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中的“二姐”，中国语言文字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周有光先生的夫人。

“白发才女”张允和与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一对令所有人都眼热的情笃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

苏州一个名叫张武龄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叶圣陶曾说过，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 等

《温柔的防浪石堤》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18日，人们与她最后告别。她仍然是一袭紫衣，盘发依旧，阖目如睡......

8月24日，家人与亲友将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她的确如同一片飘然而去的枫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优雅背影。（陈光中）

张允和自称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这位“最后的闺秀”，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亲友们用“侠肝义胆”来赞誉她，她却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但这个“家庭妇女”却是标准的不同凡响。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父亲张冀牖在“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张允和有姐弟十人，从小便生活在安逸富足的环境中。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并没有成为遭人厌恶的纨绔子弟，而是各有所成。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爱文学，尤擅昆曲；二姐允和1909年生；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接下来是6个弟弟。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三弟定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五弟寰和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宁和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宝盖头”，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五弟寰和是唯一“留守”苏州的。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

1933年4月30日，他们结婚了。如果听老人们的话，这个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当时家里的保姆还悄悄地拿着他们两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但是允和先生说：“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他们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位算命先生如果知道了，只怕要羞得钻到地底下去了。

周有光比允和大四岁。他的妹妹与允和是“乐益”的同学，相互之间多有来往。后来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接着转到光华大学，周有光也正在光华大学读书，此后他回到杭州，主动给允和写信，两个人开始书信往来。1931年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个人已经正式进入“恋爱季节”了。

86岁时，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杂志”的“最老的主编”

张家4女6男，70年前，这些水做的女儿们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开始筹划办自己的《水》杂志，与兄弟们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后《水》实力日渐雄厚，《九如巷》的成员们也被拉拢了过来。《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大家都踊跃为它投稿，并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但《水》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允和先生。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这一弱小个体要想永不消失，就须将一点一滴汇入涓涓小溪，流入滔滔大江，最后涌入无边无际的海洋。1995年，白发才女张允和忽悟出这点，觉出了有续办《水》杂志的必要。

说来这事的起因还与周有光先生有直接的联系。在他83岁的时候，日本一家公司送他一部中英文电脑打字机，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后来，他们的儿子又买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强一些，那部旧的就被闲置起来了。1995年2月21日，允和先生说那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她突然想试试那部打字机好不好玩，她想用它写写信。

尽管时年86岁的允和先生是平生第一次接触电脑打字机，不会任何输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现成的老师———周有光。每当出现问题，听到她慢悠悠的一声喊，90岁的周先生就会从自己的小书房里颠颠地跑过去，耐心地帮她处理。

不久以后，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连贯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词组输入的方法以后，速度明显加快了，她最先使用的是“亲爱的”这个词。1995年10月28日，她给所有的姐弟们发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

58年后复刊

《水》就是这样在停刊58年之后复刊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张家10姐弟在上海难得一聚，照了十家欢后又风流云散，如今，除仙逝的二人外，他们又能在这本充满亲情的家庭刊物上重逢了，并在这里叙旧谈心。《水》有16开大小，20来页，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也充满了灵性，有诗词、随笔、日记、书信、乐谱、书法、绘画甚至蜡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复印，大多数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水》从不收订阅费，每期都是由集主编、撰稿、打印、校对、发行于一身的允和自费去邮局寄出。

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允和先生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允和在《水》上的文章《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顽固相恋的种种细节，时间跨度近50年。有一个镜头令人难以忘怀：1969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凌乱得难以下脚的屋中，70岁的沈从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还喃喃着“这是三姐（张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同时唏嘘不已。

允和常说，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79岁上，她提笔写出了与爱人定情全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石浪堤》，记叙了“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文章一经发表，引得那些越来越不知情为何物的后人啧啧惊叹。1928年，吴淞江边，张允和和周有光私定终身于那个长长的石堤上，一个是红粉丽人，一个是翩翩少年。四妹充和在二姐结婚那日唱了首昆曲《佳期》助兴，咏叹着似水的良辰。在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5年后，他们的感情依然浓烈。

周有光先生发表在“复刊第十九期”上的那篇《走进世界》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与走进“尘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与必要。周有光先生原来是专攻经济的，曾在金融界任职多年，并在多所大学任教授，年近半百的时候却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是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也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他的文章以涉猎广泛著称，据说报刊的编辑们对他的稿件基本一字不改，说是如果作者的稿子都达到他这样的水准，自己只有失业了。

