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年10月20日～1865年10月18日）一译巴麦尊。英国首相（1855年～1858年，1859年～1865年）。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帝国主义者。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三度担任外交大臣（1830年～1834年，1835年～1841年，1846年～1851年）。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

爱尔兰来的丘比特

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于178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家自十七世纪晚期就定居爱尔兰。正如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人们也常常听到有关于他的爱尔兰人魅力的传闻。他确实有魅力，并且利用了他。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具有爱尔兰人的魅力不那么容易理解呢？因为这孩子出生在英国汉普郡的罗姆西，其双亲都是英国血统，他是在英格兰长大的，也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他到了哈罗，很喜欢那个地方，后来又到了爱丁堡，在那里聆听了亚当·斯密的门徒杜格尔图·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演讲。

由于法国大革命（坦普尔八岁时见过那场令人震撼的革命场面），年轻的坦普尔在巴黎投入了斯科茨大学生气勃勃的智力训练。其时正值该大学的兴盛时期。后来，他将这种艰苦奋斗的习惯带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802年当他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继承父亲爱尔兰贵族的爵位。同时还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7.5万英镑的财产和9万英镑的债务，他尝试过投资，最成功的一次他获得了1.7万英镑的收入，但钱却被他的合伙人给卷走了。经过几次失败后，1807年被选入议会。但他并不是由爱尔兰贵族选入贵族院,，而是作为怀特岛新港的议员进入下院。新港选区的领主提出一个条件是，帕麦斯顿永远不得进入这座城市，他应允了这个条件。

不久，他就成为海军部的一位低级大臣。他为乔治·坎宁作出炮轰哥本哈根、以防丹麦舰队落入拿破仑魔爪的决定进行辩护的处女演讲，使他赢得了荣升的权利。坎宁表示愿意让他担任财政大臣，而他接受了陆军部财政大臣的职务。

他依靠的是他的监护人马姆斯伯里勋爵的势力。在他的前面，是薪水可观（每年2480英镑）、很有前途的职业和摄政时期伦敦那绚丽多彩的社交生活。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喜欢与美貌女子交往。于是他就成了奥尔马克俱乐部的七个著名的女主人中三个的情人，这些贵妇对任何人能否进入伦敦上流社会都拥有否决权。杰西小姐，俄国大使迷人的妻子利文公主（她最喜欢勾引欧洲名流，包括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考珀夫人---她们一个接一个的拜倒在这个年轻英俊青年的脚下，而他除了白厅的薪水和来自斯莱戈郡荒凉的土地上的地租以外一无所有。由于多种原因，考珀夫人是这三个被征服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她是梅尔本子爵的妹妹，即聪明又漂亮。帕麦斯顿最终同她结了婚。但是他大概在结婚之前就是她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泰晤士报》喜欢称呼他“丘比特阁下“。

然而，尽管有如此活跃的社交生活，包括赛马和调情，帕麦斯顿作为陆军部大臣在禁卫军骑兵旅工作时仍很勤勉。除了本部门工作之外，他没有参加多少政治活动，虽然他在1811年曾将他在新港的选区换成了更有威望的剑桥大学选区议席。1826年，托利党人试图击败他，但是他任然占据着这个议席。他把这次托利党人的干预视为奇耻大辱，因为，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个托利党人。

这一时期，他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追随者。英国的两党统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托利党领导内阁的时期。由于长期对拿破仑作战，政府将军费开支的全部债务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815年以后，工人运动和民主改革斗争又重新高涨。帕麦斯顿为了维护托利党集团的统治，他在议会中屡次发表演说，为保持英国庞大的常备军而辩护；以后又在议会辩论中，宣称体罚是维持军队秩序“绝对必要的”手段。这时，他还以支持贵族军官们出卖军衔而著称。帕麦斯顿坚决反对任何改革。他说：“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1819年，当广大群众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彼得广场举行大会，要求改革时，他派出军队镇压了这一民主运动（彼得卢屠杀）并参与制订六条特种法律，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人们称为“禁口令”。他维护因犯偷窃等微小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极刑制度。1820年，他蔑视人民群众要求缓处死刑的呼声，残暴地绞死了一个年青的窃羊者。帕麦斯顿在担任军务大臣期间的言行，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托利党贵族集团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当时的首相乔治·坎宁于1827年8月去世，他的继任人戈德里奇子爵提议让帕麦斯顿当财政大臣。可是由于国王不同意而被否决了。帕麦斯顿在描绘他谒见国王的情况说：“乔治向我表示他对我是多么尊重和敬仰，他又多么乐意让我在财政部供职，假如不是有幸得到赫雷斯先生的服务的话，因为毫无疑问，赫雷斯是英国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我点头表示完全默认，并对陛下宽厚和令人欣慰的谈话方式致以谢意。”

