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天民（1900-1978），生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说为河北省林榆），原名殿奎，号天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是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的红色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巩天民历任东北区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委，东北区行政委员会常委，沈阳市民建会、民盟会、工商联主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辽宁省常务副省长兼省政协代理主席，全国民建会、民盟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1978年10月2日,巩天民在沈阳逝世。

青年时代的巩天民心怀大志，奋发向上，在银行当练习生期间经常阅读《饮冰室文集》，受梁启超介绍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

巩天民在青年时代就具有进步思想，1921 年参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阎宝航、郭纲、张韵泠、高子升、何松亭、吴竹邨、苏子元等进步青年。这些青年组织“星期三会”，每周三漫谈新思潮、新文化，并共同学习郭尊三从外地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等进步书刊，高子升还为大家翻译日文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刊物。1924 年春，上海党中央派遣韩乐然以画家身份来沈阳“开荒”，建立联系、发展党组织，落脚点即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1925 年，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派任国祯来到沈阳，巩天民特意将其安排到文华阁纸庄寄居，并参加了任国祯举办的“暑期大学”“革命同志会”，8 月，经高子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奉天银行党小组做宣传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广大的东北人民开始了亡国奴的生活。一夜成了亡国奴，尽管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却能真实地反映出东北的巨变与人民的巨大反差。东北军与很多军政人员纷纷撤出东北，这固然与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心中还存有希望———那就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诉诸国联。日本占领沈阳后，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长，快速建立起了一套统治机关，同时谋划成立满洲国以掩盖其侵略东北并永久占领的野心。为达此目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采用了镇压与怀柔并用的伎俩。对于武装反抗者施以血腥镇压，对于一些工商界及上层人士采取拉拢怀柔的手段，力图为之所用。巩天民在此时已经成为沈阳颇有名气的银行家，自然也在拉拢的范围之内，而巩天民的真实身份则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主要为党搜集情报，掩护共产党人在东北的活动。

当他看到日军的种种暴行后，义愤填膺，在基督教青年会和盛京施医院联合部分爱国人士，开始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其中主要有刘仲明、刘仲宜、毕天民等人。这些爱国人士在巩天民家经常聚会，对于东北之命运时切殷忧。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必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意。日本为制造东北“民意”，强迫进行所谓的“促进建国大示威”请愿活动，强迫市民悬挂伪满洲国国旗。在这紧急关头，巩天民与这些爱国人士开始行动，印发传单，进行抵制活动。巩天民曾经让妻子和儿子抄写传单，自己化了装出去，临走时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把传单撒出去。他在传单中警告商民“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成立满洲国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商民内部本有思想矛盾，看到传单就哗然散去，日本的阴谋在商会未能得逞。

1932 年夏，巩天民代表奉天市文教、工商、银行等各界人士奔走呼吁，开展救国运动。他借入关办事的机会，到北平拜见了张学良，带去沈阳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致张学良的函件，敦请张学良：“联系中国真正抗日力量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 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会相机行事。在张看来，以中国现有实力来看，根本无法对日作战，收复东北失地现在只有三个希望：一是日本国内对日军侵占东北意见不一致，反对派势力可能使日军自动撤兵；二是日本占据东北以后可能进攻苏联，日苏作战中国借机收复东北；三是因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中国伺机收回领土。目前只能依靠国联等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巩天民见张学良有此表示，也不能再多说什么，对张不能轰轰烈烈地抗日表示很失望。在北平期间，巩天民见到了老友阎宝航，得知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在北平已经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当即和救国会取得了联系，并资助了活动经费 500 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有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得到了张学良的默许，也得到了张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兴起的抗日义勇军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巩天民得知这些情况并返回沈阳后，决定在资金和医药等方面尽力援助东北的抗日斗争。他组织了部分青年会的董事、医院和学校的教职员，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卫生会”，由每人工薪收入中提出10%作为公共储备，为资助抗日救国活动和自救之用。

1932 年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做实地调查。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微妙复杂。英美等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对日本侵略中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后来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所主张的“绥靖”政策，等于鼓励了日本及后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德国纳粹。而当年的美国军火商热衷于战争，抓住时机大做军火买卖，日本的许多炮弹就来自美国。

