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宪政会又称“国民宪政会”。清末保皇派的政治团体。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于12月9日在美国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通知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在1907年元旦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附简要章程24条。章程提出“尊重皇室，扩张民权”等政纲。拟推举皇族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并设本部于上海，自己也准备回国当清政府立宪大臣，但清政府不允许国民宪政会回国活动，请示立案，也未得允许，辛亥革命后该会亦告瓦解。

帝国宪政会，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

《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

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国民宪政会，又称帝国宪政会。清末立宪派的政治团体。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即以保皇会会长名义发出通知，宣布自1907年旧历元旦起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并附简要章程24条，提出“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拟推载沣为总裁，设本部于上海，并向清政府请求立案，但未被承认。

保皇会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加拿大创设，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藏”，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当年7、8月间，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纠集一部分保皇党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发布宣言，列举四大纲领：(1)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2)制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在宣言中还极力表白：他们的主张“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乱治安之举”，企图以此换取清政府的信任。政闻社于11月在东京新田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同盟会会员和留学生对大会进行冲击，以示反对和抵制。政闻社成立后，除梁启超等数人外，大部分回国发展组织。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到上海，由总长马良主持社务。他创立法政学堂，派人联络立宪团体，交结王公大臣，并逐渐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此外，该社同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的关系极为密切。1908年7月，政闻社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这一举动对全国立宪活动颇有煽动作用。慈禧太后对政闻社的活动早已不满，加之对康、梁旧怨未释，决定对这一举动予以禁止，适逢参加政闻社的法部主事陈景仁上书弹劾主张缓行立宪的宪政考查大臣于式枚，清政府乘机将陈景仁革职，并于8月13日以政闻社“多悖逆要犯”、“纠结党羽……阴谋煽乱”为由，下令予以查禁。至于国民宪政会，仅在国外活动，辛亥革命后瓦解。

1906年10月21日，康有为以个人名义向各埠保皇会会众发布公启，宣布在丁未（1907年）新年元旦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并拟定了改会简章。在公启中，康有为首先回顾了保皇会的历史，然后说明了改组的目的。他认为，朝廷实行预备立宪后，保皇会的使命已经完成，“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预备立宪既已宣布，当务之急就是筹备宪政，所谓“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因此建立筹备宪政的政党是很有必要的。“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尚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言之，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在改会简章中，康有为详细说明了改组的具体事宜。他宣布五洲各埠保皇会将在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型庆典，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成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他还要求保皇会各报刊登这个公启与简章，凡《维新报》《文兴报》《新中国报》《东华报》《总汇报》《新民丛报》《国事报》“一律立登勿迟”。《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行庆改会简要章程》，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97—6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当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与熊希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商议组党。他接到康有为关于保皇会改名的信后，便与熊希龄等人商榷，熊希龄等人建议改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当康有为已经对外公布上述公启及简章后，梁启超仍然坚持改用“帝国宪政会”之名。他致书康有为称：“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4页。康有为并未表示反对。

1907年3月23日至4月2日，康有为在纽约召集各埠代表正式召开改宪政会大会。康有为发表长篇演讲，凡历三时，长十余万言，“演说改宪政会开会议之由，叙各国宪政之本原得失，明政党之结构重要，庆中国之将行宪政，同志须预为讲习，然后尽国民之义务，乃能收其权利”。会议由各埠代表议决了会章，规定本会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确定本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同时标榜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487—4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至此，帝国宪政会正式宣布成立。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是响应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底至1908年初，康有为发动亚、欧、美、非、澳五洲两百埠帝国宪政会侨民数十余万人上书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609页。

在海外，帝国宪政会不仅面临着日益壮大的革命党人势力的竞争，而且因为开办商务公司、华墨银行，尤其是振华公司等实业，经营不善，致使其内部矛盾重重，势力大为削弱，反而不如保皇会时期声势之大。武昌起义以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康有为：《致各埠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68页。后被合并于共和党。

如前所述，在康有为酝酿改组保皇会时，梁启超也在与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谋求组党。当时梁启超致书康有为，汇报了有关情况：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国内另设新会为宪友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宪政会由梁启超出名为发起人，康有为不出名，但必拥戴康为会长，故暂不设会长，空席以待康，由康暗中主持，梁启超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康之命代行会长之事；宪政会先在东京成立，然后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以杨度任之。会章纲领大致有三：一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二为巩固国防，奖励民业；三为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在东京的最初发起人为梁启超、杨度、蒋智由、吴仲遥、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叡，及学生十余人；拟举徐勤为会计长，掌握财权；梁启超拟亲到上海一次，努力争取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三人入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已与交涉，得其许诺；拟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由熊希龄进京运动；经费由熊希龄筹集15万，以5万办《北京报》，10万为会中基本金，其款半由袁世凯、端方、赵尔巽所出，梁启超自筹5万，请康有为设法代筹；拟招海外会员入会，其不入者听便。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70—373页。后来，由于领导权问题，杨度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矛盾，致使双方合作组党计划流产。梁启超认为，杨度之所以热心组党之事，是因为他颇有野心，即希望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与名誉图谋个人的发展。所谓“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梁启超：《致蒋观云书》《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91、409页。结果，杨度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组织了政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