个居主要地位的人物。这个知识渊博的工程师，遇事头脑冷静，沉着而又机智。他不是关在书斋之中和温室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他搜集海底金银财宝，支援被压迫民族做正义的斗争。当祖国沦为殖民地后，他带领少数志同道合的人潜入海底，用反抗的行动和不满的言论，支持和唤醒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凡尔纳借尼摩船长之口谴责了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次大陆的野蛮的扩张行为。表面看来，尼摩船长似乎是个与世隔绝的心如死灰的隐士，然而从他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炽热的感情，表明他是一个时刻关注着世界政治风云的科学战士。尼摩船长所渴望的不是金钱和财富，而是人生的自由和幸福。

他曾呐喊过：“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宰，在海中我完全是自由的。”这是尼摩船长的肺腑之言，如实地道出了他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强烈不满，反映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他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由他对大陆连“一寸土地也不靠近”。他在大海下漫游着，生活着，他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取自于大海，他宁可把多年的用心研究的科学成果同他的身躯一起奉献和葬于大海，也不愿为野蛮的殖民统治者服务。凡尔纳塑造的尼摩船长是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有着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透过他的个性，可以看到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但到小说结尾，尼摩船长所做的一番事：攻击其他国家的战船并击毁。又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人琢磨不透。

一、船长是伟大的领导者。

在鹦鹉螺号中，尼摩船长对他身边的伙伴具有无上的权威和领导力。这种权威并不是建立在武力或者他王子地位上的，而是出于他的为人处事和性格魅力之上的。

二、船长是伟大的工程师和实践者。

在三人登上潜水船时，船长详细讲解了潜水船的种种构造、技术参数等，他对“鹦鹉螺号”简直比自己的双手还熟悉。

三、船长是慷慨的、是知识的化身。

在小说中，船长把丰富的海洋动物做成的美食分享给三位客人，并允许他们可以随便在船上各处参观、使用船上各种书籍、科学仪器，甚至船上的主动力室都可以进出，这无疑是船长的慷慨和信任。

四、船长处事公正又巧妙。

在三人落水并被带到潜水船上时，他们解释自己的立场，船长得知驱逐舰是来猎杀他和潜水船时，没有杀死三人甚至扔出三人到大海，而是选择留下并在极少数情况下“软禁”三位客人，不允许他们外出。

五、船长富有同情心而又勇敢。

在小说中有一段，船长看到一个可怜的采集珍珠的人潜入近海却遇到了鲨鱼的攻击。船长勇敢的冲上去跟鲨鱼搏斗并解救了这个采珠人，之后又送给采珠人价值不菲的珍珠。

六、船长的自由和浪漫。

在三位客人登上舰艇初期，船长所说话都体现了如梦幻般的浪漫。

主要剧情

凡尔纳最初设定的尼摩船长是波兰人，因参与反对沙俄的起义而失去了亲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祖国沦丧，失去了自己热望与信仰的一切。但因为凡尔纳的出版商与俄国有良好的商业往来，因此书中隐去了船长的身世。

由于凡尔纳在创作海洋三部曲的同时也在构思着神秘岛中探险家们的形象，所以尼摩船长的形象与神秘岛中人物的形象会彼此相互影响。凡尔纳也在《神秘岛》中几易其稿，并“极其谨慎地对待因尼摩船长在岛上出现而不为人发觉所引起的兴趣，以便造成一种出色的渐强效果，就像对一位引您到您所知道的地方去的漂亮女人所作的爱抚那样！”最终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船长的形象。

《凡尔纳传》的摘录：人物设定问题的探讨（选自第二部第二十二章）

尼摩这个人物就这样从1865年酝酿的最初方案中突现出来了。这部小说原先的题目叫《水底旅行》，后来改为《海底旅行》，后又改为《海底两万五千里》，最后又改为《海底两万里》。

起初，他只想写一首诗去赞美大海。倘若他原先的主题是大海和对大海的爱，那么，他大概不得不承认，大海的波涛、愤怒和风暴只不过是它向我们呈现的外貌。为了把握昂菲特里特的心灵，为了洞悉它蕴藏着的全部宝富，那就得深入到遮蔽住它的雄伟的表面波澜之中，探测这些浪涛掩盖着的海底深渊。

