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华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企业，也是党的地下组织之一。广大华行是由卢绪章、杨延修、程恩树等进步青年于1933年在上海筹资创办，后来发展为我党当时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 1938年前后，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按中央指示改组了公司，从此便于掩护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的广大华行，成了党的三线机构的重要载体。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迁回上海，并在广州、天津、汉口和香港、台湾等地增设分行。该行同时拥有民安保险公司、民孚企业公司、民益公司、中央制药厂和台湾七星纺纱厂等联合企业。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广大华行及其附属机构在国内支持敌后运动的使命基本结束。中共上海局审时度势，决定把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南移香港。解放后，广大华行完成使命，将积存资金上交党组织，附属企业也先后归并入国家事业。

发展历史

广大华行的成立

广大华行诞生在抗战初期，是进步青年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五人为给抗日活动筹措固定经费，打算靠经商赚钱而创立的。取名“广大华行”，就是要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为了抗敌御侮及谋求活动经费，卢绪章、杨延修等5位青年集资300元，在沪成立“广大华行”。起初只是一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售业务的“皮包”公司，后来租借到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间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与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则是广大华行办公室。开始未挂商行招牌，白天也无人办公，只有朱学明协助照应。工余早晚时间及节假日，五位合伙人才会到办公室处理业务。1936年10月，“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杨延修与杨经才、卢绪章是主要领导人和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洋联”已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各职业界进步团体举行集会，相互支持，加强配合，统一步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杨延修代表“洋联”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杨经才突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缉，匆匆撤离上海去汉口，“洋联”原有的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为适应全面抗战新形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由“洋联”骨干分子杨延修、梁次渔等牵头，组织成立“洋联”战时服务团，同上海各界战时服务团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抗战服务活动。

上海沦为“孤岛”后，广大华行奉命开拓大西南业务，打通法属越南海防的海关，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把握商机的敏锐，抓住昆明交通中转之优势，大力开拓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擘划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再到苏联的运输线，寻觅到不少商机，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条商业运输通道，同时又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还在相关城市成立了分支机构这样，既扩大了医药销售业务，又扩大了党秘密活动范围。

1940年，广大华行迁址重庆，由周恩来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南方局亲自领导，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特殊秘密堡垒。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杨延修在与国民党军政宪特周旋中，做到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1940年下半年，按南方局指示，做好掩护党组织的秘密使命。因此，广大华行在昆联社原有统战对象的基础上，依托广大华行行基地，进一步同国民党上层和工商界人士联络交往，包罗了国民党昆明市的党、政、军和金融、工商、交通运输等各领域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争取到发展红色经济的条件，同时为党的秘密工作涂上了保护色。到1940年底，随着联谊活动逐渐萎缩停顿，昆联社在无形中自动解散了。

1944年改组后的广大华行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及张平等人任副总经理。

积蓄力量创办民安保险公司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广大华行党组织从需要及可能出发，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设想，认为凭借保险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业务往来，增强广大华行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为党的秘密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想法得到周恩来的肯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代表广大华行一方，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股权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各筹资一半，共投资法币1000万于1943年成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安”即以保障人民物资和产业为公司宗旨。广大华行方面除以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名义认下一定股份外，由杨延修加紧筹集外股。杨延修在昆明很快征集到一批投资合作对象，其中包括云南商会理事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昆明市银行行长李澄宇，以及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志寰等商界政界要人。以卢作孚为董事长的民安保险公司董事会由此成立，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为常务董事。

在“民安保险”创设初期，广大华行与民生公司各派骨干充任关键岗位，代表投资方的利益把守要津。民生公司投资额在公司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且民安保险对民生公司有密切的利益关系。民安保险凭借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的相关保险业务，很快成为保险界的后起之秀。1949年在上海结束业务时，“民安保险”尚有美金10万元、港币20万元，投资款港币20万元。1949年，民安产物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改制为“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如今它汇入太平保险集团旗下，成为财产保险业务主力之一，它没有辜负当年中共地下党人的辛勤创办并直接领导的殷切期望。“民安保险”的成立，是广大华行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标志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企业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的行列，企业的社会层次提高了，经营活动的领域扩大了。通过同这么多上层社会人士合办企业，卢绪章、杨延修等人结识更多党外新朋友。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杨延修他们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会，是广大华行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重庆和上海，杨延修协助卢绪章先后在民安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可以说，卢绪章、杨延修他们是中共党内最早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

打好经济战，机智潜伏第三线

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杨延修受到多位领导接见。在这段时间里，杨延修介绍卢绪章与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交上了“朋友”，杨延修自己也通过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处长杨昌龄弄到了国民党“上校参议”的身份。这对杨延修他们打好经济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这使杨延修聊解与狼共舞苦闷的同时，感到特别欣慰。

抗战时期，广大华行还担负了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提供和调剂经费的任务。因“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而威名传天下的八路军，有时却得不到国民政府应发的军费，党中央就要广大华行想办法为八路军提供，时常要临时调剂。另外，一些海外团体也有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款项，这些美元或黄金来了，不能直接使用，也需要有人兑换为法币，均由广大华行通过各种途径给以安全调剂。“出淤泥而不染”，这其实更是一种高尚人格的写照，也正是周恩来对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一再嘱托。为了在社会上“撑起”广大华行的面子和地位，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拒腐蚀永不沾”的本色，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的“规矩”和原则。1945年8月抗战胜利，广大华行重庆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打前站，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大员身份后，抢先回到上海，于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等取得联系，积极拓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从此陈果夫成为广大华行的公开靠山。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络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会同张平一起转台湾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广大华行“与狼共舞”

194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安排国统区的党组织，拥有较好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及遍及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点、并且便于掩护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的广大华行，便成了党的三线机构的载体。

作为备用的三线机构，广大华行归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并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周恩来指示他们“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会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聪明的“资本家”们“与狼共舞”，娴熟地把广大华行做实做大，并成为党最隐秘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他们曾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往来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更给党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连刘伯承的假眼睛，也是他们想方设法弄到的。

解放后，广大华行将积存的100多万美金上交党组织。从现存的广大华行自身档案中，人们读不出任何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或许唯有一份《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党员卢绪章等捐献股份已办妥接管手续的报告》，才能让人倒溯卢绪章等那段鲜为人知的“潜伏”生涯。

周恩来曾经指示卢绪章：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卢绪章是一名孤独的“潜伏者”，尽管被朋友误解而内心痛苦，却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当卢绪章身穿洋装，长袖善舞地与国民党高层及洋商往来生意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名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员。卢的旧友甚至骂他 “与豺狼为伍”、“见钱眼开”——他和同伴杨延修、张平等五人，混在一群国民党上层的党、政、军、警、特组成的圈子里，运作自己的公司。他们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摇身变成国民党的上校、少将；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呼风唤雨的商行，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是国统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绪章历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延修，解放后长期在沪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政协副秘书长、爱建公司董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