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陈然，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出生后第二年即随家人移居北京。后又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家，到过上海、芜湖等地。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

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

1939年3月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几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前往湖北沙洋前线抢救难童。

1940年，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又身染疟疾，未能如愿，数月后辗转到达重庆与家人会合。

1942年春，由于原来在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 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经过调养，陈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初，党通过《群众》周刊，号召在蒋管区广泛开展“民主青年”活动。陈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并在1946年年初的“沧白堂事件”中，为救援被特务殴打的青年而受伤。

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等人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以灰色的面目、健康的内容，使蒋管区的青年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于1947年底被重新吸收入党，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

1948年3月，由于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宣传委员蒋一苇先后转移，陈然任代理书记。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认真学习文化、历史和军事知识，而且积极对看守特务进行策反。他还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未满26岁。临刑时，他高呼口号，身中数枪屹立不倒，令刽子手胆战心惊。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1942年，由于原来在湖北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经过调养，陈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10月，陈然来到中粮公司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0月10日根据国共会谈达成的《双十协定》，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部分政协代表多次在重庆沧白堂举行集会，向各界通报会议进展情况。每次陈然都积极到会，了解时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政协会议，派出大批特务捣乱。一天，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冲进沧白堂，殴打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陈然奋起反抗被打成重伤，后被送到医院救治，才幸免于难。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1947年夏，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 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担任了最机密的印刷工作。陈然是重庆一家小工厂的代理厂长。白天他要在厂里负责工作，夜晚才能进行《挺进报》的印刷工作。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市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这样，《挺进报》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同志（即为刘国志烈士）承担起来。

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互相温暖着、互相激励着。他们同心协力，使《挺进报》如期出版，在山城回荡着铿锵的革命之声。

1949年10月28日，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一对心动相印的报友炽热的双手才紧紧握在一起。

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任务愈来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

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

1948年4月，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慷慨就义。

1950年代后期，在大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中，由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8月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后越狱脱险）、刘德彬（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越狱脱险）、杨益言（进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获释）合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陈然被捕后，在审讯时，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即《我的“自白书”》这首诗。该书与《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回忆录一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青少年必读书，影响甚广。

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然而，这首诗并非“革命烈士遗诗”。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

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

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

但是，那时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少数人知道。在没有得到公开澄清之前，对广大读者来说，《我的“自白书”》仍然是“革命烈士遗诗”。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但是，因为该文是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在将罗广斌打成“叛徒”，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创作集体打成“罗杨刘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因此这篇文章所澄清的史实未能引起重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许多历史旧案得以恢复本来面目。1984年第1期《纵横》杂志，发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在更大范围内正式澄清了这件事。

峻晨谈到，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他向罗广斌问起此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了。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中仍然将此诗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可见谬误流传影响之深远。而且，《纵横》杂志的发行量最多以万册计，而中小学语文教材却是以十万百万册计！

澄清史实的声音相比之下何等微弱。

现居成都的老作家胡元，向笔者提供了他写的一篇回忆稿，其中谈到罗广斌等人集体创作这首“烈士遗诗”的一些情况。1956年，胡元在重钢小平炉车间体验生活，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们，还曾为他们的写作以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形式来表现更好有过争论。有一次他去时，读到了《我的“自白书”》，胡元回忆：“我赞不绝口地说好，有气魄。杨本泉（杨益言之兄）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不要光说好，要提意见。'我说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就是最后一句缩短点儿，太长了节奏松散，力量气魄就减弱了。几个人才说都有这个感觉，我的意见客观，证实了他们的感觉是对的，要设法缩短。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杨本泉平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不知这样代烈士写一首诗恰不恰当……罗广斌又解释说，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这个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只不知恰不恰当。我说小说中，作者代人物写诗填词的多极了，有什么不恰当。谁知后来这首诗却首先出现在报告文学中……”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首几乎与《我的“自白书”》齐名的《灵魂颂》，全诗只有四句：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诗及其背景也是罗广斌等人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都浓墨重彩地写到了的，说是江姐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难友们纷纷写信写诗向她表示慰问，这是慰问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诗。自然，这首诗也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诗抄》和《囚歌》。当年周恩来在看一次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还曾提出不宜用“苏菲亚”（俄国虚无主义者）来形容共产党人。可见此诗的影响之深广。

这首诗的确是由渣滓洞狱中难友创作的，但却并不是写给江姐的。

历史真相是，1949年新年前夕，已在白公馆狱中关押了8个月、起初表现甚好的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经不起黑牢生活的考验，不顾难友们的劝告，决定向当局投降。与他同时被捕的妻子关在渣滓洞女牢里，听说了丈夫叛变的消息，十分震惊，当被李出卖的地下党员进了渣滓洞、事情得到证实后，她决心与叛徒一刀两断，不让丈夫把她接出牢门，宁愿跟大家一起坐牢。她还给男牢的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心迹。这使难友们深为感动，纷纷向她表示慰问和鼓励。送给她的慰问品之一就是这首诗。这首诗出现的真实背景，在1949年12月9日《国民公报》第4版上连载的《我从集中营里来》第5节中有具体记载，该文作者署名“杨祖之”，就是杨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