在得知李顿要来中国调查的消息后，巩天民等既喜又忧。喜的是，可借此机会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忧的是，如果国联的调查罔顾事实，后果不可想象。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中华民族不任人宰割，巩天民绝不愿意放弃这一伸张正义的机会。于是，他立即将刘仲明、刘仲宜、张韵冷、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等8位爱国志士紧急召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利用这一机会揭露日军侵略的罪行。大家决定，集中精力搜集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材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世谎言。同时研究了搜集材料的原则、方法、分工。之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行动。

在搜集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这是因为，日本人已经获悉国联即将到沈阳调查一事，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将曾经公开张贴在大街上的日本关于占领沈阳的布告，一夜之间全部撕下收回；将其屠杀城郊某村庄的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对涉及侵略中国的机密文件加强了保管等。同时，日本特务机关也将其所怀疑的抗日志士全部列入黑名单，甚至还策划了暗杀行动。对巩天民等尤为不利的是，国联调查团不是先到受害国调查，而是先行到日本，听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关于“维护远东和平”的欺世之辞。

但巩天民绝不放弃。他知道，向国联送交真相材料，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这是当时唯一能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的方式。重重困难，反而更激发了巩天民等人的勇气和决心。巩天民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是做通了省政府负责文件管理的爱国人士的工作，让其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省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来，当晚进行拍照，第二天再悄悄地送回去；然后利用自己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此外，他还与其他人一起在夜晚偷揭遗留的残缺布告，密拍机要军事据点照片等。一次，正当他们全神贯注地拍摄时，突然遇到了巡逻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也发现了他们，呼啦啦就围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巩天民十分冷静，他立即示意大家手拉手，唱起了日本民歌《樱花颂》。日本宪兵冲到他们面前，看了看这些人，不知他们在干什么，但听到乡音，以为遇到了老乡，便离开了。

在巩天民的精心指挥策划下，九君子夜以继日，分头行动，终于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的翔实材料基本收集齐全。随后，他们又不分昼夜，在短短 40 天内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翻译校对，整理成册。这些材料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为便于外国人阅读，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在将材料译成英文时，反复斟酌，力求最准确地表达本意。最后，在是否签名的问题上，大家神色变得凝重。此时谁都明白，不签名，这份材料在法理上就属于无效；而如果签上自己的真实名字，就等于把自己的行动“告诉”给了日本人。

因为这份材料极有可能在国联成员国会议上分发，那就会让所有会员国包括日本知道是谁提供的这些材料，其危险后果可想而知。但在生死面前，九君子没有一人动摇。大家含泪高唱古曲《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然后，逐个在装订成册的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各自的姓名。因为担心正本会被日伪抄查去，巩天民又复制了—个副本深埋地下。

必须提到的是，在证据材料装订成册后，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特意为它赶做了一个兰缎子封皮，并提出应该在封皮上用红色丝线绣出“TRUTH”（即“真相”）5 个英文字母。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欢呼。于是，九君子中巩天民的夫人呼泽生、刘同伦的夫人史瑞芝、毕天民的夫人赵焕玉等亲自上阵，一针针一线线地在材料封皮上绣出来“TRUTH”字样。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夫人们，本身也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们把绣字看成是对祖国感情的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一个个争先恐后，生怕不能上手。当最后一针绣好后，她们你看我，我看你，人人眼中都饱含着激动的泪水。最后，宫菱波又提出一个新主意：让我们的热血浇注在这上面吧！夫人们愣了，哭了。随后一个个伸出手指，用针扎破，一滴滴鲜血洒到《TRUTH》上。

做事缜密的巩天民为了让 《真相》能安全送到李顿手上，并让其产生最大的效应，特地咨询了有关人士。

奉天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维林对欧美法律甚有研究。他对巩天民和刘仲明说：依照国际法律，递交这份材料有很大难度。因为国际法律要求，你们必需亲自将这份材料递交到调查团手里，且必需伴有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这个负责人还应该是被法庭认可的人，也就是国家批准的律师。签证送交人必需确有其人，并要证实其人的身份、品德。这样，法庭才能接受其材料，作为合法的正式文件予以审查

处理。巩天民和刘仲明听了这样的规定，一时愣住了。难道这份《真相》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大家多日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了？不！决不能！他们求助雍维林。雍维林感动于他们的执著，更感念于他们的爱国之举，于是向他们推荐了一个人，即在法库基督教教区的倪斐德博士。

