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事件，是东汉初期发生的事件。

封建制的国家政权，其基层统治（县以下各乡、亭等）的基础是靠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地主来维持的，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求，和士族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人口劳力争夺需求是有根本性矛盾的。比如中央政权需要更多的农民登记在国家户籍中，以备缴纳田租赋税、服兵役和皇帝修边塞军事设施、造宫殿等的劳役，可是小农一旦贫困破产无力缴纳租税，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小农为了逃避劳役、国家赋税，就会自愿成为豪强地主的奴隶身份，不登记在国家户籍即“编户齐民”中，说到底，就是人口、田地这两项，始终中央争不赢地方，君权争不赢除了君主以外的所有阶层（士大夫阶层、地方豪强，外戚和宦官作为君权的延伸，属于君权，然而外戚偶尔有时又可以演变为地方豪强和士大夫阶层，宦官却始终牢牢只能依附于君权），导致经济上国家和地方抢财政抢不赢，政治上地方豪强依仗部曲众多，对抗中央、对抗君权，给大一统集权国家造成强大离心力和分裂隐患。

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制之后，士族政治势力逐步膨胀，豪强、士族和未铲除干净的刘姓诸侯王国互相勾结，大地主兼并土地严重。汉武帝一度重用张汤、朱买臣等酷吏（汉文帝、景帝也利用过酷吏），利用浩繁的法律条文，巧定罪名，定点打击大诸侯国、大豪强、大地主，并制定了长远性的措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凡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豪强地主等官方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势力发展。在此之前，汉高祖刘邦也曾迁徙秦末楚国地方的大豪强五个大宗族到自己的陵墓长陵，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形成了新的“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故而定期将每每新出现的地方特殊利益集团迁徙到京师天子脚下居住看管。

而至汉元帝刘奭永光四年（前40年）十月，诏令废除了汉武帝的定期迁徙豪强以打压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措施。此前元帝恢复武帝的“迁徙豪强”政策执行了五年未成功，说明“国家威力已不足以迁徙他们”。

直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等各种社会问题极其严重，王莽改制，然而其改革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各地纷纷反叛。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是靠大地主大豪强的势力得天下的。等真正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建武十五年，坐稳了皇位的刘秀，真正开始和这些大豪强、大地主翻脸，抑制兼并，开始“度田”。

刘秀“度田”，始于建武十五年（39年）六月。此时天下刚刚统一，社会经济在历经王莽的残暴统治和十余年的战乱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庐落丘墟，田畴芜秽”，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与之同时，两汉之际又是豪强势力大发展的时期。虽然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创伤，但是鉴于社会失驭，天下纷争，他们往往“起坞壁，缮甲兵”，集结宗族宾客，招纳依附流民，组织强大的武装，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因此，“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的问题，显得相当突出。而这种状况，对于整顿赋役制度，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东汉政权，显然是不利的。也正由于这样，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即注意打击豪强势力，释放奴婢、囚徒，减轻田租赋役，鼓励流民归本，和地主豪右争夺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及至建武十五年六月，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刘秀遂“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度田”。

度田令下达以后，州郡官吏却执行不力。及“度田”结束，各州郡吏向朝廷汇报情况时，刘秀竟发现他的诏令在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各郡官吏在“检核”后，皆曾向朝廷汇报其执行情况。而州郡官吏“多不平均”，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刘秀的“检核”诏令，从而使“度田”政策变了味，走了样。

“度田”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其问题出在州郡官吏身上。而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对朝廷“检核”的态度存有疑义。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刘秀便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了。

刘秀了解到“检核”中出现的问题时，遂即下达了有关“度田”的第二道诏令：“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到当年十一月，其所派出的谒者，便首先在前汝南太守、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头上开了一刀。并在同年年底，不顾其“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老儒身份，以及“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的压力，果断地将他下狱处死。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不仅欧阳歙之类被下狱处死，而且随着“考实”的深入，一大批“度田”不实的官吏，也被不断“考实”出来。及至建武十六年（40年）九月，这些官吏，都被刘秀下狱治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是时天下刺史、太守以垦田不实下狱死者十余人”。

对于某些功劳较大犯罪较轻的，予以刑、免、贬黜。

建武十六年，不知何故离任或左迁的牧守还有：鲍永逆拜州牧之前的兖州州牧，赵熹的前任平原太守，伏恭的前任常山太守，时任扬州牧的樊晔等等。这些人都可能与被“考实”有关。另外，刘秀于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将其秩禄由二千石降为六百石，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在被治罪的地方官吏中，即有“帝城”的河南尹张伋、“帝乡”的近亲功臣刘隆，也有刘秀之子东海公刘阳的国相鲍永、东平公刘苍的国相王元。这说明对于“帝城”、“帝乡”及“近臣”、“近亲”的“考实”，是相当严格的。其它地区，犹当如此。

