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侠怀（1903年~1952年）工丑生，中国男演员，在《毒玫瑰》中扮演病院院长而声名大噪。廖扮演各种人物均能刻画入微，形像传神，善于即兴发挥，针砭时弊。用鼻音行腔使调，别具一格，尤以唱“中板”、“木鱼”等曲调最为出色，人称“廖腔”。代表剧目有《花王之花》、《火烧阿房宫》等。

廖侠怀香港著名粤剧演员。广东新会人。父母早丧，1903年生。12岁即离乡到广州濠畔街鞋店当学徒。后又转卖报纸。从小酷爱粤剧，没钱买票，经常在戏院后台外面听戏或在窗缝中偷看，不久便学会哼几句粤曲。后去新加坡一间工厂当车工，晚上参加当地的工人业余演剧活动，1923年粤剧著名小武靓元亨到新加坡演出，一次偶然机会靓元亨去观看业余工人演戏，他发现廖侠怀有艺术天份而收他为徒弟，改艺名“新蛇仔”。从此，廖侠怀开始了粤剧生涯。

廖侠怀的表演艺术独树一帜，饮誉省港达20年之久。他是30年代粤剧四大名丑之一。代表作有《甘地会西施》、《双料龟公》、《花王之女》、《大闹广昌隆》等。他所演的角色有慈禧太后、红娘子、跛子、哑仔、矮仔武大郎、麻疯病人等等，演什么像什么，形成当时著名粤剧五大流派中之一--“廖派”。他也因此有“粤剧名丑生”之称。1952年5月在香港逝世。

20年代后期，广州的“梨园乐”班订廖侠怀回国当第二丑生，因他的嗓子不亮，长相不美且满面麻子而受到冷遇。马师曾与廖侠怀同拜靓元亨为师，马师曾同情师弟的处境，待他合同期满后，即订他到“大罗天”班当第二丑生。

在《贼王子》一剧中演黑人王子而初露才华。剧中，他为了突出表现黑人王子被巴格达窃贼盗去飞毡的彷徨心情，精心设计了一段速度爽快、吐字清晰、谐趣而又合乎人物性格的“中板”和“滚花”，观众对这新颖而跳跃的唱腔反映非常强烈，拍手称好，这段唱腔便成为“廖腔”之雏型。继而参加“新景象”班与薛觉先合作，不久遂离开“新景象”，自立门户，并与编者共同写出一批独具风格的喜剧，又与音乐员共同研究创造出风味特异的“廖腔”。“廖腔”近似“马腔”，其特点是节奏明快且一气呵成，附加字多，但吐字清晰、抑扬顿挫而妙趣横生。

登上粤剧四大名丑(廖侠怀、半日安，李海泉、叶弗弱)的前列，并排列于粤剧五大流派(薛觉先、马师曾，桂名扬、白驹荣，廖侠怀)之末，被公认为丑行中的“千面笑匠”。 廖腔特色近似马腔，擅长唱(中板)、(滚花)、(木鱼)、(板眼)，面部表情尤其丰富。他的首本戏《花王之女》、《大闹广昌隆》，尤其受到观众的好评。20年代末，廖侠怀回到祖国，适逢大革命失败，不久又爆发了抗日战争，廖侠怀编演了《罪》、《罪上加罪》、《大喊十卖平米》等，于嘻笑怒骂中针砭时弊，曾遭国民党禁演和“大天二”的威胁、恐吓。1948年间在演《六国大封相》时，廖侠怀穿上一件全身是金元券的服装出场，影射国民党腐败无能而使金元券贬值，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演，还被罚港币1000元。廖侠怀认为，为大家出口气，罚1000元也值得。

廖侠怀有“廖圣人”之称，不喝酒、不抽烟、不赌钱、不好色，一生只娶了一个婢女出身的妻子。除了演出外只与编剧和音乐员研究剧本、唱腔，他的爱好有三：看书、看戏、逛街。他未入过学堂，勤奋自学，从书本中吸取知识。他崇拜美国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和粤剧名丑姜云侠，经常看他们的戏。除此之外是常驻足于疯人院、小艇、马路边，刻意观察，体验生活。因此他所演的角色，不论男、女、老、少、跛、盲、矮、哑，都能入木三分，形神俱备。他反对歪嘴歪脸面谱化的表演，主张以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的真情展现在面部的表演，如《哑仔卖胭脂》中演哑仔，在很长的一段戏中没开口，只凭面部表情来演戏，一般人是不敢演这类角色的，但廖侠怀的表演却获得观众的欢迎，被公认为丑行中的“千面笑匠”。 廖侠怀的表演艺术独树一帜，饮誉省港达20年之久。他是30年代粤剧四大名丑之一。代表作有《甘地会西施》、《双料龟公》、《花王之女》、《大闹广昌隆》等。他所演的角色有慈禧太后、红娘子、跛子、哑仔、矮仔武大郎、麻疯病人等等，演什么像什么，形成当时著名粤剧五大流派中之一——“廖派”。他也因此有“粤剧名丑生”之称。1952年病逝香港。

千面笑匠廖侠怀对粤剧艺术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除了杰出的表演艺术外，他还创作过不少粤剧剧目。如《罪》，《罪上加罪》、《双料龟公》、《哑仔卖胭脂》、《甘地会西施》等。这些戏都有一定影响，但《甘地会西施》影响最大。从剧名看来，这个戏是颇为荒诞的，似乎是故作惊人之态，意在哗众取宠，追求票房价值。实际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过去粤剧历史采取盲目否定态度，对这类戏不作具体分析，凭“顾名思义”就判之以罪。《甘地会西施》一剧也一直被当作殖民地化商业化的坏典型看待，“蒙冤”几十年。须知前人的创作是艰辛的，有些还是可贵的，今天我们可不能再采取那种轻狂、草率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剧目了。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来公允地评价它们。

