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翰（857年-928年），字德卿，宦官张从玫的养子，唐末五代宦官。

张居翰在唐懿宗咸通初年被掖廷令张从玫养以为子，以恩荫走上仕途。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逃命至成都，张居翰授容南护军判官。唐昭宗乾宁中，获授学士院承旨，加供奉官内侍，迁枢密承旨、内府令。他办事认真，丝毫不苟且。很得上峰赏识。昭宗为嘉奖他办事认真，特地赐以绯色衣服。不久，他奉命去监督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军事，与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相处得很融洽。当昭宗调张居翰回朝时，刘仁恭请求将张居翰留下，昭宗答应了这个要求。

天复三年（903年），军阀朱全忠（原名朱温）与宰相崔胤联名上奏昭宗说，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年间宦官势力逐渐强大。贞元末年分羽林军为左右神策军，用来扈卫天子，以宦官掌管，从此宦官参与机密，夺百官之权，上下勾结，共为不法。大则构煽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爵，矗害朝政，王室袁乱，即是这个原因。不翦除这个祸根，祸患便不会停止，请陛下翻夺宦官所兼的职务，罢诸道宦官监军，悉数召还。”当时，昭宗已在他们控制之下，身不由己，只得表示同意。次日，朱全忠便以兵驱逐宦官第五可范等效百人于内侍省杀之，只有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等数人得免于难。张居翰由于与刘仁恭有旧谊，刘仁恭接到命令后，将张居翰藏匿在幽州西北的大安山中，另外杀了一名罪犯上报，张居翰这才躲过了厄运。从此，张居翰便隐姓埋名在幽州住了下来。

天祐三年（906年）七月，梁太祖朱温率兵进攻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沧州属刘仁恭辖区，刘仁恭亲自往救，但屡战屡败。刘仁恭眼看不能打败梁军，军情又急如星火，无奈只得派人向太原李克用求救，前后派出百余人之多。

李克用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进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围，向刘仁恭征兵。刘仁恭遣部将李溥、夏侯景、监军张居翰、书记马郁等以兵三万来会。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昭会合幽州之兵进攻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这年年底，后梁潞州守将丁会开门迎降，围攻沧州的后梁军队听说潞州失守，便仓皇烧营而遁。在这次战役中，张居翰居中运筹，立下了功劳。李克用见他精明强干，便留而不遣，从此，张居翰又成了李克用的爱将。不久，李嗣昭受命节制昭义军（即潞州），以张居翰为监军，并拨燕军三干归他指挥。他在潞州时，除了训练士兵外，每年春天还“课人育蔬种树，敦本惠农”，颇受百姓欢迎。

天祐四年（907年）六月，后梁大将李思安将兵十万围攻潞州，想从李克用手中夺回这座失陷一年的城池。李思安修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叠，把潞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张居翰与李嗣昭率领士卒，登城拒守。朱温多次给张居翰、李嗣昭写信，劝二人投降，并许诺如若来归，定不吝爵禄之赏。张居翰、李嗣昭不为所动，焚其诏书，斩其使者，固守经年。城中军民衣服不继，赖张居翰等惨淡经营，多方运筹，民心才稍稍安定。由于晋军防守严密，梁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在张居翰等的守御面前却一筹莫展。

天祐五年（908年）正月，晋王李克用病逝，李存勖袭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时年二十四岁。李存勖在张承业等人的劝说下，亲自军兵从太原出发救援潞州，后梁军没料到后唐军突然赶来，毫无斗志，争先恐后向南逃窜，一路上丢盔卸甲，道路为之堵塞。潞州城中的张居翰、李嗣昭等见救兵已到，便抖擞精神自城中杀出，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梁兵大败，死亡一万余人，生擒其副招讨使符道昭及将佐三百人，缴获当粟百万石。

张居翰守城有功，又与李嗣昭配合默契，从此，李嗣昭每次出征，便让张居翰留后。张居翰抚绥士卒，护理百姓，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庄宗的赞扬。

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梁称帝，大封群臣。当时，宦官马绍宏与大将郭崇韬资格最老，功劳最大，二人当为掌兵权的枢密使，而马绍宏的资历高于郭崇韬，此人后来赐姓为李，他诬杀大臣，收受赌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

郭崇韬怕他日后掌权难于驾驭，便奏请资历比自己低的张居翰同掌枢密，另委马绍宏为宣徽使，马绍宏埋怨不已。郭崇韬专权跋扈，又嫉恨宦官，因此，张居翰虽备位枢密使，不过是随人俯仰而已，手中没有任何权力。每次商议国家大事，张居翰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唯唯诺诺，十分低调。这样，他才得以保全性命，没有遭到郭崇韬的迫害。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庄宗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出征前蜀，蜀主王衍的养兄王宗弼暗地里向郭崇韬投降，请求封自己为兵马留后，郭崇韬许以节度使之职。后唐军至成都，王宗弼迁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等杀之，将首级送给李继岌，王衍自知抵挡不住，上表乞降。继岌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书说：“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日、月、星为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当王衍行至秦川驿（陕西、甘肃渭水平原一带）时，突然传来了李嗣源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反叛的消息，庄宗李存勖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伶人景进献计说：“李嗣源来势凶猛，陛下应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继岌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族党不少，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杀掉，以免除后患。”庄宗当下便派宦官向延嗣下敕诛杀王衍，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张居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已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他斩首，实在太不合天理人情，便将诏书贴在柱子上，将‘行’字涂掉，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书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没有想到张居翰居然有勇气偷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更何况当时军书旁午，羽檄飞驰，庄宗自顾不暇，当然也无心追究此事了。这样，前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一千余人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后来庄宗李存勖被弑，明宗李嗣源进入洛阳，张居翰谒见于至德宫，请求免官放归田里，得到了明宗的批准。

张居翰辞朝后归隐长安，于天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928年5月19日）病逝，终年七十一岁。八月十日，葬于长安县龙门乡峦村。

薛廷珪：守道立身，执中事我。造次不违於善行，锱铢必本於典章。藏器未伸，弹冠待进。

薛居正：居翰改一字于诏书，救千人之滥死，可不谓之仁人矣乎！

欧阳修：承业（即张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