1828年威灵顿就任首相后，由于议会改革的原因，帕麦斯顿辞去了他在陆军部的职务。他正在成为一个辉格党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喜欢激进分子的辉格党人。因此，查尔斯·格雷勋爵组阁时让帕麦斯顿做了他的外交大臣。这正是他长期竭力争取，其老友利文公主热情推荐的职位。在外交部，他是一个严厉的工头，一个纪律严明的人，要求他的部下高效率工作，结果很不得人心，他对待外国使节明显的态度粗暴，与其苛刻强硬的政策是一致的。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英国海军，他也不允许别人忘记这一点：“外交官的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这正道出了英国民众的心愿。

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政策性行动是承认比利时独立，比利时被称为“欧洲小卒”，但地位却至关重要。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积极策划比、荷两国合并组成尼德兰王国，建立了阻止法国人侵的“屏障国家”。但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打乱了他的安排。刚刚继任的帕麦斯顿果断提出比利时独立的新思路。他多方斡旋，经过18个月的谈判，成功在伦敦召开“比利时会议”，主导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国家的草约，又强行干涉比利时新国王人选问题。他极力反对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小儿子奈穆尔公爵当选，他威胁说：“奈穆尔接受王冠，将导致欧洲战争。”在他的压力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当选，成为安插在法国边界上的英国代理人。当议会于1832年通过了议会选举修正法案（帕麦斯顿个人认为，这一法案过分强调了民主）时，他发现欧洲独裁国家更加敌视英国。于是，他的政策又向左摇摆了。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机。这次改革，在原来的金融贵族与土地贵族的联盟中，又加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在政治舞台上，托利党逐渐衰落，而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日益居于优势。当改革运动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脱离了托利党明确投身到辉格党方面。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作某些让步，会使英国宪制更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说：资产阶级“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三十年代以后，帕麦斯顿一方面热心于自由贸易和完全经济自由的原则，支持1834年新济贫法，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积极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两院制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着民主方向发展的革命运动。继格雷之后担任首相的梅尔本子爵被威廉四世革职，正如帕麦斯顿所说：“我们全都下了台----这种让托利党人重现掌权的企图不可能长久，这个国家不会容忍这样下去，现在我要到布罗兰兹去打猎了。”使他那些过多劳累的官员不悦的是，五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外交部。可是，他失去了议员席位，后来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暂时挫折。他付给蒂弗顿的一位议员2000英镑使之辞职让位，从而他又代表这个选区重返议会，没有遭到反对。气候几年，他致力于维护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土耳其和中东的利益。他的办法是投机取巧，恐吓与欺骗并用。总的来看这些办法是成功的。

事业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生活，1839年，55岁的帕麦斯顿与他的情妇，考珀伯爵52岁的遗孀结婚。他是个精力旺盛、工作勤奋，玩得痛快的人，而她则是一位精明娇媚的主妇。他们生活的非常幸福，除了都有一点反复无常的性情以外，彼此之间还是相当忠诚的。

然而，帕麦斯顿的恶习还没有完全改掉。在他结婚的同一年，他在温莎破坏了女王的一个侍女的贞操。维多利亚女王很震惊，阿尔伯特亲王更为震惊。更重要的是帕麦斯顿难以驾驭的政策惹恼了女王，而且使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惊慌不安。帕麦斯顿被解职了，借口是他没有禀告女王就承认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军事政变。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使罗素政府下了台，从而报了此仇。

