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Angry Young Man），全称“愤怒青年”，顾名思义，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言论和行动的青年。它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

“愤青”之名的由来，至2023年众说纷纭。不过，英文“Angry Young Man”这个专有词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就已经出现，指的是一班思想激进的作家，其较著名的作品有John Osbourne1956年的剧作《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

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

此外，也有一种说法，“愤青”一词的词义应当定性为奋斗的青年。年轻人要有一种向上的奋斗激情，不畏强暴，勇往直前，敢于与社会不良的现象作斗争。祖国的未来，全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但总体来看，年轻人应该多去研究一些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层次理解。而执政者也应当从青年人的思想中发掘出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发展战略。对年轻人的思想定性，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要一棒子打死，要给以正确的引导。

“愤青”具有的基本特征：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

二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

愤青史记之词坛愤青：千秋壮词说天生的“犟牛鼻子”陈亮：“中华双宝唐诗、宋词”，前有李杜，后有稼轩，不过，真正的稼秆词意，并非出于辛弃疾的一手操办，这个“稼轩”，是个文人社团，其实多与这个陈亮有很多最直接的关系。陈辛好友，但彼此并不投契，辛最恨陈多言，多次有杀陈之心，陈也一直小心设防。陈亮与辛弃疾的关系。

愤青史记之女愤青严蕊：待到山花插满头揭露朱熹嘴脸：严蕊字幼芳，能诗善词，通古达今。有一年，大道学家朱熹巡视浙南，为了打击唐仲友，搜集他的“罪状”，就把严蕊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她招认与唐仲友有“不正当”的嗳昧关系。严蕊虽然备受鞭笞，饱尝夏楚，几乎死去，却绝不屈服，更不招供。严蕊遭到朱熹暗算始末。

愤青史记之愤青大夫汲黯：才高于志，土木形骸不服天子令的汲黯：汲黯字长孺，汉代名臣。其祖先是小国国君，至汲黯是第七世，“累世为卿大夫”。汲黯的“愤青”表现，是相当有特点的，有很多成语，如“后来者居上”、“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等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司马迁赞之：“以‘高学’著称于世”，这在《史记》中是难得的评价。

各国“愤青”之表象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东西南北古今都不乏愤青之类的力量和情绪。首先，国家利益并非是一国全体国民利益的简单相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利益阶层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很大的差异性，国家的每一项具体政策也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使所有人都满意。其次，就算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事件也可能有不同的处事方法和哲学，有时甚至完全对立。 这些对立和差异常常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鹰派鸽派之争。如美国对华政策上长期存在着接触与遏制的论争，在伊拉克战争前也有主战和反战两派。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政策上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他们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导致了前总理拉宾被刺杀。日本也有坚持和平的力量和极右的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

这些鹰派、强硬派、极右派和我国被称着愤青的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并没有被在其国内受到太多的责难，相反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鸽派、温和派、和平力量交替出现，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软硬两只手或黑白两张脸，强硬派把关系恶化，然后温和派出来转递胡萝卜；温和派不能使对方就范，强硬派就出来挥舞大棒，为其国家谋求最大可能的国际利益。

“愤青”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创造力，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对外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