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婴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希特勒的孩子，但他们的确是纳粹法西斯时代的产物。当他们被希特勒从地狱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无法逃脱的宿命。

2006年11月4日，已年过六旬的“希特勒婴儿”们在聚会中公开讲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1935年至1945年这十年间，大约有一万名德国儿童和九千名挪威儿童在德国纳粹的“生命之源”计划下出生，他们都有“雅利安”特性：金发碧眼。这是纳粹“优等种族”计划的一部分。六十年后，许多当年的“雅利安婴儿”仍活在灼痛的心理伤疤下。

无尽的烦恼和耻辱，这就是当年这些曾经被认为要继整个地球的“优秀人种”从纳粹那里、从希特勒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对他们来说，历史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

锦衣玉食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二战就结束了，这些曾经具有特殊地位的妇女和孩子不得不面对他们从纳粹蹂躏下解放出来的同胞。世界从此翻了一个个。成千上万和纳粹军官睡过觉的挪威妇女被送到集中营，成批成批“有一半纳粹血统”的“希特勒婴儿”被送到孤儿院。白眼、嘲笑、侮辱和殴打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纳粹猪”是这些儿童在学校里怎样都摆脱不了的绰号。挪威最大的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说，这些妇女绝大部分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常，已经长大成人的“希特勒婴儿”有80%以上智力发育程度低于同龄人。

保罗·汉森：“纳粹崽子”被关疯人院里18年

“纳粹崽子”这个标签，57岁的挪威人保罗·汉森背了几十年。作为当清洁女工的母亲和一个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一夜风流的产物，汉森一出生时就被他母亲遗弃了。虽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北部的一个“育婴农场”过了三年的好日子，战争一结束，他的世界因自己有一半的纳粹血统而天翻地覆。作为一个没父母认领的“希特勒婴儿”，汉森先是被送到一个收容中心。由于患有轻度癫痫病，他成了一个没人愿意收养的孤儿，不得不和另外二十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希特勒婴儿”呆在一起。就在他们惊恐未定地等待命运安排的时候，挪威国家社会事务部门把他们当作智残儿童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那里可能是汉森今生最难以忘怀的地狱：他们弱小的身躯经常被警卫的大头皮鞋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吃住的地方在一块，粪便东一块西一块，长年没有人打扫；黑夜里经常被其他“病人”凄厉的尖叫声惊醒。

这样的日子汉森一共过了18年，终于呼吸到精神病医院外清新空气的时候，汉森已经22岁了，身体极度孱弱。命运待他还不算太刻薄。出院之后，汉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个工作，还找到一间小小的寓所。汉森找到了另一种方法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2000年2月，汉森和另外六个当年的“希特勒婴儿”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挪威政府为他们七人在二战结束后的这几十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赔偿几百万美元。这桩官司还没有定论，不过，挪威政府的态度近年来已逐渐开始松动。2000年新年之夜，挪威首相就政府在对待“希特勒婴儿”问题上的失职作了几十年来的首次公开道歉。

弗尔克·海尼克：两岁时被党卫军绑架到德国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66岁，他自我感觉还是挺幸运的。海尼克原本是乌克兰人，两岁那年，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他被纳粹党卫军掳走，带到了德国莱比锡市的“阳光牧场”——“生命之源”计划在德国境内的一个“育婴农场”。

在那里，他被一户富裕的德国家庭收养。从此之后，他生活得安逸而富足。但有个阴影总是困扰着他，他生命中似乎缺少了某些东西。弗尔克·海尼克说：“那时总有种异样的感觉，就像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根！”

在生命的头几十年里，弗尔克·海尼克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养父母也并未将所有的真相告诉他，只说他们在一家孤儿院收养了年幼的他。长大后，弗尔克·海尼克开始追查自己身世的真相。然而，漏洞百出的出生证明文件给他的只有更多的疑问，文件甚至没有显示，他曾在“育婴农场”生活过一段时间。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才明白整个真相：他是德国纳粹“生命之源”人种计划中的一名孩子。不过，最近几年，他才真正展开寻根的工作——在冷战时代，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终于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实国籍，可惜，都还没能找到一名亲属。

贡特拉姆·韦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是我的教父

贡特拉姆·韦伯现年63岁，柏林的一名写作课教师，最近才发现，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他的教父，而自己的生父，则是一名党卫军少校。

韦伯说：“我怀疑，几十年来，妈妈都在对我撒谎，她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为纳粹空军服务，死于克罗地亚。但家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父亲的文件或是照片。”不过，韦伯从自己的继父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开始追查自己的身世，在他58岁那年，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一名“雅利安孩子”。

韦伯说：“我最后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一名战犯，而且，当年他使我妈妈怀孕的时候，是个已婚男人，还有三个孩子。我想，妈妈一定是迫于他的军阶才不得不怀孕的。后来，他逃到了阿根廷，1970年死在了那里……这一难堪的身世让我感觉抬不起头来，感觉更加孤独。但当我和其他有着共同经历的‘生命之源’孩子相遇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安慰，尽管我还不能确定这种感觉。”