从1830年直到1865年逝世，帕麦斯顿是每届辉格党政府的重要成员。1851年之前，他担任辉格党政府的外交大臣，1852—1855年是阿伯丁内阁的内务大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除了1858—1859年很短时间外，均为自由党内阁首相。帕麦斯顿政治生活的后35年中，英国资产阶级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大量侵占殖民地，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和扩大英国工商业霸权地位。他无论在外交部或任内阁首相时，几乎没有间断地支配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外交政策20余年。他的名言大家很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掠夺野心的忠实体现者和代表人物。

帕麦斯顿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例如在中东，他说，英国和法国就象两个男人追求着同一个女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张充实英国的军事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他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强硬。恰如英国近代外交史专家韦伯斯特所言：“舰队是其外交的主要工具。”他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最发达的工业作后盾，帕麦斯顿在外交上常常表现得毫不妥协，甚至随时准备动武。

那时，唐·帕西菲科事件彻底而集中的体现了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唐·帕西非科是葡萄牙犹太人，由于他出生在直布罗陀，因此是英国公民，曾任葡萄牙驻摩洛哥领事，驻希腊总领事，后再雅典任职。1847年复活节期间，一伙雅典暴徒在反犹骚乱中袭击了他的住宅，拷打了他的家人，他的房子也被防火烧了，警察坐视不救。帕西菲科要求希腊政府赔偿损失，而希腊政府拒绝对暴徒的罪行承担责任。帕西菲科遂前往英国求助，英国上院以其不过是个双重国籍的商人，拒绝受理。帕西菲科转而求助于帕麦斯顿，1850年1月，帕麦斯顿命令舰队去雅典示威，武力逼迫希腊政府赔偿帕西菲科6400英镑的损失。他在下院发表了一个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演讲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古罗马人从会说我是罗马公民时就知道保护自己不受侮辱。英国臣民，不论他在那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这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帕麦斯顿充当了那个时代英国的代言人。他还以公民权利和自由卫护者的姿态，别有用心地攻击欧洲政府镇压1848年革命的反动政策。从此以后,他被英国的资产阶级誉为“民族英雄”。但与帕麦斯顿这篇蛊惑人心的演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52年，他下令对居住在英国的各国政治流亡者进行迫害，要求司法当局暗中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并把情况告诉给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警察局，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政治流亡者。

帕麦斯顿制订对华侵略政策，开始于1833年底。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两道训令是：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1839年9月底，接到义律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他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惟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论据——大棒论据低头。”10月，帕麦斯顿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后，递交了帕麦斯顿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穿鼻草约》。但是，帕麦斯顿认为这个条约所得权益太少，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个详细训令，声言：“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以后的十多年中，英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仍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婪要求。登上首相宝座之后，帕麦斯顿决定以武力支持修约，增进在华特权。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他任命埃尔金伯爵为全权专使，率军向中国进发。1859年，英法两国在大沽战败。帕麦斯顿写信给外交大臣罗素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到六十年代，英国已操纵了中国大约全部进口的4/5和出口的3/5。这样，帕麦斯顿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为英国资产阶级在远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

在亚洲，帕麦斯顿的政策也是积极的，总的看起来是成功的；波斯人在战争中被打败，中国人也遭到挫折。英国选民剥夺了剥夺了布莱特和科布登在议会的席位，以表示对首相的赞许。沙夫茨伯里勋爵说：“帕麦斯顿的名望高极了。”1857年发生印度兵变时，帕麦斯顿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冷静地处理了这场危机。而性质不同的另一场危机却使他下了台。

一个名叫奥希尼的意大利人向拿破仑三世投了一枚炸弹，当时发现他与伦敦的意大利难民有联系，还发现做那颗炸弹的炸药是英国制造的。帕麦斯顿制定了一个反谋杀法案，他在下院被击败并辞职。他从1858年到1859年在野一年时间。当他再度执政时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的精力相当充沛。能从他在皮卡迪利的家骑着灰马到唐宁街，能在下院他的位置上坐到深夜，如有必要，就在办公室吃饭睡觉。在79岁高龄时，他作为一切离婚案的两被告之一受到传讯，而且打赢了这场官司。他的政策证明他的观点基本未变；他试图阻止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反对土地遗产税和扩大劳动阶层的公民权。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他的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转给他大批的辞职书，以致他说他担心这些人会在布罗德兰兹他家的烟囱里防火。

