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年4月30日—1985年7月8日），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GNP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1901年4月30日，库兹涅茨出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国土上。小库兹涅茨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在出生地哈尔科夫市度过了幼年时代。十月革命之后，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1920年，库兹涅茨告别故土，只身前往异邦，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插班学习。库兹涅茨在学习经济之余，对数学也有浓厚的兴趣。1923年毕业时，他获得了经济学和数学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但库兹涅茨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随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进一步学习经济学。

1924年，库兹涅茨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受到学界前辈的重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教授对他很赏识，把库兹涅茨招到自己的门下，亲自担任他的指导老师。从此，他开始了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米切尔教授的学术思想着重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论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强调制度诸因素对经济生活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库兹涅茨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于1925年发表了《美国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周期波动》的长篇博士论文，这集中地表达了制度学派和米切尔思想的精髓。从此，库兹涅茨正式登上学术论坛。同时，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1926年，经米切尔推荐，库兹涅茨来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任职。在这里他整天忙于处理繁杂的事务，加之制度经济学超出了传统经济学规定的研究范围，容易使人失去明确的研究对象，因此，他辞掉理事会的工作，并逐渐远离制度学派。库兹涅茨的这一决定，是他学术生涯中的转折点。此后，他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结合自己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创立了经验统计学。

库兹涅茨认为，具体而真实的数据最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最富有说服力。所以他利用工作之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访问了许多总经理、总会计师和经济法庭的律师，同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如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与销售状况，从而获得几十万个真实的数据，并做了几万张卡片，为他的研究创造了好的条件。

1927年，库兹涅茨到设在纽约的全国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从那时开始，他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若干组数字，再现了有关国家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准。

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文中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考察了这些国家的60种工农业产品，列出了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价格变动的时间序列，该序列由几万个投资、原料、生产、销售等数据组成。他避开了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周期问题上关于时间的短程、中程周期波动的概念，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点，后来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库兹涅茨周期”。

1933年，库兹涅茨在《工业和贸易的季节性波动》一书中，对俄国经济学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预测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为50年的提法做了修正，对经济波动作了进一步阐述。但他完全撇开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只是单纯地用技术发展、黄金供求和价格变动等，甚至用战争来解释他的长周期的根源，这当然是不全面的。然而在立论时，库兹涅茨对历史统计资料所进行的整理和分析，反映了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些特点，这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1938年，他的《商品流量与资本形成》问世。至此，他关于经济增长论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长周期理论也逐渐被西方所接受。

1941年，库兹涅茨出版了《1919～1938年国民收入与债务支出》和《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等书。1946年，他又出版了《186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一书，书中深化了前两书的内容，吸取了其他经济学家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收入方面的成果，把长达90年的历史资料分类、综合，使之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严密论证。

库兹涅茨提出，货币计算的各种非生产收入应归到国民收入中去，而政府人员、军队、警察、法官及家眷的再分配收入也应纳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之内，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而进行处理。库兹涅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核算及统计的系统研究，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战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从1946年起，他游历了中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走访了许多银行、企业、公司、钱庄及交易所，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考察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渗透，给这些地区在经济增长及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带来的影响。他于1948年底回到美国，1949年被美国统计学会选举为会长。1950年，他被派往印度，任印度国民收入机构总局的顾问。库兹涅茨两次共计8年的东方之行，使他目睹贫穷落后国家的经济状况，深知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经济侵略的后果，这为他研究经济增长史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1954年，库兹涅茨卸任回国，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同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占有的份额》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被推举为会长。

1960年，库兹涅茨接受哈佛大学聘请，任经济统计学教授。这是他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的高潮时期。1961年，他60岁诞辰之际发表了《美国经济中的资本》一书。他在书中介绍了自己多年研究国民收入及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建立起“收入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关于福利经济学和资本积累理论的主体。

1966年，他出版了《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书中涉及美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增长率的变动、资本的供给（储蓄）和需求（投资）、资本形成的作用、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和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动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墨菲曾这样评价这本书：“库兹涅茨出色地运用他高超的技巧，从纷乱的资料中整理出许多有用的数据，恰如其分地用它来表达他需要的意思。这书有许多附属的和有见识的结论，它确实是很有价值的产物。”

