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是现代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初载于1937年7月1日《文学》第9卷第1号，1947年1月由惠群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以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巡警凄惨的一生。“我”幼年读过书，会写字，本应去当差，却因家贫而在十五岁时去学做裱糊匠。三年的学徒生活使“我”不仅学会了手艺还练就了吃苦耐劳、精明和气的品格，并养成了“会用自己的聪明的习惯”。出师后，“我”做了一个裱糊匠，办事漂亮利落，而且乐于助人。在二十岁时，“我”娶了一个“俏式利落”的妻子，不久，又有了一双儿女。但好景不长，妻子与“我”的师哥私奔，“我”为此差一点病倒，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空儿”。“我”于是改行，但“差事不是靠本事得到的”，“我”只好做巡警。在工作中，“我”只是做一些装样子“抹稀泥”的事。不久，“我”经历了一次有“政治作用的兵变”，这次兵变成了“我”心中更大的“空儿”。大清改为民国后，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我”并没觉得有什么“意思”。后来，“我”升为三等警并被派去为官僚们守私宅，目睹了官僚的骄奢淫逸。“我”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冒充会骑马，去为冯大人做骑兵侍卫。不久，冯大人下台，“我”又被调到总局当差，在那儿，“我”“长了不少见识”，又被升为头等警。在四十岁时，“我”补了巡长。在四十五岁时，“我”嫁了女儿，也娶了儿媳。正当“我”准备享受人生时，却因留胡子而被新局长开除。为了谋生，“我”又经冯大人介绍去做一个矿村的警察所长，因本着“良心办警务”而被人顶替。半年后，“我”到河南做缉私盐的队兵，“人家怎样，我便怎样”，“我”不仅还了债还升任排长。但因儿子为多挣钱而客死异乡，“我”要去料理后事，因此又失了业。为了生存，“我”去做各种零活，并等着饿死。

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生产生活方式遭淘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应运而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冲击和心灵激荡，转型期社会的人称之为‘过渡人’。在心理上，积极方面，他们对‘新’与‘旧’有一种移情感；消极方面，他们对‘新’与‘旧’有一种迎拒之情。”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的社会里，生存是第一要义，“过渡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面对，去思考，去选择，去无奈地跟着时代走，去积极地迎接时代的挑战和人生的苦难，以求在转型时期大环境的社会变动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生存空间。

个人背景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结识的是些店伙、拳师、仆役、巡警、洋车夫、裱糊匠和卖唱艺人。老舍就在这个“苦人堆”里泡大，从这儿获得下层人民的正义感与同情心，奠定他早期思想的基础。因为日夕厮磨，他十分熟悉这些城市下层人民的心态，就像熟悉自己家里人一样。后来，当老舍从这一社会层走向文学界时，便很自然地用作品反映他们生活的现状，他们的挣扎和梦想，情绪和愿望了。《我这一辈子》发表于1937年7月1日，是老舍成为专业写家之后在抗战前的压轴之作。此时的老舍不仅创作时间充裕、思想较为自由，其写作艺术也已经成熟。

“我”

小说主人公“我”出身城市贫民，十五岁开始学裱糊匠，二十岁结婚。后来妻子被人拐走，自己也无奈当了巡警。其后几经周折，当过巡长、卫队长、煤矿卫生处主任、盐务缉私队排长，最后子死孙幼，穷困潦倒。为维持家庭，五十多岁的人还得去卖二十岁小伙子的力气，连一具葬身的棺材都未能置下。“我”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一生正直、善良、本分、勤劳、朴实，却一辈子受苦受穷，多灾多难，被最亲最近的人欺骗、欺负和伤害。面对恶者得势，好人冤屈，他不明白，他不会阿谀奉承，但为了家人糊口，免丢饭碗，不得不学着阿谀奉承时，他又痛苦地无法面对自己，看不起自己；当他做了个小官——巡警，想秉公执法，又被上下左右的恶势力不容、排挤，落得个晚境凄凉，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

“我”妻

“我”二十岁时结了婚，妻子比“我”小一岁，婚后夫妻恩爱。“我”妻年轻利落，爱说话，见了长辈亲热体贴，殷勤伺候。“我”二十四岁时，“我”妻已为“我”生下一儿一女。但好景不长，“我”妻竟跟“傻大黑粗”的师哥黑子跑了，下落不明。

黑子

黑子是“我”的师哥，由于脸不白，而且黑得特别，人送外号“黑子”。本来黑子与“我”是很好的朋友，有活就一同去干活，没活就来“我”家吃饭喝茶。后来黑子拐跑了“我”妻，两人一起不见了。