1852年，帕麦斯顿被女王的丈夫罢了官。约翰·罗素勋爵随后下了台。德比伯爵当了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当了财政大臣。那年年终之前，在大选中保守党战胜了辉格党人。帕麦斯顿进了阿伯丁伯爵的政府就任内政大臣，女王对这一任命疑虑甚多，然而，事实证明，帕麦斯顿的政绩不算太坏。

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东方问题”，在十九世纪成了欧洲外交的主题。土耳其及其囊括的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北非等属地，居于欧洲大陆通往中近东和亚洲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有丰富的煤、铁、棉花等资源，是一个有利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把奥斯曼帝国看成是它向中近东扩张的对象和与老沙皇争夺的焦点。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英俄两国在上述地区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

1832年，由于土耳其苏丹的一个强大的藩臣——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来反对自己的宗主，英俄两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曾一度尖锐化。后来，矛盾虽然暂时获得解决，但是在欧洲1848年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利用各国对刚刚过去的革命余悸未消的心理，重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英国是不能同意沙俄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的。这时，帕麦斯顿在阿伯丁内阁中担任内务大臣。他从对俄外交的失利中认识到，只有采取强硬措施，才能使尼古拉一世沙皇“控制其傲慢、节制其无礼。为了加剧和俄国的斗争，他举起反对沙皇专制主义，支持土耳其完整和独立的民主旗号。他说：“俄国业已侵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破坏了它的完整；一定要采用一切手段使俄国放弃它的主张，取消它的侵略行动”。同时，他一再对不想使英俄矛盾尖锐化的阿伯丁伯爵施加压力，迫使阿伯丁改组内阁，任命在帕麦斯顿影响之下的克林顿担任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朋友斯特莱福特·坎宁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他的支持下，斯特莱福特·坎宁向伦敦抄送俄国致土耳其照会电文，并把俄国有权“提出报告”一语改为“发布命令”，引起内阁哗然，加强了主战派在内阁中的力量。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1月8日，俄军在锡诺普海战中击溃土耳其舰队。这一事件使英国社会上反俄情绪更加高涨。12月15日，帕麦斯顿突然宣布辞职,挑起社会上攻击内阁的浪潮，说内阁“排挤了真正的爱国者”。阿伯丁被迫请求他重返内阁。这次重返，使内阁完全掌握在他手中。成为内阁的思想主宰者，1854年3月27、28日，英法先后正式对俄宣战，站在土耳其一边，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在战争表现其灾难性后。阿伯丁政府经过一次不信任投票垮台，70岁的帕麦斯顿于1855年就任首相。约翰·布赖特说：“这个老骗子终于达到了他无耻野心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大目标。”帕麦斯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促使政府卷入一场它不能进行的战争，他有点轻率的性格使他自以为他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些都是事实。帕麦斯顿洋洋得意的说“如果过去有人问我什么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会说，这就是我当首相。阿伯丁还在，德比是另一个大党的领袖，约翰·罗素是另一个党的领袖。然而，仅仅经过10天左右，他们都像稻草一样被风吹倒了。因此我现在能在唐宁街写作。”

这个“虚伪的老傻瓜，即聋又瞎还戴着假牙”（迪斯累利），他接管了掌握政策的权利，经过一场指挥不当的战争，实现了过的去的和平：1856年3月2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他告诉巴黎和会的首席谈判代表克拉伦顿：“懦夫得不到淑女的喜爱。”和会通过了标志着英国外交一大胜利。俄国同意把黑海划为非军事区。礼炮在伦敦轰响，女王将他对首相的不信任远远抛在脑后，并授予他嘉德勋章。

