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中医案”是指在1929年（民国18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中包括废止中医之办法，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故当西医输入中国后，逐渐占据医界主流，成为强势阵营。

清末之时，尽管有人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对中医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因西医尚处幼稚阶段，中西医界尚未明显分化，故并无显著冲突。相反，时人多主张中西医之汇通。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中医界与西医界分别创立自己的医学研究团体，组成自己的职业行会，创办各自的报纸杂志，研究各自的学理问题，力谋各自的发展。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

1913年（民国2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纳入近代教育体制。1914年（民国3年）初，中医界纠合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绝。此后，中医界一直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作为努力的目标之一。

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民国5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民国9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

尽管中医与西医之界域此时已经分明，但无论是1920年（民国9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民国11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云岫虽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世纪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

1925年（民国14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中医界多年努力功亏一篑，自然将失败原因归罪于西医界之从中作梗上。此后中西医界之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民国14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在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8年（民国17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民国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等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主张废止中医。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

余云岫对废止中医之理由、原则及具体办法作了明确规定。他认为中医在卫生行政上毫无地位，应当立即废止。其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这四条理由，将西医界废止中医之各种意见尽纳其中。正因如此，余氏之结论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尽管余氏申明废止中医“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但他也意识到“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考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故其特所设计六条“渐进方法”：“一、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二、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嗣后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其营业。三、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止。四、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五、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宜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六、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即不能适用。” 余氏显然意识到这些废止中医办法会引起中医界抵制，故特提出要“取缔反对宣传”，即一旦废止中医案通过，禁止中医界作任何宣传性辩解，迫其就范。他建议政府对下列三项“明令禁止”：一为禁止登载介绍旧医；二为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三为禁止旧医学校。

考虑到余云岫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

1929年（民国18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了中央卫生会议消息，这是“废止中医案”首次为中医界知晓。但对于提案内容及决议内容，社会各界并未了解，仅从议案名称上推测，这些议案对中医界并不有利。两天后，该报以《胡定安大义灭亲》为题，报道了参加此次会议之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对中医的抨击及“取缔中医庸医”的言论。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上海中医界通过各种渠道首先知晓议案内容后，颇感震惊，立即商讨应对之法。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大会，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跟踪报道中医界抗议集会动向，并给予舆论支持。

有了舆论界之支持和响应，中医界举行的各种抗议集会及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文电接连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形成了声势浩大之舆论攻势。

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云岫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余云岫等人废止中医理由中，对中医理论及中医诊治法猛烈攻击，认为其不合乎科学。中医界以中医治疗之实效，批驳中医不科学的论调，认为医药是否有效，关键看其治疗实效，并非单纯观其是否认识“病体”，更非仅仅视乎新旧，余氏以中医不识病体而凭借政府政治势力“横加取缔”，乃“武断“之举。余云岫指责中医肺腑六气之说，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而中医界则斥责余氏之论乃“妄人之言，故事中伤”，中医界认为，余氏说中医诊断是“伪法”、是“穿凿附会”，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故指责余云岫为首的废止中医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

针对余云岫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中医对于保护中华民族之生命延续，对于中国人口之兴盛繁衍，具有不可磨灭之“伟绩”。余云岫给中医扣上“旧医”帽子，乃“间接违反三民主义。”中医界对西医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

废止中医，不仅仅使中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与中医密切关联的中药界也同样面临“饭碗问题”。故在反对“废止中医案”之抗争中，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而中医所以不能废止之最有说服力之理由，即为废止中医将意味着中医药界数百万从业者生计问题面临危机，影响到社会稳定及正常经济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断言中医存废“事关国计民生，不仅中医局部问题”，号召全国同胞应群起力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这些“关乎国计民生”之通电及标语，对政府及社会各界均产生相当强烈之影响。

3月17日、18日，《新闻报》、《申报》应中医界之请，先后为正在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出版《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造成规模空前之舆论攻势。中医界喊出了诸如“提倡中医就是救国主义”，“中医中药团结起来，一致抵制经济侵略”等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不仅如此，中医界的抗争举动，得到了上海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带动了全国中医界的声援活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是否有影响与民众”等。会场上悬挂着 “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巨幅对联。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

3月19日下午，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宣布闭幕。大会宣言对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云岫；积极的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且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此时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之论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理讨论范围。双方不是围绕中医理论问题进行讨论，而是关于是否废止中医之争论，是中医界为获得生存权而进行之抗争。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人宁事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当中医界闻听中央议决废止中医中药后，平津中医界召集大会，推举代表，向社会各界呼吁并向政府方面请愿。卫生当局连忙解释：“此事实属误会，中央绝无即时禁止中医中药之意，只有令各省市卫生机关，此后对中医悬牌，应予以考试，考试合格后，始准营业，以免庸医滥竽，误人性命。”地方当局面对社会各界压力不敢明白承认废止中医，为各方指责的国民政府卫生部更是百般辩解。卫生部长薛笃弼对报界发表谈话云：“余极力提倡中医，现拟定医师法，将呈行政院转请国府核准颁布。外间误传废止中医说，遂引起医药界之误会，决非事实”。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其请愿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不能废止中医之理由：1、中医有治疗实效。2、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学术。3、废止中医将影响社会稳定。其请愿具体要求为：“明令撤回余云岫等禁锢中国医药学之议决案，一面令行教育行政机关将各地私立中医学校督促指导，择其办理较完善者，准予其立案，加入学校系统。”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

这一招果然奏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示：“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 接着，请愿代表拜访了张静江和李石曾，“二氏对于中医极表好感，谓中卫会之议决案，殊属违背中国之情，自愿极力援助。”随后，又拜访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这些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出于政府统治稳定之考虑，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

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他的卫生部长一职，本来就是国民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而特地让出的职位。他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还保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为请愿代表大造声势。中医请愿代表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满意答复后，尤其是得到了卫生当局的保证后，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至此，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为庆祝这次胜利，从1929年（民国18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国家成立了国医馆，武汉市设立了分馆。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民国18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

施今墨之子、中医施小墨：那是一场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闹剧。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中医药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辉煌作用一笔抹煞！

《环球人物》：虽然《废止中医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

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通过与废止中医势力论战，中医药界更加认清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存在的不足，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加强了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促进了中医药学术交流与发展。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中医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获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理解和支持。而中医界谋自身科学化的同时，西医界也注重研究中医药，以发明中医新理，提高中国近代医学的水准。20世纪30年代之“科学中医化”运动，不仅仅是中医界单方面努力之结果，也与西医界之推动密切相关。

2009年3月16日，纪念“‘3·17’抗争废止中医案活动”80周年大会暨上海名老中医经验研究中心、海派中医论坛揭牌仪式在上海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