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峄山石刻”“峄山碑”“峄山铭”“绎山刻石”“绎山石刻”“绎山碑”“绎山铭”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刻石原在山东邹县峄山书门，毁于南北朝时期，现有宋代摹刻碑存于西安碑林，元代摹刻碑存于邹城博物馆。

“始皇诏”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専（专）惠，寴䡅（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𤉣（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

“二世诏”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郑文宝跋（宋代摹刻碑）

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著，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峰山碑》摸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邀然无睹。逮于旬浃，怊怅于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排鱼袋郑文宝记。

刘之美跋（元代摹刻碑）

宋元祐八年，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之峄阴堂，盖秦二世登峄山颂始皇帝功德之谓也。迨圣朝至元廿有九年，转官达鲁花赤进义副尉木忽难，畏□人氏；县尹宋德，乃夏津人也；主簿兼尉董全，河间人，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模刻于其傍，庶为后世不朽之传。夫李斯相秦，□儒虐民。其行事也，孰不非之？然其书法之妙，古今称最。宁因所短。□废其所长者哉？

岁在壬辰三月下旬有二日

里人刘之美记

常泰……

（说明：释文据宋代摹刻碑，与元代摹刻碑不同之处于括号内注明；□表示缺一字；……表示缺若干字；=表示合文。）

《峄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峄山（山东峄县），丞相李斯等颂秦德而刊刻《峄山刻石》（前半部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峄山刻石》等刻石上补刻诏书并著随从大臣的姓名（后半部分）。

技法

笔法上，《峄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起笔藏锋，行笔正锋，收笔回锋，法度十分严谨。这种对中锋圆笔的绝对强调，表现了秦人对殷周古文书法的审美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其次，行笔迟涩，线条具有浑劲圆凝的强烈质感。这种具有强烈质感的线条也是中锋圆笔的结果，对这种线条，前人有“书如铁石”“千钧强弩”的称誉。再次，在笔势方面，宛转圆活的曲笔和挺拔沉着的直笔交互为用，构成笔势变化律动的美，而在曲笔和直笔彼此转换的过程中，纵横牵掣，钩环盘纡。

结体上，《峄山刻石》具有明显的中正、匀称、严整有序、封闭内向而趋于静态的审美特征。其中正的特点表现为字的中轴线左右两侧体量的对称和平衡上，笔画的分布是围绕着中轴线展开的。其匀称表现为笔画（实）间空白（虚）处的均匀及虚实的对比与和谐。笔画排列有条不紊，绝无张扬轻滑和失控处，使结字给人以严整有序而内向之感。以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即可表现为结体的静态美。其结体虽然沉静，但绝不呆板，这与其纵向展开的字势有密切的关系。总体来看，其结体布白均匀。从横向看，这样的特点是一丝不苟的；但是，从纵向看，在保证横向笔画间的空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将横向笔画稍向上提，使一些字的下部留有较大空白，造成上紧下松的对比效果，取得了纵向的字势。这样，既抬高了字的重心，示人以高峻肃穆，又以此调整全篇的疏密关系，在统一中寓以变化，也就避免了呆板。此外，其字形大多呈长方形，但是正方形甚至扁形的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也使其结字灵活而不僵化。

章法上，《峄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严谨有序而又不失灵动的，纵成行横成列，上下左右通达，但行间空白和列间空白都不是严格整齐的，而是有参差出入的，再加上单字笔画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随机分布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点更加耐人寻味。

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书断·卷中·神品》）

北宋书画鉴定家董逌：陈伯修示余《峄山铭》，字已残缺，其可识者廑耳。视其气质浑重，全有三代遗象，顾《泰山》则似异，疑古人于书，不一其形类也。（《广川书跋·卷四·峄山铭》）

清代书法家侯仁朔：自吾岐阳石鼓迁徙后，关中好古之士不易一见甲乙。宋人郑文宝摹峄山碑，于长安，小篆风格得再见关中。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躅。余尝谓石鼓天巧，峄山人巧。石鼓文天然浑成，略不着意，如日月星辰之丽天，仰视若无他奇，稍一增减，便成妖异，是为碑版鼻祖。峄山则规模结构如良工制器，备极精妙，然未必不别有名手出人意外。（《侯氏书品·古品·峄山碑》）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艺概·卷五·书概》）

据杨士奇《东里续集》记载，陈思孝评论《峄山刻石》的翻刻本次第称：“长安第一，绍兴第二，浦江郑氏第三，应天府学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邹县第七。”叶盛《菉竹堂碑目》著录《峄山颂》亦七本：一曰长安翻本，二曰绍兴翻本，三曰东明精舍翻本，四曰应天府学翻本，五曰青社翻本，六曰蜀中翻本，七曰邹县翻本。其次序与杨士奇所录同，大概当时已有定评。各翻刻本情况如下：

①长安本。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其师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碑阴有郑文宝题记，现存于西安碑林。碑高2.9米，宽1.4米，明代时已断为两截，此为宋代摹刻碑，拓本称“长安本”，亦称“陕本”。据载，他本多翻刻长安本。对此本，杨守敬称：“笔画圆劲，古意毕臻，以《泰山》二十九字及《琅琊台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谓下真迹一等。故陈思孝论为翻本第一，良不诬也。”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则称：“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门人郑文宝于淳化四年刻之长安，精神奕烨，常侍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良非过也。”

②邹县本。宋代元祐八年（1093年），张文仲据徐铉摹本重刻，立山东邹县峄阴堂，石残损，未见拓本。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刘之美据张文仲刻本又重刻于邹县峄阴堂，此为元代摹刻碑。原立于邹县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博物馆。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拓本称邹县本。

③青社本。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李仲坦刻于浙江庆元县青社。其刻文后有跋云：“峄山秦刻，磨灭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铉有摹本，赞皇李建中传写得之，遗余曾祖金紫公，传子孙四世，逾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寻，旧藏文籍，散落殆尽，独此刻仅存，命善工勒于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可知此刻本虽与长安本同出一源，但所据以钩勒上石的是李建中之临写本。

④应天府学本。亦称“江宁本”，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行台御史东平李处巽翻刻于江苏江宁应天府学尊经阁下。此刻本以横条石刻，每行三字，形式或行款均与长安本不同。

⑤绍兴本。亦称“会稽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复刻于浙江绍兴府学。碑石将始皇诏、二世诏并刻于一面，共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字高8厘米，宽6厘米，二世诏字略小。后刻郑文宝跋三行，亦抚刻原本。又申屠駉跋一行，隶书，跋云：“至正元年辛巳二月初五日，承德郎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鲁人申屠駉以秦刻校徐摸，重镌于越庠之稽古阁。”

⑥浦江郑氏本。亦称“东明精舍本”，东明精舍当是浦江郑氏斋馆名。

⑦蜀中本。或称“囸作本”，刻者不详。

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应天府学本佚缺大半，教授曹育贤命工重勒一本。清代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诸本先后亡失，仅存长安本、应天府学本和绍兴本。清代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吴玉搢曾见过曹育贤命工重勒的应天府学本，此后即不见称述，大概亡于太平天国时。

除了以上翻刻七本，吴玉搢《金石存》称：“近从恭寿先生处见有李阳冰书《峄山碑》，其字较郑本差小，而力缓筋懈，与阳冰他书绝异。考之于古，亦不闻阳冰曾摹是碑。疑好事者转临郑本，加以李监名耳。”可知又有临摹一本。此外，还有日本本、明秘阁本、《永乐大典》本、朝鲜本、兖州本，有些翻刻本的情况已不可悉辨，且有的真伪相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