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徐家汇的徐汇公学创办于1850年，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是中国最早按西洋办学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可以说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上海开办最早的新式教会学校。1850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创办，初名圣依纳爵公学，吸收中国贫家子弟入学。民国以后，按中国新学制分为中学和小学，1930年增设高中部。1932年改名徐汇公学，亦称徐汇中学。校址在漕溪北路徐镇路。今已改建大厦。

徐汇公学已走过了一百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从开创之初十几人的小学堂到今日拥有七个年级，几千个学生的完全中学，实属不易。作为天主教在上海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它的教育体制，学科设置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引用1914年5月，上海镇守使郑成君至汇学参观时，陪同的上海县知事洪泊言的演讲：“今日观徐汇公学不胜钦佩。可称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年代既久，办理又发达。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无一不竭力研究。更有三种特色，为他学堂所不及者。一、不谈政治；二、尊重人格；三、学科完备。故曰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也。”徐汇公学的创立在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徐汇公学是耶稣会修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无论在欧洲或美洲都有特殊的风格，历年主持校务的，大多为法意两国的神父，所以汇学的内部组织以及管理方法，除了具有耶稣会学校的风格外，还带有浓厚的法意两国教育制度的色彩，与当时一般的国内学校不同。汇学使用耶稣会公学章程，为寄宿制男子学校。办学之初大体分为两部分，基础部分是私塾和客馆的综合，优秀学生才习西学课程。

1862年为培养专职教士，徐家汇设立耶稣会初学院，当年就有初学生十一名，都是徐汇公学的学生，马相伯、李问渔、蒋邑虚、沈礼门、沈容斋等均在其列。随汇学办学日久，学生人数渐多。徐汇公学虽为教会学校，却并不强迫学生入教，但教内教外学生混杂一处，管理十分不便，因此1904年，除了按学生年龄大小分成甲乙两班外，还把教内生和教外生分为上院和中院。

徐汇公学素以办学严谨，纪律严格著称。学生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当天傍晚五时必须返校，平时无特殊情况不能出校门。学校有些制度几近军事化，从自修室到教室，到饭厅操场都是排队前进寂静无声，吃饭也是静悄悄的，并规定先吃素，后吃荤。宿舍一直到临睡前5分钟才开门。每周还有“功课单”，所谓“功课单”其实就是每周的“功过单”，为徐汇公学所特有。这上面有三个项目，各以二十分计算。第一项评宿舍、游戏休息、饭厅及一般应守的规则；第二项评自修室的专心程度和秩序；第三项评教室内的秩序；如是公教学生则还有第四项评神业状况。最好为十八分，以十二分为及格。星期末公布，使得学生可以及时检讨一周的品行，加以更正。这些制度对于十几岁童心未泯的孩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但在如此氛围中，他们的情操修养，人格道德方面都受到强烈的熏陶和约束，造就了一代人的个性和人格，许多至今健在的老校友都为这一点感谢汇学的严格教导。

徐汇公学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以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而闻名的。首先它有着出色的教师队伍。第一任校长晃德莅司铎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汉学家，“整饬学务，卓著动劳，至是人咸叹公之镇静毅力不可及也。”马相伯、马建忠、李问渔均出其门下。汇学以教授外国语闻名，其教员多为天主教耶稣会神父。虽教会学校的开设带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不可否认，这些神职人员远离故土家园到中国来传教和教导中国学生是抱着一定的奉献精神，且从事教育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国文教员在汇学中也极具特色,有的是清朝的举人，国学根底深厚；有的是同盟会的会员，有的是留洋归来的学者，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深受学生欢迎。

在课堂教学精练到位的基础上，学校还以各种方法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学生成绩的考核分为学月积分，临时考试成绩，学期考试成绩三项。每学期通常以十六学周计算，分为四个学月。学月积分是每日课题习作的累积。上完课后在自修室进行，规定时间，独立完成，但每日所作的习是科目是不同的。四个学月积分占总成绩的十分之二。临时考试又称星期考试。每星期考试一项或两项主要科目，每一学期将各个主要科目列为两个循环，这样每门主要学科就有两个临时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十分之四。学期考试则于一般学校相同，于学期结束进行，占总成绩的十分之四。以上仅为笔试部分，对于主要科目还有口试，分两次进行，一次在两次临时考试之间，一次在学期结束时与笔试同时进行。口试成绩与笔试成绩之比为一比二。这样严格的学业考核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很少见的，无怪乎徐汇公学毕立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震旦大学深造或送外洋留学，徐汇公学的教育质量在旧上海是公认的。