这个倪斐德博士与李顿的关系十分近密。因为他的儿媳巴玛拉·瓦尔特小姐的教母，就是李顿伯爵夫人。如果倪斐德博士肯出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雍维林给倪斐德博士写了一封亲笔信。之后，巩天民等避开日本特务的跟踪，找到了在法库的倪斐德博士，用事实和真情打动了他。

1932 年 3 月上旬，倪斐德博士专程来 到 沈 阳 ， 亲 自 到 刘 仲 明 家 取 走 了《TRUTH》材料。出于安全考虑，倪斐德博士没有直接回法库，而是把材料直接送到了英国驻沈阳领事馆，保存在领事馆的铁柜内。1932 年 4 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住在大和宾馆(现辽宁宾馆)。日本人如临大敌，在宾馆里布满了特务，群众很难接近国联调查团。日本人并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巩天民等人有一本材料要送交给国联的情报，于是对九君子严加防范。为安全地将《真相》材料送交调查团手上，巩天民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巧设疑局。4 月 25 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倪斐德博士晚间要在奉天著名的鹿鸣春饭店宴请国联调查团的李顿一行。此前，土肥原已经掌握了九君子的《真相》材料尚未交到李顿手中的情况，这些天他遍布岗哨，就是要等巩天民等人交递材料时一举拿下。于是，土肥原立即下令，在鹿鸣春饭店附近撒下天罗地网，一只苍蝇也不能让它飞过去！为了一举成功，土肥原命人提前把鹿鸣春饭店的包间包了个八九不离十，就是散座，也派人提前进入。可以说，整个鹿鸣春饭店都已在土肥原的掌控之中。

鹿鸣春饭店位于当时奉天热闹的南市场。这里商贾云集，龙蛇混杂，与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地”近在咫尺。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巩天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作为鹿鸣春饭店的大股东，他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惊险的暗战大剧。鹿鸣春饭店的一号包房位于二楼，面积不大，能够俯视饭店正门，便于观察各类人员的来往活动。巩天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特殊包房，一般不对外“开放”，担心敌特趁机在屋内做手脚，如安装窃听器之类。为了随时防备突袭，巩天民还在屋中备了一副麻将，有事没事，总把麻将牌摊在桌子上。因为，这个一号包房是中共一个地下联络点，容不得半点疏忽。当天下午 4 点左右，十几辆汽车开进南市场。前面两辆坐着李顿和他的秘书，还有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及倪斐德博士的朋友雍维林院长等；后面的十多辆则坐的都是日本宪兵、特务。日本人明里说是为了李顿及调查团人员的安全，实则是让李顿时时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李顿一行在鹿鸣春饭店门前下了车，那些日本“护卫”也下了车，那些潜伏在饭店里里外外的特务们一个个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几百双眼睛不错眼珠地死死盯着李顿一行。当然，他们更要防备的是出来迎接的巩天民，担心巩天民会在大家不注意时悄悄地把材料塞给李顿。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当巩天民迎出大门，对李顿刚一做出“请”的手势，并说道：“欢迎李顿伯爵光临敝店”时，倪斐德博士却摇摇头，高声喊道：“NO!NO!这里不好!我建议换个地方好不好？”

李顿点点头，没等其他人再说什么，一弯腰，径直钻进了自己的汽车。汽车一鸣喇叭，一掉头“呼”地绝尘而去，倪斐德博士的汽车紧随其后。日本人傻了，当即乱成了一团，“哇哇”叫着纷纷往汽车上爬。

更傻眼的当数在鹿鸣春饭店内外的几百个特务，他们像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失去了航标灯，一时没有了方向。只有巩天民站在鹿鸣春饭店的大门前，不露声色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原来，这是巩天民早就设计好的一出戏，声东击西，故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鹿鸣春饭店来。

此时，李顿一行按预定方案，来到谭文纶牧师家吃晚餐，一顿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大餐。谭文纶牧师家的餐厅不大，刚好只容得下李顿将军和他的秘书赫士，以及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夫妇、雍维林院长 6 个人。那些紧紧跟着的日本人干着急使不上劲，只好站在小餐厅外面，一个个支着耳朵，瞪大眼睛，生怕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什么情况。

餐厅里的人则就像是吃一顿家庭便宴，十分轻松。李顿看着满桌的菜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谭文纶牧师作为东道，一一介绍着：“这是我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这是猪肉炖粉条，这是酸菜汆白肉，这是血肠……”