《水底旅行》，这就是提纲。但如何去实现这种梦想呢？当时，能潜入水底的器械已经发明出来，正如多尔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潜水艇的概念，海员和科学家都是熟悉的。儒勒·凡尔纳不可能不知道富尔敦和他1797年发明的诺第留斯号。由于他密切注视美国南北战争的发展变化，他肯定知道美国人已经使用了潜艇，其中维勒鲁瓦的那艘潜艇，作为一个南特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从那以后，他无需像多尔菲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借助菲基埃的启发才能想象出潜艇来。

儒勒·凡尔纳固然保存有菲基埃的《科学的奇迹》的1867年至1869年版本，但在1865年和1866年，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向他提示出潜艇的概念，尽管后来他从该书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果说他本人没掌握水底航行的资料，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上，他曾经详细地跟他在海军服役的弟弟保尔探讨过这艘幻想的船只的特点。他的诺第留斯号比已经发明出来的潜艇要完善得多，但这终究不是他的主题：这只不过是实现他的海底探索的手段，而对他的主人公尼摩来说，也不过是要成为征服大海的天才的手段。他将这只钢铁纺锤描写得那么引人入胜，以致将读者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使读者对它比对旅行和尼摩更为关心。这也许是因为理想的潜艇当时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尽管可利用面更为可观的原子潜艇的出现，使人联想到这是计日可成的事。

当然，我们还仅仅将这艘潜艇当成一艘战舰。可是，西蒙·拉克却将尼摩的潜艇当作第一艘民用潜艇而对它表示欢迎；他受到小说家的这种观点的影响，毕生都在这条道路上追寻它的踪迹。众所周知，在如今来说，用以实现海底探察的各种器械都已经发明出来；这是尼摩亲自实行了的其中一种主意。他认为，海底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取之不尽的能源——电。仅利用各层海水的温差所产生的电的能量就非常可观。

也许是受了他在《海底两万里》所塑造的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人物的影响，凡尔纳终于能突破他原先给自己的想象所划定的过于狭小的范围。既然尼摩的高大形象一直在他的脑际徘徊，他热情地爱着大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纯净而卫生；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存之乘舆；海是动，海是爱。”但他接着又说：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10米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

这种公开发表信仰的方式无疑是诗人和哲学家所采用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当尼摩船长发现他用船首冲角撞翻的那艘战舰沉没的时候，他的确是在反对压迫者，而且显示出他是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是真正的仇恨天神。”这艘战舰没有挂国籍旗，因而无从知道它的国籍。这是否是出版商出于谨慎亦或别的更深刻的用意呢？这场战斗显然是象征性的，因为无论哪一个压迫民族都可能在后桅的斜析上悬挂国籍旗。

给赫泽尔的那封信证实，赫泽尔在发现尼摩这个人物和他那深仇大恨时曾大吃一惊。儒勒·凡尔纳想尽可能磨掉尼摩船长的一些棱角，试图平息他这位敏感的朋友的激动。在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中，他答应抹掉“结尾部分尼摩对阿龙纳斯厌恶，取消尼摩在注视着那艘战舰沉没时所表现的那种仇恨态度，甚至不让他去观看这次沉没。”

但他又说，他无法接受出版商向他提出的那种解决办法：您说要将诺第留斯号迫入一个深水区，它只能撞沉挡住它去路的那艘战舰才能从那里逃脱，这种意见蛮不错。但有两个困难需要重新考虑：第一，倘若诺第留斯号被迫驶入一个深海沟，那么它实在算不得无与伦比的高级船，算不得比任何船只都要快、都要牢固的船；第二，倘若它果真落到这种境地而只能浮在战舰上面逃走，那就谈不上水深问题。没有水深，沉船的情景又该如何描写呢？根本无法描写。接着，这封信还告诉我们关于那艘铁甲舰本来可以悬挂的国籍旗问题。亲爱的赫泽尔，您在继续读这封信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挑衅是来自那艘国籍不明的战舰的。它千方百计地要摧毁诺第留斯号，它属于尼摩所憎恨的那个国家，尼摩要替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报仇！您想想，必须摆在首位的、读者可能预感到的是什么……您想想，尼摩是个波兰人，而那艘沉没的战舰是一艘俄国船，这难道有一丝一毫值得提出异议的理由吗？不！一百个不！因此，亲爱的赫泽尔，请您耐心地重读一遍，然后再将稿子给我寄回来，我将在上面作些必要的修改，但别忘了我上面给您说过的东西。这部作品的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第一个用意是什么？那就是一位波兰人与俄国的对立。既然我们不能明说——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那就让我们作这样的设想，这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1831年那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起义失败之后，许多波兰人纷纷移居法国。1863年，又发生一次反对俄国独裁统治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受到引起列强震惊的残酷镇压；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法国徒劳地对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干涉，但在普鲁士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年）的战争中，亚历山大袖手旁观以示对法国的报复。

