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才，字英才，浙江宁波人，上海民主救国事业著名领袖，民国时期著名保险专家，民安保险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经理。190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二十多岁即担任美兴保险行经理。后任太平保险重庆分公司副经理。发起组织了“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保险界战时服务团”等抗日爱国组织。1936年，参与营救“七君子”。1938年在重庆市参与发起保险同业公会。1942年3月，与谈峻声等发起创建中兴保险公司。抗战时期参与广大华行改组、迁渝开业，任广大华行董事长。1943年6月，杨经才与卢绪章、卢作孚等作为共同发起人，在重庆成立民安保险，杨经才为总经理。1944年12月1日，杨经才不幸猝逝，年仅38岁。

经邦济世一英才

杨经才，字英才，鄞县人，1906年出生于宁波江北岸职员家庭。杨只读了五年私塾，便学徒帮工，虽未进过现代学堂，但学识见解高出同龄人。遵从宁波人传统，远赴上海学徒，到美兴保险行作练习生，虽出身寒微，生活清苦，但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不消沉，不怨天尤人，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年岁渐长略窥招揽保险及查勘理赔门径，从此踏上保险职业之路。为提高商务技能，他自学英文，练习打字，精研保险业务，年纪轻轻就成为能讲解外文保险条款的“法师”。他谦言恭行，恪尽职守，二十多岁即擢升美兴保险行经理。

挂美商招牌的“美兴保险行”，实为美商保险之代理商。杨虽资浅却有干才，很受资方器重。尽管洋行职员薪水远较华商店员为高，但中国殖民地化的空前危机让他对服务外商职业之价值产生了怀疑，尴尬的身份，难言的况味，使他苦闷彷徨，思谋解脱之策，这成为他后来发起组建洋行华员爱国团体的最初诱因。1935年，美兴保险行脱离美属关系，员工及业务都合并到宁波帮天一保险公司门下，回归民族保险怀抱。

杨先生胸怀大志，加盟天一保险与太平保险，凭借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拓展业务，创新险种，助力民族保险品牌的崛起。

杨深知中国保险业“导源欧美”，“所有一切章程单据，大率皆以英文为主”。由于中外经营理念与习惯迥异，英文保险条款往往脱离中国实际，而保险契约专业性强，即便精通英文者，也很难完全领会保险条款精义，凡遇利权争执均以洋文为准，让中国人吃尽苦头。所以杨积极参与王效文、魏文翰等商事法专家发起的修订保险法规大讨论，赞成改用中文保单以及用国币投保之主张，协助将外文条款翻译成中文，形成保险行业函件、合同、契约等通行规范格式。他主张用现代管理理念消弭内耗低效，诸如采用改良中式账簿，建立新会计制度，严管保险经纪人，限制保费折扣的举措，都摸准了华商保险公司的经络命门。

他对外商滥跌保价，滥放回佣之伎俩十分明瞭，对挽回利权杜绝漏卮之必要有着深切感悟。他力主要摆脱外商保险势力的打压，需先解除对外商的依赖，他与志同道合者守正创新，谋求联建再保险来打破外商垄断，期望抱团壮大力量，让民族保险业在逆境中赢得些许尊严。他力倡向华商公司投保，实业救国，现身说法不愿再为洋商经理保险，以行业自觉表达利益诉求以及家国情怀。

“民主干城”，共襄国难的责任担当

杨经才勇立潮头，成为上海民主救国事业著名领袖，为把抗日救亡推向全国做出了贡献。

“九一八”后，杨经才与虞心炎、卢馥等洋行华员，以“鉴于亡国之前车，愿为先驱，共赴国难，歼此暴敌，以雪国耻”为宗旨，发起组织了“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杨是创会理事长，会员最多时达1900人，骨干成员有200多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屡挫敌锋，军民同仇敌忾，杨协助文艺团队进行抗战宣传，筹募捐款及军需物资，救助伤兵，慰恤难民；举办日商洋行华员退职登记，帮其介绍新职业，为的是不让爱国人士蒙受经济损失；这些战地服务，既支援了前线，救助了饱受战火荼毒的同胞，又让会员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

1936年1月下旬，杨经才受邀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筹备，并与洋行华员一二百人集体加入，当选理事，他与卢绪章、谢寿天、程恩树、杨延修等骨干分子，成为意气相投的战友。

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凡遇重大事件纪念日都会盛大游行，发表演说，发动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掀起抗日救国示威高潮。杨先生是积极支持者和后勤保障者，连救国会领导人聚集谋划场所也选在美兴保险行经理室。