1969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库兹涅茨经济学、经济统计学荣誉教授。

库兹涅茨长期致力于各国经济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和分析，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国民收入研究领域走在前列，建立了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结构，为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平均为20年的观点，并证明这种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增长率变化的影响，人称“库兹涅茨周期”；运用大量历史统计资料阐释各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和各种变量的变化趋势及相互关系，并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在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1926年，库兹涅茨发表博士论文《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周期波动》，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他主要研究经济变化的类型（周期波动和季节性变化）。1930年，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运用经验统计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美、英、德、法、比、奥等国50年来工农业主要产品数量和价格的长期消长过程，得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长度从15～25年不等，而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期消长”的结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他侧重研究国民收入核算问题。1941年，他发表了重要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把以往对国民收入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的含义及运用现有资料估算国民收入的过程，为西方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被称为GNP之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领域，用国民收入的概念和计量法研究各国经济增长，形成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1954年，他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论文《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所占的份额》，受到高度评价。1961年，他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一书中介绍了多年研究国民收入及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建立起“收入革命”理论。曾先后发表《关于经济增长的六篇演讲》（1959）、《现代经济增长》（1966）、《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等一系列研究经济增长的著作，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和比较，阐述了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国民总收入、生产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品使用结构、国际经济流量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变化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为经济增长研究领域提供了统计资料，对经济增长过程作了以经验为依据的解释，指出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而实现的。

由于库兹涅茨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兹涅茨认为：“所谓一个理论，意味着是在各种经验上可以识别的因素之间的可经验证的关系的表述，这些因素和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是相对稳定的。这种各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是我们从来没有掌握过的，显然，我们没有掌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去掌握它……这种环境下，这种理论会是人性的一些先验特性的教条主义的反映……或是经济增长机制的形式主义模型的反映，对正确关系的得出以及公式中经验常数所要求的数据缺乏完全的保证……看来我们更应该限制自己去从事一项太雄心勃勃的任务，比如，从经验记录中提出一些建议……以便作为进一步数据研究以及所从事的可验证的理论分析方向的向导。”

由于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是大量的测定，因而对所获数据进行周密、系统的检验便成为库兹涅茨方法论中的第一步。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库兹涅茨为了得到关于根本的经济制度上的必然观点、以及为了能从一系列长期运动中分离出短暂现象，需要掌握早期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通常是不完全的。从各种不同来源所取得的数据必须经过分类、整理、结合，并对这些原始资料的错误性进行评估。理查德·古德温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所采用的丰富多彩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他说：“库兹涅茨教授将桩子深深打入经济因素的海绵似的沼泽中，他编制了一个巨大的木排，承受住了由他逐渐周密地建筑起来的一座结实的拱座。”

库兹涅茨方法论中的第二步，是进行特征分类。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韦斯利·米切尔称之为“分析说明”。为了能推测出数据与所表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检验一致性和合理性，必须对数据进行分类、安排的重新布置。解释是经过判断而推测出来的。以经济分析概念为指导，将分散的、不完全的数据转换成计量，来补充理论上的框架，最大限度地用来检验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经济周期的发现、测试和解释是美国国家经济局最初研究计划的重点。经济周期只限于循环出现，而不是许多经济活动中同时出现的定期的波动——扩张或收缩。经济周期为5～6年，但也有可能为10～12年。它被清晰地指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已经从经济周期和长期趋势中识别出了三个具有平均持续期的周期，尽管对它们的持续有效性还有所争论。中周期通常被称为是库兹涅茨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的结论除了取自于原始资料外，还得益于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兼同事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的两篇文章。由于周期性的运动具有自发性，阿布拉莫维茨根据库兹涅茨的经验提出了用“摆动”与“波动”来替代。

在排除了美国和其他8个国家的趋势和周期性对所生产出的商品的35%价格与65%产品数列产生影响后，库兹涅茨发现了“第二个长期运动”，其摆动的平均持续期为22年。经济活动总体中周期的存在，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经过研究首先发现的，并证实了库兹涅茨关于个别商品的结论。库兹涅茨将经济活动中的被动与相应的移民波动、人口增长率以及劳动力的增长联系起来，在分析经济与人口统计的变动时的关系时，他对经济科学做出了重大的开拓性的贡献。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经济活动可以表现为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然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口是外生变量，例如在指明作为每单位成本的产出的生产量时，就被视为是外生变量，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因素而需要调整数据。其实，在克莱因-戈德柏格的经济计量模型的表象研究中，就已产生了微弱的库兹涅茨周期。