这就是说，在1866年，法国人对于俄国对波兰人所采取的种种做法无不表示愤慨。波兰人所遭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们。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曾经残暴地镇压过起义者，共和党人认为无法忍受他的专制统治，因此，他们身上蕴藏着的这种激情，必然会发展为对这位独裁君主的激怒情绪。

赫泽尔肯定赞同他的这位作者的这些观点，并且跟他一样，认为沙皇的镇压惨绝人寰。但由于他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切身体会，他估计到法国政府可能遇到的麻烦，因而不得不谨慎地对待俄国；使法国的外交活动变得复杂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假若尼摩是个波兰人，这部作品就具有某种挑衅的性质，政府或许不让出版。因此，他希望作者只把尼摩写成一个反对农奴制和搜捕黑奴贩子这样的人物。儒勒·凡尔纳对比提出不同看法：倘若我无法解释他的仇恨，我将如同对这位主人公的生平及其国籍等所作的那样，对产生这种仇恨的原因缄口沉默；如有这种必要，我将改变小说的结局。我不愿意使这部作品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请您稍为想一想，如果尼摩过着那种出于对农奴制的仇恨而要扫荡根本不 存在的海上黑奴贩子的生活，我认为，这将是误入歧途。您肯定会说：但他作了一件可耻的事！我回答说，不！您 再想想，这部作品的最初意图是什么？是要描写一位波兰领主，他的女儿一个个被强奸，他的妻子被用斧头劈死，他的父亲被用俄国皮鞭抽死，他的朋友全都在西伯利亚丧生。在俄国人的暴虐统治下，他的国籍将在欧洲消失！如果此人没权将他遇到的俄国三桅战舰一艘艘撞沉，那么，他的复仇将只是一句空话。倘若我处于这种境地，我必然毫无内疚地将这些战舰击沉；要想不产生我的这种情感，那就永远不该仇恨！但我们还是撇开这位波兰人和俄国吧。读者根据他的性格，必然想象得出他要作的事情，我不再提及俄国皮鞭和西伯利亚，因为这似乎过于直截了当。我压根儿不想搞政治，我自认没什 么资格过问这种事情，但这里边跟政治毫无关系。至于结尾，被卷进陌生的海域、驶入大漩涡而阿龙纳斯及其同伴竟毫无觉察，他们听到大漩涡这个词儿时仍想活下去，但由不得他们作主，小艇和他们同归于尽，这实在太妙了！对！太妙了！接着是关于诺第留斯号和它的指挥员的永恒秘密！我在给您写这封信时，感到浑身都在发热！”

我们对这封措辞尖锐的信未免感到有点惊愕；作者的热情首先成为他的热诚的保证，并且使我们明白，虽然罗列了赫泽尔感到不满而又使情节悬了起来的一大堆东西（从文学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缺陷），但我们为什么还会觉出这部作品跳动着剧烈的脉搏。列举出来的这几点成了这位小说家必须克服的额外困难；事实上，剔除文中具有爆炸性的内容，这不正是一种高明的手法吗？

这部作品是在专为青年人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发表的，年轻人必须在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阅读，这使人颇觉惊讶。尼摩所讲的话，可能使心地善良的人和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人感到高兴，但有些话必然会使注重固有秩序的宁静的资产阶级感到不安。

赫泽尔仍然对尼摩所酿成的那场海难惶惑不安；作家不得不一再坚持，好让他接受小说的这个高潮。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便带有这样的痕迹；虽然他“绝对地被抛到月球中去”，他“不愿意从月球上下来”，但这部小说“将在五月底全部完成。”这位小说家再次重复他的理由： 请您别忘了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意见。假使尼摩是个波兰人，他的妻子死于俄国皮鞭之下，他的儿子全都在西伯利亚殒命，而这位波兰人遇着一艘俄国船并有可能将它摧毁，那么，每一个人都会赞同他的这种报复 的。倘若您就是这个波兰人，您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是我，我也会像您那样。您一定会说，这是一种确实而坦率的情况，并且无需 作出解释。当然，虽然没什么特殊理由，我们还是让这种情况适应《教育与娱乐杂志》好了。