“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

允和先生说了许多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热中出生，由于一声不吭而差点被当成死婴，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让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还有她是家里最爱哭的“小二毛”，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她还说到在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她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与周有光辗转逃到四川，女儿小禾因盲肠炎救治无效而不幸夭折；她带着儿子迁回成都后，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而小禾的一块小手绢则始终留在她的身边，那是未及6岁便离开人世的小女儿唯一的遗物。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身大地主”的允和先生居然成了“老虎”。写“交代”、挨批判，连他们夫妇多年的通信也被抄走了。后来她硬着头皮去要，居然又还了回来。对她来说，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下岗”。从那时开始，她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话又说回来了。有时“祸”是会变成“福”的。正如允和先生说的：“‘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在她柔弱的外表后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坚毅与刚强。小时候有人说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她不高兴。她不喜欢林黛玉，她说林黛玉是痨病鬼、小心眼。事实证明，她是能够经得起大事、经得起苦难的。不仅如此，她那娇小病弱的身躯中还掩藏着强过男子的“侠肝义胆”———亲友们就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的。抗战前夕，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被捕，其中6位关在苏州监狱，允和先生不顾危险前去探监，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还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点”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来苏州探监，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里。她说，直到君子们获得释放，“我才觉得尽了一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天职”。抗战期间，与周有光先生经常不在一起，她独自率领自己和亲戚家老少十几口人辗转迁徙，后来又经历了丧女伤子的劫难，她硬是撑下来了。

允和先生还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解放后，由于元和等几位姐弟旅居国外，与他们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国内她是最年长的，和国外的联系由她一人负责，有什么事由她承担。从“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人敢与他们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吃饭！

“文革”中，周有光先生发配甘肃，儿子、儿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允和先生带着小孙女留守北京。她曾说：“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但她又一次坚持下来了。

后来，那一切总算过去了。

早在1959年，允和先生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判处死刑”，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几十年过去了，她还顽强地活着，而且做了许多事情，那两位医生却已经去世。

研究昆曲和编辑《水》，是她晚年最感兴趣的两件大事。允和的白内障共做了两次手术，后植入人工晶体方才有些微弱的视力。为了使《水》能长流不息，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她86岁开始学习打电脑，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她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除了办《水》，允和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后来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允和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94岁时的周有光则笑称自己才14岁，他觉得真正的人生应当从80岁开始，他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他认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下放批斗的时候，天空中的大雁集体排便，腌了整个会场上，唯独周有光戴顶大帽子幸免于鸟粪。

张允和与周有光：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坐落在上海吴淞口炮台湾的中国公学是按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大学，当时的新启蒙运动主将胡适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这时的女同学会主席正是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她容貌秀丽，在所有女孩中显得出类拔萃。家里十个兄弟姐妹中，她虽然身材最为瘦小却风趣好动。以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之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的语文学权威作家周有光的妻子，1929年那年还是个英俊腼腆的青年。但他早已心仪秀美的允和，所以常常找借口去看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张允和却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她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周有光每一次出击都没有得逞，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张允和十六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就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他们一起到江边散步，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他们在石堤上坐下来，两人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张允和看了一眼，心想：这个人真坏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尽管允和没有让有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恶”的目的，但允和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对于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

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的花前月下，这对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身子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

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新式而简单，来的人却非常多。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静安详。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六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差一点丧命。

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先后搬家三十次，一家人终于盼来了解放与和平的年代。1952年，张允和受叶圣陶先生的推荐，从上海调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喜欢写作的张允和事无巨细都会向在上海的丈夫汇报，一次她在信里坦白说她收到了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来信，来信说对方已经爱了她十九年。允和让丈夫猜他是谁，周有光在回信里一本正经地猜了起来：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不料，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却在1953年的一场“三反五反”运动里成为特务的证据，审查者说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的张允和精神崩溃了，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她为自己的坦白和忠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赢回了天长地久的恩爱。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孩子们都要来祝贺老两口的这份天伦之乐，令许多年轻人也看得眼馋。张允和八十岁的时候这样回忆她与周有光在上海吴淞的第一次握手，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还是平坦，她和他总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了他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