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东”是一个地域概念，“岭东”在大庾岭之东侧，五岭之东被称为“岭东”，地处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州（今龙岩、三明市部分）、虔州（今宁都瑞金石城等）、梅州（今梅州市）、循州（今惠州河源兴宁五华等地）之地”，而梅州、汀州等则属“岭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岭南背靠五岭而面大海，岭东则为五岭之东，而穷于海，盖以五岭为始，而讫于揭阳也。”

据明代汀州《临汀汇考》载，地处岭东的汀虔梅循之地，皆“扬州腹内地，据今图在三省交界处”，“皆土田之 ”，边境虽有高山，但数千里“土田辽阔”。我们可以从目前出土发现的古代文物来了解远古时岭东地域梅州先民的情况。

清乾隆《潮州府志》也云：“江西有湖西岭北之分，广东则有岭东岭南之别。”

清嘉庆《临汀汇考》记载：“五岭之最东为大庾岭，大庾岭之最东为大庾县之秉峤，顺循其岭脊而一下，东至包括揭阳属之海滨，与江西福建分阽（界），至揭阳岭止，为《禹贡》扬州域内，而揭阳以西、今粤省在五岭南者，皆九州域外。”

“岭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岭南”是不相同的。岭南在五岭之南，大庾岭之西，岭东则在大庾岭之东侧。岭南不在古扬州之域，而岭东则属古扬州域内。地处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汀洲，今龙岩、三明市部分）虔（虔州，今宁都瑞金石城）梅（今梅州市）循（循州，今惠州河源兴宁五华等地）之地”，而梅州汀州等则属岭东地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记载来看，“岭东”泛指现在的广东省潮汕、兴梅惠河及福建省闽西地区、江西省赣南地区，至近现代，主要是指潮汕地区和兴梅地区。在中国台湾省亦有学校的命名包含“岭东”，分别是岭东科技大学、岭东中学。两所学校均为梅县乡贤蔡亚萍博士东渡台湾后所创办，这只能表明岭东乡贤不忘桑梓之情。并不能作为“岭东”包括台湾的部分地区的证据。

惠州地处五岭之东，故有“岭东名郡”之称。自隋朝设郡治开始，惠州一直是历朝的郡、州、路、府的行政中心。惠州是镇守岭东、屏障省垣的重要门户，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岭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夏商周时期的百越族人，是这里的主要先民。

岭东的百越族人和岭南的百越族，原都生活在古越国（今闽粤交界处至浙江部分地方），以会稽（今绍兴）为都，地处滨海，颇得渔盐之利，逐步发展，至勾践时日趋强盛，春秋后期，与吴国一争高下，图盛霸业。但至战国中期势趋衰微，至公元前306年为楚国兼并。古越国余部散居于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山区，史称“百越”。

百越族的一支在战国后期南徙两广。他们为开发中国东南地区作出了贡献，并与北方长江、黄河流域的巴蜀人、荆楚人，秦晋人、齐鲁人，一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198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队在蕉岭县三圳镇东岭下等处，就发现了石斧、石锛、石刀、石镞一大批。

1984年，省文物考古队在五华县狮雄山发现长乐台遗址。经过四次仔细普查发掘，面积达14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除石造生产工具外，还有陶罐、陶盆、陶碗、陶杯、陶盂等生活器具。而在与五华相邻的龙川坪头岭遗址也发现有五六千年前的古稻种，以及其它石制造工具。

从考古学研究中知道，新石器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夏商周时期，这时的历史文化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磨制石器增多，发明了陶器，开始谷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从上述出土的石器和陶器足以研究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即五、六千年前，古岭东地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其原始居民已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他们不但有了原始农业、畜牧业，而且有了手工业，经过使用犁耕和弓箭，还知道用网捕鱼和纺织缝衣。

1982年、1985年夏，广东省文物考古队两次到大埔县枫朗王兰考察，发掘古墓葬群22座，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玉器等141件，其中陶器有砂陶纺轮，说明本地域在农业、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纺织业已相当普及，生活水平提高。

1984年，省文物考古队对兴宁新圩镇发掘出土的6个编钟进行鉴定，认定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艺术珍品文物。

青铜编钟的出土不但说明此时期岭东地域与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人已有相当的交往和联系，而且亦可说明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且亦可说明这一时期楚国或吴国的统治势力已经深入到岭东这边远山丛地域，岭东地域的经济已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古岭东地域的先民在六七千年前，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是差不多同时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但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则比较缓慢，不但比中原地区慢，而且比岭南地区也稍慢。因此出土反映这一时期的古文物不多，也不系统。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藐视或否定这一地域悠久的历史。

“岭东”一词最早见诸《水经注》：“岭东则为五岭之东，而穷于海，盖以五岭为始，而讫于揭阳也”。双方争论的焦点就在这句“而讫于揭阳也”的表述上，客家人认为句中“揭阳”是指揭阳岭，说明岭东地域即“汀虔梅循之地”，与潮汕地区无关。有潮汕学者认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建制揭阳县，《水经注》所指“讫于揭阳”应指最早建制的揭阳县，当然也就包括了现在的潮汕地区。“岭东”之争不仅仅源于一字之差，还是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之间的众多差异所造成。

《水经注》既然是一部地理学著作，那么“揭阳”一词所指接近于地理学意义的“揭阳岭”的可能性更大，而非行政区划的“揭阳县”。

但岭东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不是单纯的以地理分区。地域指的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即使《水经注》和《临汀汇考》提供了支持岭东不包括潮汕的证据，那也只能在地理学意义中成立。实际上，岭东地域历经了一个泛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人文性的定义。

首先，潮汕、兴梅两个地区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很长时间内都归属于潮州府，后来又曾同属汕头专区，而且在人文、风俗等方面相近之处甚多，堪称同气连枝。

其次，潮梅统称岭东还有许多史料可资证明。明代，被称为岭东先贤的有李士淳、罗万杰等；在清代中期以前，梅州一带就出了被称为岭东才子的宋湘、温训、杨缵绪、饶曼唐等；清末嘉应州的丘逢甲、黄遵宪、胡晓岑（胡曦），潮州府的丁乃潜，因诗文别具一格，被称为“岭东四大诗人”，是“岭东诗派”的开创者；丘逢甲、黄遵宪、丁日昌、何如璋，又被称为清末“岭东四先生”；范荑香、黎玉贞、叶璧华被称为“岭东三大女诗人”；另外，岭东文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温仲和、温廷敬、丘晋昕、吴世骥等；1899年秋，丘逢甲在潮州镇平会馆开办“东文学堂”，后来他将“东文学堂”迁至汕头并将学堂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三十年代初，潮汕画家由孙裴谷、范昌乾、高振之牵头，在汕头组织“艺涛画社”，并于1931年将作品汇集，由汕头文华图书公司出版了《岭东名画集》一书，潮汕报业先驱吴子寿在画集序中写道“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此外，岭东前辈名家孙裴谷的别号之一就叫“岭东画痴”。可知早在上世纪初期，“岭东”这一特指的地域名词就广为社会各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