据文献载，沙千里牵头与杨经才、王纪华等在浦东同乡会先后三次开会，决定组织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9月12日成立时有团体会员28个，洋行华员俱乐部、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保险业业余联谊会、蚁社、海关华员俱乐部、租界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精武体育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益友社、立信会计同学会，其他还有煤业职员联谊会、中华商务生活书店职员会、百货业、丝厂业、杂粮业、新药业等多个团体，辐射的会众有几万人，声势浩大。杨经才与沈钧儒、沙千里、潘仰尧、李文杰一样，同为上海职救会实际负责人，担负着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之重任。

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地下党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推动各行各业成立群众性联谊团体，在中共党员石志昂、王明扬的鼓励下，杨经才与杨延修一起，推动原“洋行华员救国会”创办人虞心炎、卢馥等出面，发起筹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举办时局形势报告、社会科学及哲学问题讲座、还有各种慈善募捐、文体娱乐活动，组织部分进步分子参加义勇军训练（到1938年4月，更名为“上海市华联同乐会”）。

1936年11月，上海七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救国会迅即成立“后援会”，杨先生印发募捐簿组织各团体将捐款换成米票（每张可向米店兑取1斗大米），通过罢工机构分发给工人以维持家计，鼎助罢工。为此，杨先生倾其所有，还以“无国哪有家”“亡国更无家”的道理说服妻子俞秀兰，将私蓄存折和陪嫁压箱的800银元拿出来，购入雷士德学堂附近米店米票，托人分发给工人，勉励大家坚持到底。

国民政府为献媚于日寇，竟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七名救国会领导人，酿成“七君子事件”。

各界纷纷抗议，组织营救。杨经才不顾个人安危，奔波最力。当局威逼利诱，迫他不要步七人后尘，杨拒绝妥协。他看望沙千里的老母，资助其生活，组织辩护律师团，借《大公报》及记者全国人申诉“七君子”无罪，寻求道义上的支持。他还响应宋庆龄、何香凝“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否则自愿进监狱与他们一起坐牢”的呼吁。

“七七事变”第三天，杨经才与胡詠骐、谢寿天、郭雨东等上海保险界人士筹划，发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业界报名者达300多人，响应“保卫大上海”运动，救护伤兵、救济难民。

扎根大后方，开拓保险市场

11月上海沦陷，早列日寇黑名单的杨经才被日特缉捕，侥幸从晒台经邻居家逃脱，上海无处安身，撤往大后方。事出突然，家人陷于惊惧不安和忧愤痛苦中。他隐姓换名搭船去香港，转赴武汉，在汉口的几个月里，他与救国会领导人相聚一起筹划统一战线事宜，有幸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过从甚密，在武汉沦陷前撤往重庆。

特殊的战争环境，改变了大后方的保险生态：人命不值钱，经营寿险的公司只有五家，业务量萎缩，而货物遇险较多，商家多愿投保，财险市场兴旺，险种繁多，短时间里财险公司增至20多家。杨经才初到重庆，被利昌公司委以要职，数月后为丁雪农知悉，他说“保险界的有数人才，不能任他外流”，嘱请杨来太平保险，聘任杨为重庆分公司副经理。当时利昌还不肯相让，两家关系为此搞得很僵。等在太平公司安顿下身心，弃家逃亡的妻儿千里迢迢追随，颠沛流离抵达山城，全家先在太平宿舍里蜗居。

为协调同业，化解纠纷，谋求发展，1938年底，重庆保险行业同人筹组保险同业公会，杨经才是积极发起人，1939年2月1日，经重庆市社会局批准成立，主任委员金逊庵（太平保险重庆公司经理），杨经才与陈晓钟当选常务委员，实际负责会务，会址设在道门口49号，公会内设费率委员会，下分火险、运输险、寿险各组，全面协调各险种费率，解决各会员公司之间的分保及摊赔纠纷难题，杨是主要业务顾问。

立稳脚跟，杨经才同重庆各界名流有了较多交往，像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章乃器、胡子婴、罗叔章等民主人士经常在他位于老君洞寓所里聚会，闹中取静，议论国事，史良还一度搬到杨宅来与女儿杨良芳同住，让女儿叫她寄爹，直到老君洞为日寇飞机炸毁，才被迫搬迁到南岸黄角垭山上。

1942年3月8日，杨经才与谈峻声等发起创建中兴保险公司，亲任总经理，董事长为汤筱斋，设址第一模范市场28号，资本总额300万元，经营财险，公司规模虽不大，分支机构遍及大后方多个省份，为开拓民族保险市场付出了努力。在中兴保险公司任总经理时，杨经才曾经感慨：“中国的再保险，一直操在洋商保险公司手里，中国的保险公司，充其量不过是洋商公司的经纪而已。”