“血肠？血怎么吃？”

6 个人伴着热气腾腾的东北大菜，谈笑风生，一点没涉及与政治沾边的。日本人慢慢地放松了警惕。这时，倪斐德博士说：“咱们换换口味吧！”说罢，把刘仲明代表九君子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悄悄递给了李顿。随后，倪斐德博士、谭文纶牧师、雍维林院长当场签字，证明信上提到的九人都是真名实姓。倪斐德博士还郑重地介绍了这 9 个人的职业、地位、声誉、品质等，强调这些人都是奉天人，都是在社会上受人敬重的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自己的立场。李顿津津有味地听着，赞叹道：“这正是我们需要也愿意接触的人啊！”谈到《真相》材料时，倪斐德博士眨眨眼，说：“为了安全，我已经把它放在领事馆了。”

可怜那些站在一旁监视的日本特务，即听不懂英语，也看不懂英文，只能眼睁睁看着餐厅里的 6 个人边喝边吃说说笑笑。

与此同时，在鹿鸣春饭店，巩天民也是坐立不安，直到接到报平安的电话，他才笑了。

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来到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认真审阅了《TRUTH》材料。

10月12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巩天民家，进行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关于抗日内容的重要材料，巩天民趁敌人不备，用胳膊肘将材料拐在地下，用脚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最担心的是那本由他管理收藏的“卫生会”分户帐，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造成百余人无辜被逮捕。当敌人问他“和家里人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他急中生智，趁此机会，从衣柜里拿出“卫生会”帐本，当着敌人面，向妻子呼泽生说：“以后，柴、米、油、盐帐，让老大记下去（指他的大儿子巩国本）。 ”当时，呼泽生怀抱的五儿正在发高烧，哭叫不止，巩天民马上说：把孩子抱出去，呼泽生把帐本和孩子都包在小被里，抱了出去，这才保住了那本关系百余人安全的帐本。

巩天民被关押在伪警察厅，日本人得知巩天民到过关里，认定他是“要犯”，巩天民遭到了严刑拷打，难友们听到他痛苦呻吟，都默默流泪。一周以后，宪兵来提审巩天民、刘仲宜。临别时，他俩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再见了！”，难友们放声痛哭。他们被押到日本宪兵队，胸前挂着“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受尽疲劳审讯、电波通脑、灌辣椒水、刺指甲、滚钉板、卧短凳等名目繁多的法西斯酷刑，巩天民硬是咬紧牙关，未吐露半点真情，日本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巩天民被关押49天后，经过朋友保释出狱。以后，他的行动受到警宪的严密监视。

出狱后，巩天民意识到：要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必须得有一个显赫的社会地位作掩护。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志城银行入了股，并担任了董事兼总经理。志城银行原定5年才能还清的债务，在巩天民的经营下，仅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各股东都非常感谢他，巩天民的地位越来越巩固。

1937年春，曾经留学英国的英国共产党员张为先回奉天找党，恰遇同在英国留过学，并在伦敦同属“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何松亭的妻子佟挽新。其时，何松亭在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南汉宸领导下工作，在何松亭的介绍下，张为先前往北平，会见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局长南汉宸，详细汇报了他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以及回国找党的经过，还交给南汉宸一份《东北现状》的报告。经过审查，组织同意给他办理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南汉宸指示张为先：继续回东北建立地下组织开展情报工作，由何松亭单线领导，还规定了张、何二人的接头方法：一种是张为先到北平的某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见报后来找张为先，南汉宸还亲自为之拟定了寻人启事的条文；第二种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员，往返于北平与奉天之间。