库兹涅茨总是细心对待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和统计问题，仔细地注意基本假设的分类。他特别留心那些数据使用者不易辨别的主观因素和那些被错误输送的精度。在库兹涅茨的许多著作中都讨论了假设、定义以及所公布数据的说明。例如，国民生产总值是对经济活动的一个全面的衡量，也是企业和政府决策的基础，但是却排除了一些产品和劳务，因为它们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家务服务也没有被包括在内，一些非法的活动也被排除掉了。库兹涅茨解释道：“例如，‘讹诈’服务明显地造成了补偿的报酬，它的价格取决于市场上对这种服务的供求情况，因而它们是我们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部分，但如果将它们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内，就无法解释对社会极为有用的、作为经济体制的贡献的那部分。”

此外，他还涉猎了在国民收入著作以及许多国内及国际会议中有争论的社会哲学问题。例如，最终与中间、总产值与净产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只包括最终产品。例如，用于最终产品面包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不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内。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被计入最终产品的工人的运输成本，可以被视为工人生产的产品与劳务的中间成本。国民收入账户还包括了生产出的汽车的价值以及应用于生产汽车的新机器的价值，也包括由于生产而贬值了的那部分机器的价值。国民生产净值（国民生产总值减去资本存量的折旧）的估计，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由于一部分消费品用以维持劳动力，因而劳动力资源也同样会贬值。库兹涅茨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制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的协议来解决。假如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增加资源的供给，则可以获得一个界限；假如最终目标是消费者满足，就可以获得另一界限……用这种方法制定国民收入概念的一个正当理由是：由于普遍动机，必须衡量为满足作为一个效用最大化消费者整体的国家的当前和未来需要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积极贡献。这种消费最大化的动机主要是从商品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商品而存在这一角度出发的。在这个问题上，库兹涅茨继续进行了研究，并对最终产品和产出的市场价值的定义作了修改。罗伯特·艾思纳和一个协会根据库兹涅茨的概念和观点编辑了《账户的总收入体系的估计》一书。

国民收入统计所提供的框架对现代政策的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框架在过去50年里已被全世界广泛应用。库兹涅茨还帮助几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编制了最初的收入估计。而且，国民收入账户也是消费、储蓄、投资等数据以及其他用以检验由政府、教育和研究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所需的数据的来源。库兹涅茨为这个经济和统计领域也做了主要贡献。

库兹涅茨在1930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了长期动态增长过程在深化经济现象的理解中的核心地位。在库兹涅茨看来，把经济分析局限于静态均衡理论，会阻碍它理论上的发展。库兹涅茨毫不妥协地坚持长期考察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既不知道需求和供给赖以发生反应的变化总过程，也不知道前者对后者可能已经施加的影响，那么，我们对需求和供给的瞬间的、静态的反应的研究怎么可能是全面的呢？”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库兹涅茨的方法是很明显的：将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各个时期增长的数量加以比较，将一些国家在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特征曲线的某一特定时点上的横断面数据加以比较，还有对相关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尽管库兹涅茨也研究地区间增长模式的差异，但他认为“国家”是研究的最合适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政府，有能力推行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1971年12月，库兹涅茨在斯德哥尔摩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总产量和人口的快速的增加；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效率的增长率；第三个方面是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上中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第四个方面是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五个方面则是通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起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最后一个方面是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

库兹涅茨的主要著作有：

《美国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周期波动》（1925年）；

《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1930）；

《工业和贸易的季节性波动》（1933）；

《商品流量与资本形成》（1938）；

《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41）；

《1869年以来的国民总收入》（1946）；

《经济的变化》（1954）；

《关于经济增长的六篇演讲》（1959）；

《美国经济中的资本》（1961）；

《现代经济增长》（1966）；

《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

《人口、资本和增长》（1973）；

《增长、人口和收入分配》（197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