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泉，男，山东省淄博市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
成都体育学院和
上海体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体育史
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2003～2004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
日本广岛大学进行学术研修，任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数次受邀赴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瑞士、丹麦、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爱沙尼亚等地区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我有传家宝》《衣裳中国》《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勇者之战》，以及黑龙江卫视《一起传承吧》等栏目主讲嘉宾。
担任职务
现为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体育组”评审委员会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验收专家，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兼体育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体育历史文化学刊》集刊主编。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
个人成就
学术成就与项目策划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史学、
奥林匹克运动、民族传统体育，首次将考古学引入体育史学研究领域，并提出了“体育考古学”这一学术概念。为体育史学尤其是古代体育史学的实证性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主要学术著作：
近年来出版有学术专著60余部，其中独著30余部，主编和参与编著30余部。主要代表性的著作有：
《中国武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
《体育史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
《杂技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
《奥林匹克运动与文化艺术》，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
《古代奥运会》，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
《
奥林匹克百科全书》（全十六卷，总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年7月
《
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中华书局，2000年9月
《20世纪的中国·体育卫生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图说中国古代游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2年12月
《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图说中国古代游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2年12月
《奥林匹克运动简明百科》，中华书局，2003年1月
《
图说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7年2月
《
图说中国古代体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7年2月
《
图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8年1月
《奥林匹克运动与文化艺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4月
《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青岛出版社，2008年4月
《奥林匹克文化丛书》（全八卷，总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4月
《
中国体育思想史》（全三卷，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副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8月
《中国古代百戏杂技发展史》，文津出版社，2010年11月
《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文津出版社，2010年11月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史》，文津出版社，2011年4月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
《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
《
体育文化学概论》（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主要学术论文：
发表有关学术研究论述（包括译文）200余篇。其中代表性论文有：
“伍伯”略说，《体育文史》1989年第6期
纪国铜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3期
中国古代蹴鞠的起源与发展，《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体育，《文物》1992年第2期
山东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中国古代体育史分期问题的技术社会形态考察，《体育科学》1995年第1期
“射侯”考略，《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汉画中球类活动形式研究，《体育科学》1996年第5期。
创建
体育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思考，《体育科学》1998年第4期。
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人文奥运，《中国文物报》（8版，45000字），2001年7月8日
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体育文化导刊》，2002年第1期
原始体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论“
原始体育形态”——
体育考古学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体育与科学》，2002年第4期
游艺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9期
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考察——以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为例，《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1期
人类文明·人文精神·人文奥运，《群言》，2005年7期
中国古代六博研究（上、中、下）《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4-6期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二），《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4-5期
从冲突走向融合——近代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审视，《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7期
关于
体育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思考，《南方文物》，2008年2期
考古发现与唐宋时期的体育活动，《考古》，2008年2期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2期
方体育文化之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及其特征，《光明日报》，2008年第12期总第51期（10～11版）。
原始形态体育器械的考古学分析——史前劳动工具与原始形态的体育器械，《南方文物》，2010年3期
20世纪中国体育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体育文化导刊》，2010年10期
中国古人的休闲方式，《东方收藏》，2012年第6期
主要研究课题：
先后主持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
国家体育总局项目10多项，其中代表性的课题有：
《体育考古学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00～2001年课题。
《中国体育简明通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3年体育学重点项目。
《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国家体育总局2009～2010年课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体育学院一般项目。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汉民族部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重大招标项目。
主要项目策划：
1、2004年主持与组织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论证工程
2、2006年参与设计中国古代捶丸（高尔夫）器械（艺术品）复原工程
3、2008年主持与组织北戴河奥林匹克大道暨奥林匹克公园总体策划与设计工程
4、2008年主持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大型雕塑《中华体育五千年》策划与设计工程
出版图书
学术观点
学术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有赖于新方法的应用。从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无不如此。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古代史学的研究而言，无论涉及到哪个领域，同样离不开方法论的借鉴和更新。