张为先，奉命回到老家奉天（沈阳），并从东京招回丁宜、陈卓毅等人，他们很快将秘密情报系统建立起来，成为我党在东北地区重建最早的秘密情报组织之一。

他们找到了在奉天的巩天民。张为先的父亲张惠霖在志城银行有股份，张为先的二个哥哥张其先、张保先都和巩天民是朋友。张为先和巩天民有这层关系，又知道巩天民政治可靠，能接触日伪上层，是最佳人选。便开诚布公地请他参加地下情报组织。巩天民经过考察接受了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张为先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在志城银行当监察，张为先有了银行的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更方便了。从1937年10月起，巩天民从银行界、工商界搜集日伪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由张为先转何松亭，情报直报中共中央。彼此合作默契，党的情报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张为先、巩天民情报组”的建立为“东北情报网”的建设，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1938年张为先又把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实业银行总务科长的丁宜介绍给巩天民认识。在张为先、丁宜的领导下，在志城银行内部，组织了一个名叫“觉社”的读书会，参加的有巩天民、燕又新（余谓）、郭尊三、齐贯一、范萍、阚奉箴、冯土杰等人，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刊物。巩天民把“觉社”设在银行二楼，有“茶房”做保卫，给“觉社”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组织同意，巩天民加入了伪“协和会”，并兼任该会北关区会长，从中了解了更多的情报。他到伪满国都新京（现长春），通过和伪满大臣及日本财团的接触，了解了日伪财政金融方面的机要情报。他还利用到华北观光的机会，了解了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承德、大同、张家口等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1942年3月“觉社”撤销，成立了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机关仍设在志诚银行。任务仍然是从事情报工作，长春设分会。1943年9月14日“东北救亡总会”建立“中共东北支部” 这时这个情报组织成员已发展近70人，在沈阳、抚顺、长春、哈尔滨及辽南地区都有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1943年11月，毛泽东看到“东北救亡总会”情况报告后高兴地说：“看来东北不是铁扳一块，国防线是可收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抗战胜利以后，巩天民又开始进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积极协助苏联红军维持地方秩序。他被聘请担当维持会常委和商会副会长，他联合金融界人士组织“东北实业银行”，他任副董事长，维持地方金融秩序。我军入沈后，巩天民积极向我军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并与白希清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开展中苏友好的宣传工作。

1945年1 1月八路军撤出沈阳后，巩天民和张为先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沈阳搞情报和掩护、护送等工作，由中共社会部潘汉年领导。巩天民和“志城银行”依然是我党设在沈阳的侦察国民党反动派动向的“前哨” 。1945年潘汉年辗转来到东北重镇沈阳，领导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并筹备《新华日报》（沈阳版）。巩天民利用志城银行掩护开展秘密工作。1946年中央派孟用潜（又名孟坚）同田介入来沈，巩天民受命配合工作。孟到志城银行接上关系，并说明为开展民主运动，要打入美国驻沈新闻处，经巩天民介绍，孟用潜很快到了美国新闻处任主任秘书，并在其内部组织了“中美学会”。宣传民主和平。后因出版刊物讽刺国民党政治是：“对着民主唱，背着民主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而停刊。孟用潜被迫离沈。

1947年12月，国民党逮捕了共产党员王辰，供出了张为先、巩天民、郭尊三等十一人。在审讯中巩天民与之周旋，敌人严刑逼供，巩天民没有承认自已的身份坚守着党的机密。在狱中巩天民参予地下党核心组传递信息、成功地组织越狱救出一名同志。然而一个由蒋介石亲自审办的“中共北方情报网”一案，索涉到巩天民。巩天民被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批示：“此案为重案”准备送南京处理。巩天民危在旦夕。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长官卫立煌乘飞机逃离，其他军政人员也忙于逃跑，无暇过问监狱之事。 10月31日，监狱大门被打开，巩天民和郭尊三一同走出监狱。巩天民与死神再次擦肩而过，获得自由。

解放后，巩天民积极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号召并带领工商界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购买公债等爱国行动，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次赴朝慰问团，以沈阳分团副团长身份亲自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反”、“五反”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拥护“三反”、“五反”斗争，教育工商界爱国守法，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衷心拥护党的和平赎买政策，帮助工商界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巩天民还以极大地政治热情，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1949年夏，他以东北区工商界代表身份，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经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委阎宝航、何松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9月，他被推选为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巩天民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巩天民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并被选为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巩天民参加由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巩天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贯彻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0年，巩天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东北总支部委员，对创建东北民盟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1年，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巩天民受命参与筹建民建沈阳分会组织工作。此后他曾被选为沈阳市民建会和工商联主任委员，辽宁省民建会和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1954年，巩天民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分管交通和金融等方面工作。他不顾年迈，不辞辛苦地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公路交通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工作情况，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十年动乱期间，巩天民被打成“重大叛、特嫌疑分子”列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加以残酷迫害，致使他长期卧病不愈，于1978年10月2日逝世，终年78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辽宁省委为巩天民平反，恢复名誉。1984年，根据巩天民生前要求，中共辽宁省委恢复巩天民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