吉塞拉·海登赖希：首个出书的“希特勒婴儿”

现年63岁的吉塞拉·海登赖希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在书中她勇敢地告诉世人自己如何寻找真相。吉塞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吉塞拉来自德国巴伐利亚，金发碧眼、个子高高。她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终生未嫁。如同其他“希特勒婴儿”，吉塞拉刚开始时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告诉她真正的身世。吉塞拉说：“我的叔叔总是把我称为‘党卫军私生子’，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我觉得罪恶，但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个‘希特勒婴儿’”。后来，在杂志上看到关于“生命之源”配种和“党卫军妓女”的报道后，吉塞拉开始调查自己的过去。原来，吉塞拉的生父是一名纳粹党卫军指挥官，母亲则是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一名秘书，两人相好前，父亲已是有妇之夫。尽管父母都是德国人，吉塞拉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个“育婴农场”。当年，吉塞拉的母亲选择了远离自己长大的巴伐利亚村庄，在奥斯陆诞下吉塞拉。

已经结婚的吉塞拉说：“当时，我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对别人无害的平凡秘书，她原来是个妓女，养大了我。”要让吉塞拉接受自己温和善良的老母亲正是当年那个效忠于纳粹的秘书这个事实，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吉塞拉曾经两次回到以前母亲工作的“育婴农场”斯特恩霍灵。斯特恩霍灵坐落在绵延起伏的旷野上，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吉塞拉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负责“希特勒婴儿”领养的登记工作。如今，这所被废弃的房子靠马房而立，房屋大门上的纳粹党卫军标志依然清晰可见。门前的纳粹雕像——“希特勒婴儿妈妈”用母乳喂养孩子，提醒并向世人诉说着这所房屋黑暗的过去。

尽管斯特恩霍灵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触。她说：“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动。如果生活在当年那个第三帝国世界，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不允许。”吉塞拉说她在“生命之源”纪录文件里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计划下出生的残疾儿童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送去集中营。

巴黎的北部的拉莫拉耶有个庄园曾是德国纳粹用来专门繁殖纯种的希特勒婴儿的“育婴农场”，在很多人眼里，“育婴农场”是党卫军军官和风骚的金发碧眼女人鬼混的地方，但事实上，纳粹利用人们对未婚先孕的偏见，让普通人成为了种族试验的一部分。　

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的出生率就一直在下降，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希望扭转这一势头。他内心很清楚，德国不久即将拥有更广袤的疆土，德国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占领这些地方，而这些人必须是符合人种标准的战士——健康、白种、非犹太人，最好是日耳曼人。

1935年时，希姆莱创建了“生命之源”计划。两年之后，该计划第一家“育婴农场”在巴伐利亚建成。在这里，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产前服务，她们还可以选择在产房或者家中进行分娩。

在当时的德国，女性未婚先孕就要承受非常大的社会压力。“育婴农场”为这些未婚先孕的妇女提供了一个秘密分娩的场所，在这里各种条件优良，孕妇能够得到精心的照顾。“我们被照顾得像个公主一样。”曾经在“育婴农场”生过孩子的一位妇女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到现在我还在想为什么纳粹可以如此狡诈地实施他们罪恶的计划。”

此外，希姆莱还发动宣传攻势，不断鼓动未婚女性和即将开往前线的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为国家繁育“优秀的后代”。这种荒唐的行为，当时被称作是爱国心的表现。为示鼓励，希姆莱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为标准来提拔党卫军成员。纳粹元首希特勒也经常接见这些“雅利安后代”和他们的母亲。而且，在当时的德国，想成为“育种”母亲，并不那么容易，她们除了必须具备金发碧眼的外貌特征之外，还要证明自己家族三代以内都具备雅利安血统。

被选中的女性怀孕生下孩子后，要带孩子去参加一个类似宗教仪式的党卫军命名仪式——带有党卫军标志的匕首举过孩子的头顶，同时妈妈们宣誓效忠纳粹。

此外，“育婴农场”还负责收养儿童，当那些未婚先孕的女性生下孩子后，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往往不敢抚养孩子，就把孩子交给“育婴农场”抚养。“育婴农场”就为这些孩子寻找家境富裕、亲纳粹的德国养父母，有很多是直接交给纳粹军官家庭抚养，好对他们从小进行洗脑，培养成纳粹的忠诚战士。

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占领的国家，希姆莱则鼓动德国士兵和当地的金发碧眼女子发生性关系，哪怕采取强迫手段，也要多多繁殖“雅利安超人”。根据挪威当局的资料，德国占领挪威期间，在那里留下了大约1.2万名孩子，他们的父亲绝大多数是当时驻扎在挪威的德国士兵，其中有约八千人来自于设立在挪威的“育婴农场”。

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这些母亲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