参与广大华行改组，发起成立民安保险

值得浓墨重彩的是，杨先生任广大华行董事长创建了民安保险公司。

早在抗战爆发初期，在上海从事西药医疗器械经销业务的广大华行就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络点，其创办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在1937年至1938年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党中央为开辟大后方秘密工作，指派卢绪章去重庆，以经商为掩护，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肩负起“搜集秘密情报、为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建立交通安全线、为党中央筹措经费”三大任务，要求保持极端秘密状态，不公开参加政治活动，通过商业经营，尽力提高社会地位和声誉，以备政治形势恶化，党的第一线(指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等党的公开机构)、第二线(指各省市设立的地下党组织)秘密机构遭到破坏时，能担负第三线掩护任务。为安全起见，在组织上受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史称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

1941年10月，广大华行改组，迁渝开业。为解决启动资本严重匮乏困难，卢绪章找到杨经才，希望借助杨的人脉扩股，筹集到杨经才、盛棣华、汪石清等18户（以前上海美兴保险行的川帮客户）计105万元股款，解决了迁渝后的资金瓶颈，赶在1月15日前收齐股银，实现了扩股计划。5月24日，新旧股东计29户在重庆市民权路召开广大华行改组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杨经才与卢绪章、杨延修、郑栋林、盛棣华、谈峻声、陈鹤当选为董事，汪石清、金少云、卢金璈为监察人，之后在董事会议上经卢绪章提议，公推杨经才为董事长，卢绪章为总经理，杨延修与郑栋林为协理。

为增强广大华行的融资能力和声誉，1943年，杨经才与卢绪章决意创建保险公司，得到魏文翰（海商法专家、民生实业公司航运顾问）协助，邀请到卢作孚作为共同发起人。

卢作孚既有官场背景，能疏通各方关系，又有在川创办民族工业的辉煌业绩，有强大号召力，且他已是太平保险、兴华保险的董事，熟悉保险业运营，故筹备十分顺利。经商定由杨经才卢绪章代表广大华行，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各负责筹资50%，股本总额1000万元。取名“民安”，是因为“该公司之职责应侧重于人民物资之安全保障”。

1943年6月，民安保险董事会成立，选举卢作孚为董事长，聘杨经才为总经理，卢绪章为副总经理。民安保险在福钰银行大楼开业，主要经营海上保险、木船货运、航空运输、水陆联运、汽车、邮政包裹保险等业务。

开业伊始，民生实业公司不仅将旗下60余艘船运输险业务交给民安，还说服中国糖业公会将制糖厂水火险运输险交由民安承保，构成民安的主要业务来源。在杨经才卢绪章悉心经营下，市场不断扩展，在重庆、昆明设分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自贡等地设分支代理机构。

精神不死，典范常存

杨先生身兼三家保险公司总经理重任，不敢稍有懈怠，他夙夜在公，忘我工作，同侪辅助，保险业务蓬勃发展，为保障大后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但他的废寝忘食，超负荷付出拖垮了他的身体，罹患高血压，两次中风，健康状况堪忧。

1944年12月1日，杨经才不幸猝逝，年仅38岁，毕生从事保险业，壮志未酬身先老，在事业的高峰期匆匆离世，中国保险史留下了遗憾。天惜英才天落泪，人哀俊杰人伤心，救国会领导及保险界同仁无不悲恸，商定公祭，并提前在重庆《大公报》上刊登启事。

追悼会主祭人沈钧儒，“公祭启事”云：“今日我国保险业之能粗具规模，多出先生之力”。不请自来送别的业内业外人士无不扼腕潸然，献花致敬，悲壮激昂，备极哀荣。

杨先生去世后，董事会推卢绪章继任总经理，广大华行迁回上海后，对民安保险、民孚公司、民益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扩股增资。1951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中，红色出身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划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事实上变身为人保的海外公司。

如果杨先生泉下有知的话，肯定会深感欣慰，当年筚路蓝缕、励栉风沐雨的太平与民安，早已融为一体，他与保险先贤共同成就了驰誉中外的金融品牌——中国太平。

杨经才二十多岁即擢升美兴保险行经理。发起“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保险界战时服务团”等抗日爱国团体，响应“保卫大上海”等运动，为把抗日救亡推向全国做出了贡献。参与营救“七君子”。参与广大华行改组、迁渝开业，创办民安保险。与保险先贤共同成就了驰誉中外的金融品牌——中国太平。

杨经才是上海民主救国事业著名领袖，爱国民主人士，早在1937年11月便被日寇列为黑名单，被日特通缉。他精通保险业务，能讲解外文保险条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保险专家。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临终犹不忘难童教育，家人遵从遗嘱，委托沙千里襄助，将从广大华行退出的全部股金红利，捐赠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杨先生的高风亮节值得后来者铭记。沈钧儒在“公祭启事”上也曾评价：“今日我国保险业之能粗具规模，多出杨先生之力”。如果杨先生泉下有知的话，肯定会深感欣慰，当年筚路蓝缕、励栉风沐雨的太平与民安，早已融为一体，他与保险先贤共同成就了驰誉中外的金融品牌——中国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