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1950年9月3日），谱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乌程（今浙江南浔）人，中国近代政治家，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光绪三年（1877年），张静江出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千万两以上者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足千万者称‘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足五百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鏳，“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注）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21岁时，其父以银10万两捐得二品候补道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白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同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6月创办《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即为一例。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民国三年（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涩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不期重病住院，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

自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企盼出现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一直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蒋介石攫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后，应邀由上海到广州，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5年6月，蒋介石在广州遭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时，急忙电促张静江赴穗助己。据当时蒋介石所言：“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在张静江的帮助下，蒋介石逐步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影响，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1926年5月，蒋介石为在北伐期间使国民党的大权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静江代理该职。两人你来我往，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便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张静江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对张静江革命“导师”的称谓看来并不为过。

1927年3月到上海后，与吴稚晖等人非法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出“对共党弹劾案”。后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主持浙政，负责“清党”工作。后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旋又被迫辞职。1928年秋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9年，在杭州主持举办“西湖博览会”，曾轰动一时。张静江始终遵循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遗训，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盟兄，蒋介石的发迹是和张静江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被免职。

双方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使国家变得富强，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弱国被欺的局面。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经济建设缺乏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对于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利的因素。况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对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也存排挤之意。因为虽然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已经按照计划成立，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按时为其拨付建设的经费，仅仅在其成立的时候，一次拨付10万元了事，直到建设委员会裁撤。

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两人在“剿共”和建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张静江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上便被排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地离开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辖下的建设委员会也随着其权力的下降而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弱，以至于在后来仅仅管理属于自己的几个附属企业，如淮南矿路局、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虽然名义上还管理着全国的电力工业，可是也只是发发电厂的营业执照而已，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建设事业可言。

1933年6月，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间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关系，张静江与蔡元培、宋子文、厉麟似等人联合国际联盟，筹备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繁多，如直属于行政院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除去这三个主要的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务的经济机构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机构：隶属于行政院的铁道部、交通部、实业部等，这些部门建制重叠，互不相属，彼此分权，职责不明，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随着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机构并入经济部，张静江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携，对其婚姻大事也颇为关心。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共有12个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个女儿，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又受生母姚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大女儿蕊英嫁瞿濂甫；二女儿芷英嫁周君梅（南浔丝商之后，英国留学生，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

三女儿芸英嫁电影明星陈寿荫。张静江在外一向主张自由、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文艺圈不可靠，所以他极力反对。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有一次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父亲，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主管财政，可张静江却看不上他。然而这一回芸英却决议“造反”。很快宋子文爱慕芸英的消息就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她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自杀。最后芸英她摆脱了宋子文，瞒住了父亲与陈寿荫完婚。

四女儿张荔英是个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曾参加过巴黎和会，以及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之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并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法国巴黎结婚，引起了一场轰动。

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大概其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双方年龄差距甚远，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荔英嫁给他后，他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五女儿茜英是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抗战前期，茜英在沪，喜欢一个人开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后嫁给华侨林可胜。

张静江前妻姚蕙去世以后，张静江续弦朱逸民，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女儿名叫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儿子名叫张乃昌和张乃荣，这两个儿子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张静江故居

张静江故居又名尊德堂，位于湖州市南浔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张静江祖父张颂贤（又名竹斋，南浔“四象”之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所建，是清代传统的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开，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每进连有防火用的直式火巷。封火墙高于屋顶，坡面屋顶覆盖龙鳞般的小青瓦，屋檐口加盖即利排水，又能防风的滴水瓦。室内栋如鳞次，以戏文、民俗图案为主。前后两道大门背后都有构思别致，雕刻精细的砖雕，有一写有“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诗句；另一写“世守西铭”四字，源于宋朝张载弃官后授徒有“东铭西铭”的典故。上述八字均有里人周梦坡（又名周庆云，南浔“八牛之一”，近代实业家兼收藏家）所书。大门上方悬挂“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南通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为翁同龢所写。

张静江故居二厅、三厅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以及有关张静江生平的家谱、家族发展史和张静江一生的大事记略，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其中，有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好友陈洁如的许多生活照；还有陈友仁提亲致张静江的手札、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帐本、寿礼薄、全福贴等。边厅的两边墙上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其间有一张琴桌。正厅还有一张桌子系明代家具，现存之物（紫檀木所做）。另有红木“太子床”主要是供午休、喝茶用的。还陈列着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德颂》板屏六块（原有八块），系用银杏木镌刻，乃国内罕见的珍贵历史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