在一个世纪前，中国大部分的适龄孩童还在拜先生，进私塾，只诵读四书五经的情况下，徐汇公学就有如此可以说是完整的近代学校管理制度和教学考试制度，不得不说是先进的和具有非凡意义的。

徐汇公学作为办学较早的教会学校，在引入近代教育制度的同时，其课程设置也较完备。除必需的国文课程外，它的外文、音乐、美术、科学、体育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其外文学科分为法文、英文和拉丁文。法文开设最早，与汇学创办同步。因汇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学校，法文是其首要的必学外来语言。1854年3月1日，法水师提督拉该尔君（laguerre）偕军长数人来校参观，午饭后“学生诵法文颂辞表示欢迎，颇极一时之盛。”汇学自创办以来，法文向列第一外国语，至1904年增设英文，学生除中文外，可于英法两种语言中任择一种学习，但一般学生既读英文又读法文。小部分有志于做神父的学生则另学拉丁文，被称为“拉丁生”。徐汇公学开设拉丁课，始于1859年，得益于1852年晃德莅司铎任校长，时年仅二十七岁，其生平最大的贡献是拉丁巨著《中国文学课程》。当时马相伯十二岁，其弟马建忠第二年入校仅七岁，两人日后皆进步神速，成绩优秀。后来，蔡元培等还曾专门向马相伯请教拉丁文。可以说，徐汇公学是上海第一所教授外语的学校，培养出了最早的一批精通西文的知识分子，如马相伯、马建忠、李问渔等，为他们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打下了基础。

徐汇公学还是最早实行西洋音乐教育的学校，始于办学之初。当时“新生则专读中文，其来校久，程度较优者则兼读法文、歌经、图画、音乐等，其进步之佳令人惊异。”1860年，天主教的兰廷玉神父提出，上海教区缺少专业的演唱演奏团体，十分不方便，建议在徐汇公学设立一个演出班。随即派人从法国购买铜鼓洋号，由兰廷玉神父教导学生，汇学西洋乐队由此成立。1864年11月22日圣女则济利亚瞻礼，汇学乐队在洋泾浜天主堂演奏《晨曲》，引起轰动。1877年10月，乐队又为前来参观的于布内男爵演出。到1889年西洋音乐教育在徐汇公学已极为繁盛，“此时乐歌为该校之特长，中西音乐均名振一时。”1891年又开设汇学特有的“游艺演剧会”，是为音乐教育之延续。

汇学的美术教育虽没有外文、音乐教育那样声名远扬，但其历史也是很悠久的，开创之初就有图画教学，后立为正式课程，与法文、英文、国文、代数、历史、地理一样，每学月都有考试。以宣统三年（1911年）上半学期为例，美术月考题为铅笔乡景画一幅，期终考题为铅笔水牛牵车图一幅。虽只是看似简单的素描写生，但在当时的中国，西洋美术教育还未起步，这不啻为先进之举。

近代科学教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在19世纪末的中国，以上都统称为泰西科学。汇学对此类课程的设置、教学、研究在办学之初寥若晨星，至1900年开始“明定以法文及其他泰西科学加入课程”第二年既为新学科发达兴旺的开始。1904年清政府废科举后，学校课程与管理发生变动，学生学习程度较高者“以法文或英文授算学、物理、地理、历史等科”直到1910年才改用中文讲授。虽然徐汇公学的科学教育起步并不是最早的，但其校长、院长竭力提倡，学生兴趣益增，后又在讲课基础上设置理化室（即实验室）。初设时理化仪器、药品混置一室，以物理科居多，经历年添置，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汇学理化室在上海中等学校中已属规模较大，仪器药品完备之列，为一般普通学校所鲜有。