赫泽尔的确需要谨慎对待他的顾客；毫无疑问，他俩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儒勒·凡尔纳的热情使他感到担忧，因此他要千方百计地让他冷静下来。在一封大概写于1868年的信中，作者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最妙的是，让尼摩跟整个社会作斗争；这是一种美妙的情景，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缺少进行这样一种斗争的动机。退而欢之，必须描写一个被放逐者反对放逐的斗争，一个波兰人反对俄国的斗争。这是很明确的。但我们因为纯粹的商业原因而把这种斗争放弃了。只剩下尼摩对一个虚幻的、跟他一样神秘莫测的敌人作斗争，这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从而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意义。

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必须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

他将尼摩写成一个高大形象，使他成为反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暴政的象征。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船长虽然性情粗暴，有时甚至残酷，但他具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他只是出于对被压迫者的过分的爱，才对压迫者产生仇恨的感情。

一张女人的面孔闪过一下；阿龙纳斯意外地发现尼摩正在凝视他妻子的肖像；她死于压迫者的皮鞭下，但没点明这些压迫者是谁。

尼摩凝视肖像的这个细节不是无缘无故地加插进去的。很显然，这正是作者自己所产生的幻觉。他在从克罗托瓦写给仍迟疑不决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作了说明：

我看得出来，您在幻想一个跟我想像的人物截然不同的老好人。这就难办了，要写我感受不到的东西，我实在无能为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我的眼里，尼摩船长并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样。对于下面主要的两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在尼摩船长作完那次惊人的举动之后，为使书中人物更臻合理，要改变这位船长使我产生的恐怖；第二，在那艘双层甲板战舰沉没之后，要加快情节的发展。

这两点我将照办，至于其他，我只需说明一下这位船长因受到挑衅而采取这种可怕行动的理由就行了。尼摩并没迎上前去摧毁这艘战舰。他没主动攻击。他只是对攻击作出回答。但不管您信上怎么说，我决不会同意一个人只是为杀人而杀人。他是个仁慈的人物，他的情感 只是在他遇着他所处的特定环境时才起作用。他和他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足以解释清楚他对人类所产生的仇恨，而且读者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更何况，整部作品的利益不在这里。

您对我说过，取消农奴制是当代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这我同意。但我认为，这是毫不相干的事，约翰·布朗事件以其明确的形式使我感到高兴，但就我看来，这个事件削弱了船长的形象。关于他的国籍、他的身世以及将他投入这种荒诞的生存之中的原因等等，必须保持暧昧态度。此外，亚拉巴马事件或虚构的亚拉巴马事件都难以接受和无法解释，倘若尼摩要对拥护农奴制的人进行报复，他只需到格兰特指挥的军队服役，这样，一切便都说明清楚了。

我要谈谈您来信中的一个部分。您说第二卷跟第一卷大不相同，主要是这个人在第二卷中更为激烈。我从中看出，您肯定把第一卷的内容忘记得差不多了，因为我确信，我是按照自然渐强规律去构思的。这部作品流露出一些仁慈的情感，尤其是在第二卷；只是由于事物 本身的力量，才使我们这位英雄变成一个阴郁的裁判执 行人。

……您所讨厌的肯定是最后的那几页。关于对阿龙纳斯所产生的影响，您说得有道理，我将作些改动，但对 于尼摩船长，这是另一码事，如果您以另一种方式对他作出解释，那您给我改一改好了，但我对此不能表示承认。

您非常清楚，倘若要将他改造成一个老好人——我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跟他生活了整整两年，无法以另外的方式去看待他——那么，要留在巴黎就不是1天，而是1个月。

由各国政府引起的困难有时倒有好处，因为，要不是这些困难，尼摩甚至还没那么充实。诺第留斯号的船长不是一个被他的祖国的当局追捕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反抗压迫民族的不义和暴虐的典型人物。

