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男，汉族，1949年3月生，浙江温州人。

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宗旨，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其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被誉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现任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他体验过多种路途上的人生。从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到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公益事业这扇门前，他停住了脚步。一些巧合与一些必然重叠在一起，让他书写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

1989年春天徐永光和几个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就这样诞生。19年来，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给无数渴望读书却又无力上学的孩子点燃求知的希望。他在帮助孩子们完成求学梦想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净化得如孩童般纯净透明。

“‘火炬’象征着希望。传递爱与希望不就是奥运火炬接力的意义吗？”得知自己成为联想奥运火炬手时，徐永光如是说。在公益事业的大路上，火炬的光芒将伴随着徐永光一路向前。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一名社会投资家。

徐永光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

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

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9月开学之前，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155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6点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100元的学费，和50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1500元。

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7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从1994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

基金会的进化徐永光自称，在1997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

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

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

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45位。

18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2007年是800万元，2008年将是1800万元。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

徐永光8岁才上学。那年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谁也顾不上管他。看到邻家孩子都在上学，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贫民孩子交学费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分期，一个是减免，这两种待遇，徐永光都享受过。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一论断可以用来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头地”后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也是命运让他做出的选择。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就成为全校的第一个团员。“文革”开始，身为校干部加“红五类”的徐永光成为红卫兵头头，然而不幸“站错了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避难。

1968年3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局当了汽车修理工。他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想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年的大学梦终因张铁生而破灭。

“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白皋要正式调他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徐永光认为自己更适合基层。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态：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干吧。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来形容。不到7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徐永光是温州人，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的“道不可须臾离物”和“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创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温州人不怎么热衷政治，即使从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级干部徐永光也没有改变温州人的官场宿命，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得要领”。80年代末期，人们都想干点事、社会改革的气氛很浓，同时，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徐永光希望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做起来。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两件事：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后因清理整顿，公司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

“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经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说，“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10倍、20倍。

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国地县基金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树大招风，谤随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程有任何污点。因此，1994年1月21日，当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6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开庭。

徐永光作为原诉方的第一证人接受了对方律师整整一天半的盘问。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徐永光在《庭审归来谈感受》一文中说，有一处“很险”：

大律师让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亿零400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问了几次，我心里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然想起来：审计报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数为1亿零100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少了300万，这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赶紧回去查个究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了；而审计时则审查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师追问我这“300万”问题时，我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凯旋而归的徐永光没有因此而轻松，他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摩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

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

时隔5年，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中伤毁誉”，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运行。世界上哪个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如此？”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

“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9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盘，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2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划书》，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基金会审批历时1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600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刚刚立秋的北京迎来了热情万丈的艳阳。正在开“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会”的南都基金会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李学举是徐永光在团中央时的领导，后来李学举到民政部任职，徐永光办了中国青基会。

“各奔前程”19年后，两位老同事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这次李学举还是徐永光的领导，代表业务主管单位对南都基金会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满头银发的李学举与会议室中的专家志愿者们一一握手致谢，语重心长地说，保障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南都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意义非凡。

李学举肯定了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2021年12月，列入《2021中国品牌人物500强》榜单，排名第49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