徐汇公学旧时的体育教育是很先进的，课程开设与其开创同步，并随办学系统化而逐渐多样化。汇学始终认为体育教育体现了其“三育”的办学精神：“当争竞之际而能相睦，德育也；舒畅肢体以养脑力，体育也；彼此争胜亦欲计谋，智育也。”此一举三得之事，汇学深明道理，且乐而为之。学校位近郊区，地广人稀，最多时有六个操场。在汇学的前六十年历史中，其体育教学具体可分为四类：一、足球，二、体操，三、旅行，四、玩具。徐汇公学旧时素以足球运动蜚声上海。足球队的成立可追溯到1900年，清政府颁诏维新，提倡体育，汇学法语教员松公晚青，擅长足球，即以球艺教导学生，开创了学校足球运动之风。当时沪上的球队寥若晨星，所以徐汇公学的球队，在同等年龄段中找不到对手，只能年年与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作几度友谊赛，相互切磋球艺。1925年，参加上海中华足球会乙组比赛获冠军，以后历年以中学年龄的球员与上海一流的球队角逐，成绩也令人瞩目。许多旧上海的足球健儿都出其翼下，如饶惠生、郑海泉、董世祚、杨祖藩等。徐汇公学的足球运动如此兴盛，要归结于它庞大完备的设施，严格科学的训练以及高尚的运动精神。体操训练并不是今日的体操，其实为体格操练，相当与体育课并兼有军事训练的性质，旨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培养严格的纪律观念。每星期训练两次，分为两队。第一队由法国军官任教，专习兵操；第二队由中国教员任教，训演步法和瑞典式体操。体育教育的第三部分是旅行，相当与今日学校的郊游考察活动。汇学每学期要举行四五次，有时游览天然景象，有时考察实业科学。以1909年上半学期为例：“三月初四之游南钱吴淞，三月二十六之登佘山、游董家渡、观中国图书公司印刷所及法界电车厂，四月十二之游浦东中学，四月二十一之观浦东纱厂。”这样的游历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增长了知识，实为有助教学之举，极受学生欢迎。体育教育之四为玩具，类似与今活动课，活动内容有弈棋、掷球、网球等不下十余种。定时开设，玩乐之余不荒废功课，学生教师同乐，是汇学严肃治学氛围下最轻松的时刻。

教会学校的设立的最大目是为了传教和培养神职人员。作为一个校长,晃司铎曾阐述过徐汇公学的培养方针：“经过长期与严肃的考验之后，我们才敢确认他们的圣召……为了教区的前途，物色征募神职人员，最重要的必须从热心传教和忠心服务方面去考虑。”徐汇中学作为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崇洋媚外，甘心为殖民者效劳的洋奴，但同时也无庸讳言，它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许多知名或是不知名的教育家、普通教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译员、职员。它对上海乃至中国教育的影响，对上海人口素质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据1920年统计，当年徐汇公学有学生450人，自1859年起，历年在校学生累计有三千八百余人，英才俊彦，代不乏人。著名教育家、爱国老人马相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公名建常，又名良，字相伯，生于1840年4月17日，十一岁入徐汇公学就读，犹好科学与数学，成绩优良，为汇学第一批学生。1862年入耶稣会，1872年任徐汇公学校长，1903年受耶稣会资助，创立震旦学院，任院长。在他主持校务期间，震旦在上海名气很大，培养了许多精通中西学的有志青年。1905年，因与外籍教士意见不和，另与严复、袁希涛等创立复旦公学，是中国最早的爱国大学之一。震旦与复旦的创立和扬名离不开马相伯的努力，离不开马相伯早年在徐汇公学所受的教育和熏陶。除马公外，李问渔、蒋邑虚、徐宗泽、沈礼门、沈容斋、潘谷声、张家树等汇学旧学生都曾先后担任过母校的校长和教员。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讲述他们从外籍神父那里学来的知识。这些知识西方人看来实属平常，现代人看来浅显，但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看来是新奇奥妙的，他们对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汇公学是上海近代西式教师的养成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为培养中国所急需的西式教师作出了贡献。

除了培养教师外，徐汇公学还培养了其他众多优秀人才，如马相伯之弟马建忠，七岁随兄入校，师从晃司铎，潜心研究希腊、拉丁、法文及数理等学。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称其“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扬，洵英才也。”1897年所著《马氏文通》，《适可斋记言记行》问世，与马相伯一样都是晚清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徐汇公学毕业的学生可直接进入震旦大学，被称为中国地质学三大伟人之一的翁文灏也曾是徐汇公学的学生，他毕业后直接升入震旦，后又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还有名翻译家傅雷，也曾在徐汇公学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