当然，他是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但这是从他要求自主权这种意义上说的。这种自主权除高尚品德所要求的界眼外没有别的界限。他是个相当令人担忧的人物，因为他要将他的暴力强加于人，有时甚至强加给反叛者，而且常常摇摆于爱与恨、怜悯与复价之间。他并没采取布朗基“既无上帝，亦无主子”的公式；他具有这样一种情感，认为必须完成上帝赋予他的某项使命。他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上帝制造的种种恐怖事件又常常折磨着他，因此他喊道：“全能的上帝，够了！够了！”世界已成定局，人类在主宰着它、压抑着它的各种问题中挣扎。至于主子，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认为只需服从他自己，也就是说，服从他的所有道德准则、甚至偏见；出于事物本身的力量，他对他的乘员不就是主子吗？他船上的人不是盲目地（尽管这是出于好意）服从他吗？

如同所有的船长那样，他是船上的主子，他那得到承认的是不受怀疑的。

况且，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导致他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在以一个主子代替另一个主子的同时，企图建立一种新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明确，但它终究是以暴力强加给需要的。

尼摩是个永恒人物、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代表人类；他的冒险活动正是人类为寻求重要的带普遍性问题的答案而进行的冒险，而决非一个人为寻求解决微不足道的个人问题而进行的冒险。

非常奇怪，他形象地预示了被对社会约束的反抗缠住了的当今人类。

这种无力的反抗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乃至人的本身的蔑视；谁要是保留这样一种情感，他就只能龟缩在孤寂之中。他在孤寂中能获得安宁吗？采取这种“绝对景况”的尼摩似乎并没作到这一点，他在《神秘岛》一书中公开承认“寂寞、孤独，这是可悲的事情，人的能力实在难以忍受……我的死正是因为我相信人们能够独自生活……”

有人曾经这样琢磨过，儒勒·凡尔纳究竟是根据哪一个模特儿想象出尼摩船长来的呢？我们从他写给赫泽尔、现存国立图书馆的一封信中得知，夏拉斯可能就是这个模特儿，但作家只是事后才想到这一点。从外貌上看，尼摩就是夏拉斯；从内心上看，这两个典型人物十分相像；两人都很刚毅，有时甚至激烈。两人都是爱国者，都具有先进的思想，热爱自由，反抗各种不义行为。

夏拉斯上校1810年生于法尔斯堡；1848年，他是制宪会议的议员和作战部长。这位毫不受协的阿尔萨斯人在1852年被王子总统的政府放逐。他豪迈、傲慢、不愿意钻停战的空子，宣称说，他要等自由胜利后才返回法国。他死于1852年初。他死不改悔，曾要求将他埋葬在巴塞尔，说只要拿破仑三世还统治着法国，就别让他的尸骸歇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因此，夏拉斯和尼摩的性格具有某种相似性。诚然，他俩之间存在某些显著的区别，但如果夏拉斯处于尼摩那样的境地，他也会采取尼摩那样的行为。况且，我们并不怀疑，诺第留斯号船长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因为作者一直跟他融为一体。

《神秘岛》第二十九章中介绍的尼摩船长的身世：

鹦鹉螺号的船长讲述他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印度王子，因领导抗英斗争，英国人把他全家都杀害了。尼摩船长说明了他对英帝国的仇恨，并试图为自己辩护道：“无论在哪里，我都尽力做我能做的好事，同时也干我该干的‘坏事’。要知道，正义并不等于宽恕啊！”

夏尔-诺埃尔·马丁具有远见卓识，他指出：“各自独立的3部小说仅仅因为能在《神秘岛》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结尾才得以相互联系起来。”与其说这是科学幻想故事，毋宁说这是“异常美好的科学家画像”。尼摩是个文学家，但他通晓“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他掌握了“这些科学给予人类的全部力量。这位单独行动的学者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使他蔑视比他卑下的人类，自那以后，他甚至企图主宰人类”。尼摩一直爱着这个人类。他要反对的不是整个人类，而是那些奴役他的人。他只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剥夺人民独立的宿敌所进行的搏斗中，才使用他的威力——他那研究家的幻想所产生的成果。

尼摩船长的去世，在手稿上曾反复作过修改；随后在校样上又作了另外一些修改才最后定稿。

尼摩在《海底两万里》中是个隐姓埋名的叛逆者，最初大概是个反对沙俄的波兰人；在《神秘岛》中，作者在他临终前让他变成一个反对英国人的达卡王子；这无非是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作的一种事后解释。

尼摩船长始终是一个反对人类非正义行为的叛逆者的形象，他临终前说的“先生（此处指史密斯），我没有名字。”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