和约并没有使奥斯曼帝国从胜利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向英法借债。英法的资本更加紧向土耳其渗透，土耳其更加衰弱。帕麦斯顿曾在1853年11月1日给阿伯丁的信中说：“我们支持土耳其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短短数语，清楚地道出了他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却原来就是为了加强英国在近东的地位。

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帕麦斯顿唯恐美国北部资产阶级胜利，将会使它成为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劲敌，而英国将丧失南部棉花供应地,便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插手美国的内战，支持南方奴隶主的分裂活动。1861年11月8日，美国军舰“圣查辛托号”舰长，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上逮捕了邦联（指南方奴隶主政府）的两个密使。以帕麦斯顿为首的英国政府，利用“特伦特号”事件，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英军开赴加拿大待命。后来，只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干预，才使帕麦斯顿进行军事干涉的企图没有得逞。1862年7月，英国为美国南方建造的巡洋舰“阿拉巴马”号下水，到1864年为止，这艘军舰在海上击沉了北方的联邦政府船只65艘之多。1862年9月14日，帕麦斯顿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写信给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建议正式承认邦联。正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政府决定废除奴隶制。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南部邦联的问题才从英国内阁议事日程上取消。

1863年，波兰王国起义时，帕麦斯顿为了削弱俄国，支持波兰人民的起义，于4月17日，向俄罗斯帝国提出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法国也给俄国发出了类似的照会。但是，英法的几次照会接连遭到俄国的拒绝，沙俄政府变本加厉地对起义进行了镇压。当波兰问题解决无望时，帕麦斯顿让罗素写了一个宣战式的照会，声称俄国既然破坏了自己对波兰的义务，那就没有任何权利来继续统治它。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照会并没有交给俄国外长哥尔查可夫，而是很快地使法国人知道了电文内容。帕麦斯顿这样做是为了装出一种进攻的姿态，唆使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沙皇俄国作战。其目的在于削弱英国这两个危险的竞争者，以实现他维持欧洲均势的愿望。但是，这个杜勒伊宫的斯蒂克芬却拒绝了战争。罗素和他后面的帕麦斯顿因此而陷入困境。这时,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9月26日，罗素公开叫嚷：“无论是英国的义务，还是英国的荣誉和利益，都不能迫使我们为了波兰而与俄国作战。”当波兰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以后，帕麦斯顿在下院大声疾呼地说，英俄为波兰而开战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神经错乱”。他一再断言，如果在波兰人当中有谁相信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即只能怪“波兰人的近视”。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他也犯了错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毗邻丹麦，归丹麦王室所有，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片土地应该属于德意志邦联。新上任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提议将石勒苏益格直接合并到他的王国中，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帕麦斯顿勋爵曾诙谐地评价，全欧洲只有三个人能明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复杂性：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但他已经归天了；一位是德国教授，但他已经发疯了；还有一个就是帕麦斯顿本人，但他已经忘记了。他以战争威胁普鲁士。然而，俾斯麦不怕威胁，反而将了他一军。他冷静的忍受了这次挫折。他对他的外交大臣说：“我没有办法对付20万军队。”科布登说“帕麦斯顿喜欢铤而走险和显示他能如何机敏的化险为夷。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西德尼·赫伯特说：“帕麦斯顿能够以决不受损害的姿态在任何人面前晃着他的拳头，以表明他并不害怕，一旦对方真要较量时，他就溜之大吉。”这就是对帕麦斯顿的绝妙写照！

1865年10月，这位生机勃勃而长寿健康的英国摄政时期遗老由于骑马时着凉而去世，其实他只差两天就满81岁了。他有时向同事们敲警钟并受到一些公众的喜爱，公众也同样他的这一观点；政治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种体育运动。

帕麦斯顿的一生，从1807年初次进入议会到1865年在首相任内逝世为止，经历了近60年之久的政治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和外交手腕的外交家著称。除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和后起之秀俾斯麦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对他造成麻烦。他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在维护英国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随着外交斗争的需要，他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在必要时，他撕下一切假面具，挥舞大棒，欺压弱者来达到自己目的。他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资产阶级在削弱竞争对手，巩固、扩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建立了殊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