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的依据，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信仰而已。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这样的观点对吗？比如，生产过剩，市场平淡，经济衰退，如果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吗？过剩危机会自动解除吗？又如，市场过热，需求旺盛，物价上涨，那么，市场会自动恢复正常吗？确实，市场具有自己的平衡机制，但这个机制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因此我们既可以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成立的，又是不成立的。假如条件容许，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成立的，假如条件不容许，则市场原教旨主义则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有足够强大的潜在供给能力，以稳定物价。而只要将物价稳定住，市场就不会有大的起伏波动，就可以避免经济高涨与随后的危机及衰退。比如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是因为投资者见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使许多投机者参合其中。而我们知道，投机越激烈，价格上涨越快，而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激烈。这样的恶性循环，当然会最终把市场拉向崩溃。因此，要避免这一系列情况的发生，就需要有足够的潜在住房供给能力，以抑制住房价格的明显上涨，从而防止投机行为的出现。

而在没有足够供给能力以前，就不能太过滥发货币，因为货币过多就相当于物质资源供给不足。几乎所有危机，都是由于滥发货币引起的，滥发货币使供给不足，价格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招引投机，而投机与物价出现恶性循环式的轮番作用，最终使经济过盛并衰竭而亡。

因此，恢复市场的自动平衡能力，一方面是拥有足够的潜在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是防止货币的干扰作用。如果货币当局经常“玩弄货币”，每当衰退之时便扩张货币，致使货币在市场中越积越多，就会使物质资源供给不足，物价上涨在所难免，而新的危机又潜藏在这种物价上涨的过程之中。因此，高涨――衰退――再高涨――再衰退，市场就会显然现这种周期循环，而这种循环，实际上是对人们随便“玩弄货币”的一个惩罚。因此，由此看来，总是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的周期循环，而在于人们对货币的玩弄太过随便。也许有人说，通过这种货币政策，经济被拉动起来了，从而获得今天的繁荣、今天的富裕生活的局面，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发行量要大于物质资源的供给程度，以使经济就会中了兴奋性毒品那样，亢奋前行。但是，“天下并没有免费午餐”，跑得快，就必定要付出代价，就象饲料鸡那样，大得快，但不好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是所付这种代价的体现。

因此，我们不必一味指责市场原教旨主义，相反，我们要创造让市场原教旨主义成立的条件。特别是，我们不要动不动就通过一些原本毫无意义的“纸片”来干预市场机制，从而使正常的市场机制陷于混乱。

因此，以下言论是错的，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理解。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金融当局的这种“非对称激励”的干预措施本身就不是市场行为，因此不具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义，是上面所说的“玩弄货币”的行为。它不断注入流动性，当流动性过多而造成轻率信贷，并最终导致危机时，新一轮的“注入流动性”又再开始了。这种凯因斯主义的做法，如今已经明显暴露出问题了。

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是，如果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狭隘的私利，公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在19世纪，这被称为“放任自由（laissez－faire）”，为之取了一个更为当代化的名字：市场原教旨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前后大行其道，其时正值罗纳德·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而此前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他们的经济目标是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而且在它的缺点显露之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方面是错的。第一，它深深误解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

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众利益。如果对之不加干涉，金融市场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的极端。

而给市场机制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了。市场的特质恰恰是它与道德无关——就是说，在市场价格中并不存在道德的考虑。这种超道德性正是金融市场之所以有效的原因之一。它允许参与者一门心思地关注自己回报的最大化，而不需要考虑社会后果。正是由于市场是超道德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社会将无法团结。如果私人利益不能和公共利益等同，公共利益则必须在市场之外的途径中有所体现。

制订规则和在规则下采取行动这两者必须区分开来。作为市场参与者，只要在规则下行动，就可以追逐自我利益。但作为规则制订者，将由公共利益引导——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都是规则制订者。然而，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就抹煞了这个区别。其结果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有钱有势的人在享受他们的特权地位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从1980年以来就看到过数起国际金融危机，它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不大，因为一旦危机威胁到美国经济的繁荣，美联储就会积极干预，但是其他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则一直都被毁坏着，有的还不止一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并不认为金融市场是天然不稳定的，以及市场越大就需要越强大的公共机构取维持其稳定，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造成了不稳定。

屈从压力所作的援助政策变更，间接提高了资本流向债务国的成本，从而导致了资本从周边到中心的逆向流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4000亿美元即为其明证。这造就了另一个最终注定要破灭的泡沫，尽管其时间无法预测。美元走弱是一个凶兆，特别是当主要的替代者——欧元和日元——并不特别有吸引力时更是如此。巴西的金融危机更是危险。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巴西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巴西的债券以美元计算的回报率是20%，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么高的利率下生存。如果巴西失败，那么如今制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失败了。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场，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

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原教旨主义假定集体性的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产生经济稳定。但正如今天的混乱所揭示的那样，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关注——不管是在政府中还是会计师中——将产生巨大的不稳定。价值的形成和市场价格一样，也正是由反身过程实现的。和市场价格中存在的双向联系一样，价值和经济基础（公司和政府的经济表现）也存在着一个双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