廖侠怀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国民党的崇洋媚外政策十分反感。《甘地会西施》一剧就有好几处表现了他的这种可贵的爱国精神。廖侠怀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怨言中，而是积极地去鼓吹改变这种现实。 廖侠怀的爱国热情还表现在剧本人物的塑造上。剧本歌颂西施、范蠡、伍子胥和甘地等爱国英雄。尤其是对西施这个人物的更是推崇备至。廖侠怀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阅读了几本春秋战国的史书，从事重集关于西施的事迹，想编撰一部为西施吐一口气的剧本。”“关于西施的事迹，传说颇多，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亡吴兴越之后，范大夫把西施要了，泛舟于五湖；另外一说，谓勾践凯旋途中，而狠毒的越国夫人把西施溺毙。若前一说是真，这未免太委屈西施了；若后一说是真，西施的遭遇也太惨酷了，西施当有其无限的苦闷，无限的隐痛。”廖侠怀想通过一个戏来为西施鸣不平，足见他对这位爱国者的敬重和热爱。他还舍弃了范蠡与西施“情根早种”的富于戏剧性的传说，突出了她全心全意为国牺牲的思想。这就一反过往传统戏曲中西施那绰约多姿、凄楚动人的面貌，成为一个胸怀大略的俏佳人。

剧本没有靡靡之音，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更没有廉价的眼泪和庸俗的笑声，却有着严肃的发人深省的救国救民的呐喊。这个戏产生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当时廖侠怀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夺取了人民的胜利果实是不满的，对重又陷入半殖民地的国家命运是担忧的，因此他要写一个戏来大声疾呼一下。 廖侠怀能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有一定认识，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他出身贫苦，而且生理有缺陷，饱受社会的凌辱，对旧社会怀有满腔怨愤。他的妻子也是出身贫贱的婢女，他总是在演出的戏里，寻找一切机会针砭时弊。比如他曾经编演了揭露监狱黑暗的粤剧《罪》，被国民党下令禁演，但他并不屈服，再编一个下集《罪上加罪》。抗战胜利后，金元券贬值，廖侠怀就在《六国大封相》里穿一件用金元券贴成的戏服出场，讥讽挖苦这种不值钱的货币。在《双料龟公》一剧中，他又用大段口白控诉社会不平，怒斥豪富贪官，指出穷苦人民的屈辱和悲剧都是他们造成的。他的这种思想观点几乎在他演出的所有戏里都有所表现。

在艺术上，这个戏构思独特，手法新颖。《甘地会西施》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而全剧又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若按一般看法，应属于“硬戏”之列，上座率“好晒有限”。但该戏一出来则风靡省港澳。不过有人在惊叹之余，却又说廖老七这是“跑马射蚊——撞彩”。其实是艺术上的“新”，吸引了观众。

这个戏与我们传统戏曲表现手法不同，它的构思充满奇特的浪漫色彩。根据当时一些资料记叙，廖侠怀想写一个西施的戏，但又苦于无从着笔。一天早晨，从报纸上看到了印度革命领袖圣雄甘地逝世的消息，又知道他生平时中国历史素有研究，对我国历代兴亡史迹更感兴趣。廖侠怀陡然产生了一个妙想，排除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让甘地来到中国，与倾国佳人西施会唔。一个是当代的救国圣雄，一个是复国烈女，环境虽不同，年代又相距久远，但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剧中有两句对话，甘地问西施：“你死去二千多年，何故我能见到你呢？”西施答道：“所谓精神不死嘛！”qinglie精神不死，就是廖侠怀构思此剧的最大依据。他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根本不可能相遇的两个人用梦游的办法让他们相会，这确是一件很别致而又有趣味的事。

在表演上，廖侠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研究了甘地先生的生平、印度的风土人情及其服饰，以至印度人的起居饮食情形等都仔细地考究，因此他饰演的甘地比较成功。从现在留下来的两张剧照就可以看到当时扮演的甘地的模样。一张是甘地合什打坐，他剃光头，打赤脚，戴眼镜，披一件印度白袈裟，胸背和脚都坦露着，还涂上粽色的油彩，十足一个印度人；另一张照片是甘地赤脚卧在床上进入梦境，床也是印度式样的。象这样惟妙惟肖的扮相，再加上廖侠怀高超的演技，肯定能把甘地演好。 廖侠怀已经逝世几十年了，人们对他在粤剧方面的贡献和艺术上的成就是肯定的。但可惜过去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有不少人仍用″顾名思义″等形而上学观点去看待他自编自演的剧目，对他的创作戏毁过于誉。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谈他的《甘地会西施》，固然是要为他鸣几句不平，但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来作为例子，后边我们再不要简单地对待粤剧剧目遗产，大家都来作科学的分析工作，正确地评价我们过去的粤剧，以求得粤剧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

《花王之女》花王之友霜月与林子才两小无猜，私订了终生并有了爱情结晶。林父为巴结权贵，不顾儿子反对而将其子配与相国之女妙玲，逼令他拜堂成婚。霜月误子才忘情负义，闯进洞房怒责之际而产下一婴孩。妙玲将花王父女逐赶，子才悲痛欲绝出征……《大闹广昌隆》这是一个人鬼之间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郑丹瑞乃当年“丽的呼声”街行情主持人，在一次意外中跌落海中，被一把偶然飘来的美丽雨伞救起……附在雨伞中的鬼魂陶君微出现，她要求郑带她回去，昔日那爱与恨，生与死的伤心地“广昌隆”，找她的负心丈夫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