我是研究体育史学的，但我的大学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的却是考古学，这使我在进入体育史学研究领域后，很自然地将考古学的方法和考古资料研究的特点应用到了我的体育史、尤其是古代体育史的研究中去，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收获。这是考古资料在体育史学研究中被充分应用的结果，但如果引伸到方法论上，我认为应该值得注重的还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交叉学科本身研究方法的拓展。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前的史学曾经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以后随着人的认识的深化，方法学的发展，许多学科不断从历史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受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每门学科都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如今已经没有哪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孤立的了，它必须取得与相邻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结合，不仅是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相互借鉴和利用，就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也不可能再做到“经渭分明”了。可以说，与一个新的、科学的综合时代到来的同时，历史学又要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类活动是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人类历史不仅要注意时间上的延展性、继承性，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说得明确一点，史学研究领域必须扩大和丰富，从平面向立体，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转化。只有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我们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和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方法。
以我从事的体育史，尤其是古代体育史的研究来说，在分析有关问题如体育的起源、运动项目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时，在结合相关文献探讨时更注重了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和考证。使体育考古真正成为了古代体育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方法，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体育史学界对古代体育史研究，多局限于古史传说和史籍考证的局面。这就是研究领域扩大和交叉学科方法论拓展应用的具体例证。
当然，要对某一史学领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指。因为人类活动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的，个体的活动不仅与同类发生联系，而且还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界，人类无法脱离一定的自然环境而生存，所以也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是相互制约的。” 因此，研究任何史学现象包括体育史学，不仅要掌握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要学会交叉学科多种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就上述我所从事的体育史的研究来说，除了历史学、考古学，同时还要了解民族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的方法和相关知识。由此看来，任何领域的史学研究不运用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方法是无法得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结果的。（“多学科涉猎 拓展研究空间”，原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19日3版）
人物经历
1976年，崔乐泉中学毕业后，先是回乡务农，再到供销社百货商店做销售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成为第一批高考应试者，却是三次落第。1980年终于考取了以文史哲见长的全国一类重点院校——山东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和考古学。1984年大学毕业后，崔乐泉被分配到山东省滨州市文物管理所工作。1986年，他参加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成功踏进这所社科研究最高学府的院门，主修方向为商州考古学，导师是国内商周时期考古方面的权威专家张长寿教授。1989年，硕士毕业后的崔乐泉被分配到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工作后，在日常征集文物、筹备展览之余，他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
体育考古学的探讨。
这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史尤其是古代体育史，进行系统的文化学研究。当时，利用考古学进行各学科历史的研究、考证，在史学界也算不上新颖，但在仅有几十年历程的中国体育史学界而言，却是独创。一方面是因为体育史学工作起步晚，尚处于搜集资料、探索研究方法阶段；另一方面，号称有500会员的体育史学大军中，基本上无人从事过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即使近几年来，体育史学界有些学者利用部分体育文物进行有关研究，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常见体育文物的简单引入上，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经过近3年的努力，崔乐泉积累的资料卡片500多张，约500万字，并由此掌握了考古界、史学界对所谓体育文物的分类及有关研究方法，并逐步积累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3年间，他在《文物》、《中国文物报》、《中国体育报》及《体育文史》等专业性报刊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92年7月14日，他在《中国体育报》发表的《体育考古文化学》文章中阐发了自己的构思，介绍了体育考古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方向等系列框架，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1992年，崔乐泉考取了中国首位体育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著名的体育史研究专家，时任
成都体育学院院长的周西宽教授和
上海体育学院院长陈安槐教授。并于1995年以《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的研究——原始体育形态的考古学分析》为题，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这篇受到学术界好评的论文是崔乐泉数年心血的结晶，颇多创造之外，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此文首次系统地提出了
体育考古学的理论架构。崔乐泉解释这个构架的基本含义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向体育科学渗透；实物资料与历史研究、逻辑论证相结合；中西体育文化观念的比较研究方法等等。第二，此文在原始体育文化与起源的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以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神话考证和有限的文献，其局限性自不待言。崔乐泉的研究，大量的以考古资料作为材料，开启了新的篇章。
从崔乐泉提出体育考古学到这篇论文的完成，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崔乐泉曾多次到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欧美国家出席学术会议，鉴于他的研究，国内外历史和考古界的一些会议，也拓展了体育史的内容，常常邀请崔乐泉参加。2001年，崔乐泉受邀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以《中国古代体育》为题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了系统介绍，向人们讲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很多有趣的故事。这是中国体育界学者首次亮相《百家讲坛》。
2004年由崔乐泉创意实施的“足球起源地探索”课题，通过学术界36位专家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的科学结论，并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可。在崔乐泉的帮助下，蹴鞠被评为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临淄借助足球，体育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建成了足球博物馆，并训练培养了一支古代足球表演队，身着宋代服装，演绎宋代踢法，到全国各地表演。
在崔乐泉看来，我们《桓台大众》开展的这次《桓台骄傲》采访活动搞得非常好，不但能够加强桓台在外游子与家乡人民的沟通，让游子们了解到桓台的发展现状，而且能够让外面的人认识桓台、了解桓台。崔乐泉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他建议，家乡人民与他多联系，他很乐意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自己的贡献。
2024年7月，崔乐泉参加天津大学马球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及马球文化研讨会，介绍了中国马球的历史、马球运动的发展现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天津大学的体育情缘，为研究中心工作和马球文化繁荣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所获荣誉
2022年1月，入选2021“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100人候选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