2.从范围上来看，所涉及的地域尤广。其中包括荆州之南郡，豫州之汝南，兖州之东平，徐州之东海、琅邪，司隶之河南、河内，等等。而据下述民变事件“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则此四州尤当严重。

3.从人数来看，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太守达十余人，被下狱、黜免和左迁的郡守、国相以及州牧等，也所在多有，再加上以“赃罪”等被处死或刑、免的官吏，至少也有数十人。至于将所有州牧都降级处理，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度田之后，刘秀本人也感到自己太过分了，于是从容对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当然，刘秀这样说，只不过是他行使“柔道”的惯用手法而已。故当马援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时，他不禁“大笑”起来。这说明其“度田”的态度是多么坚决了。

刘秀下诏“考实”之后，不少州郡官吏被先后治罪，而那些未被下狱者，也不免紧张起来。至于被治罪官员的继任者，自然更不敢掉以轻心、胡作非为。故当建武十六年（40年）八月的“案户比民”即“检核”工作再次进行时，他们再不敢随意玩弄“优饶”、“侵刻”的那套把戏，而是一改“多不平均”的做法，纷纷板起面孔来。然而，这种做法，却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从“聚人田中”的情形来看，州郡官吏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案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核实其姓名、年龄与特征，故检核户口时需要“聚人田中”。同时，这种做法也利于指认土地之归属和丈量其田亩。但是“并度庐屋里落”，就不免太过分了，因为这与“检核”垦田没有关系，也非属国家赋税征收的范围。因此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民变事件，便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此次变乱，起主导作用的是“郡国大姓及兵长”。所谓郡国大姓，就是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他们既具雄厚的经济基础，更有众多的宗族、宾客、部曲和依附民。既有一定的武装势力，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所谓“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就是指的这部分人。

至于“兵长”，则或为旧割据势力的残存代表人物，或为郡县执掌兵权的地主豪右，同样是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他们“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昌炽纵横”。史称“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盖以为此也。

至于“群盗”，固然是指下层贫民，他们早在州郡“检核”时，即曾不断受到“侵刻”，以至“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及至“并度庐屋里落”，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懑。他们在豪强大姓及兵长的煽动、诱惑下，无不卷入“攻劫”的洪流，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尤其是青、徐、幽、冀一带，由于“民稠土狭，不足相供”，人民生活最为困苦，而豪强势力异常强大，加上曾为张步、董宪、王郎、彭宠和张丰等割据势力的旧巢，故“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反对“度田”最为强烈。

面对叛乱，刘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识到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度田”难以成功，赋役制度得不到整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使初建的东汉政权重新受到严重威协。因此，为迅速平息民变事件，刘秀旋即下令，释除“沈命法”的制约，采用武装平叛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式予以镇压。

刘秀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国，传达朝廷命令，让“群盗自相纠擿”，以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的方式，加速“群盗”的内部瓦解。另一方面，则诏除“沈命法”的束缚，对“逗留回避故纵”与惧“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以及“畏愞捐城委守”的官吏，皆摒弃前嫌，“不以为负”，只以“获贼多少”为条件，让他们立即进行镇压。此种方式，赵翼称之为“前事之师”，王夫之称为“不易之良法”，真可谓不择手段了。然自“听群盗自相纠擿”来看，此法只是“诏许”而已，而绝非刘秀本人所创。

刘秀下达诏令之后，各地官吏如释重负，纷纷起来进行镇压。与之同时，刘秀又派张宗等“督诸郡兵讨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民变事件迅速平息。

民变事件平息之后，刘秀又采取“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的方式，对“豪强大姓及兵长”予以沉重的打击。“时平原多盗贼，熹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熹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据此可见，刘秀在镇压了民变事件后，实行了“徙其魁帅于它郡”的政策。而从平原一郡迁徙者达“数千人”的情况看，当时各郡所迁徙的人数众多，其打击的力度也是相当沉重的。

刘秀通过把成千上万的地主豪右迁徙到“它郡”，从而确保了“度田”的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两汉之际户口田亩不实的问题。

度田事件，刘秀是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平息的，在其过程中，对豪强大姓也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而确保了“度田”的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两汉之际户口田亩不实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出现了一派太平的景象，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