福海

福海是“我”的儿子，上过几天私塾，几天贫儿学校，几天公立小学。长大后他如愿以偿当上了巡警，妻子的父亲和哥哥也同样是巡警。福海自从成家后很知道要强，不听“我”的劝阻去了威海卫，只为多挣两块钱，最终因病客死异乡。

在旧社会，当巡警的大都是城市的受苦人，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选择这一职业。正如“我”所说，是“狗熊耍扁担，混碗儿饭吃”。实际上他们也是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奴役的。“臭脚巡”的称呼，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地位的低下和职务的卑贱。老舍借主人公的口说“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小说通过“我”的四次升降的变化，对这“出奇的不公平止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我”的巡警生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个政府。从“我”的眼里，看到的尽是些荒诞不平的事。只要家境贫寒，再有本事也找不到事干，最好也只能干这个勉强糊口的巡警差事。而且，“一个人当巡警，子孙万代全得当巡警，仿佛掉在了巡警阵里似的。”“我”当了巡警，儿子也当了巡警，女儿又嫁了个巡警。这说明在旧社会，职业的选择，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和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带有普遍性现象。

小说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清末发生的辫子兵的“兵变”。他们不仅黑夜里出来放枪，抢劫，而且凡是十字路口与丁字街都放了火。铺户的门窗全都打开，东西抢劫一空。大兵们“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烧了不计其数的房子，使几万人遭殃，过后，竟嫁祸于人，就地正法无辜群众。而被正法的却是一个手中攥着一块木板与一只旧鞋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这是多么荒唐啊！作者通过“我”这个目击者的口，愤怒地喊出了“天下要有这个‘法’，我ב法’的亲娘祖奶奶！”这不仅表示了“我”的正义感和悲愤之情，也表示了作者极大的愤怒和抗议。兵变以后，从封建王朝，改为中华民国。“我”以为“凡事就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反倒是看见街上剪辫子的人比从前多了，“牌九押宝”换成了“麻将”，特别是官和兵竟“像雨后的蘑菇似的”，大大多了起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他们的姨太大可以“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巴黎香粉”。穷人因为没有钱，只好卖儿卖女，而一个胖小子，才卖“四十块钱”。作者通过这鲜明的对比，揭露了民国的真相。

小说从各个方面批判了巡警制度的腐败现象。干巡警这行，从来不玩真的。抓赌的不敢抓大的，大的有势力，只好抓那些无权无势的老头老太太；巡街碰到小偷，害怕出响，害怕日后报复，假装着没看见各走各的路；士兵随意抢财夺宝，任意枪杀无辜，还让巡警“弹压地面”；巡警天生的“软弱无力”，凡事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哪个敢碰黑势力？“朝中有人好做官”，只要有人，不管你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能耐，都能当上巡警的教官，真可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巡警这玩艺整个的是丢人，是欺骗，是杀人不流血。”当巡警还得认真负责，稍有闪失，饭碗就没了，就得卷着铺盖走人。干巡警还得敷衍事，自己吃不饱，还得装样，还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稀松二五眼正是理所当然”。

小说通过对“我”一生悲剧性遭遇的讲述，深刻揭露了人类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无助与迷惘，当时代的车轮无形碾过，整个社会的风气处于混乱和颠倒的状态，往往好人遭殃，坏人得志，作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的“我”，穷其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世界快换个样吧”。它昭示了万千苦难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改良的热切盼望。小说中巡警的悲剧，是巡警制度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个人民，连官儿，兵丁，巡警，带安善的良民，都‘不够本儿！’”“在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是多余。”小说通过巡警的话，说到了造成巡警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这是老舍的惊人之笔，是震撼人心的地方。正是这些精彩和画龙点睛之笔，使得这篇小说的价值早已升腾到一个普通巡警的身世之外了。

小说情节简单，结构严谨。它以时间为序，以“我”的经历为线索，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这一辈子的悲惨生活。由于作者是通过“我”这个三等巡警的亲身见闻和经历，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肮脏，所以这个揭露，更为深刻有力，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我”的一生可以说是悲惨的一生。但是，对“我”所遇到的种种悲剧事件的描写，如妻子跟人逃跑、兵变、几次失业、儿子病死等等，作者并没有让“我”捶胸顿足，呼天喊地，声泪俱下，而是用“笑”来对待这一切不幸。但仍给人以悲戚之感，使人沉闷、压抑。这是老舍表现悲哀情绪的独特风格。清末的“兵变”，是书中情节最为惊险的场面，也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紧张最恐惧的事件。但作者井没有着力渲染惊惧的气氛，制造离奇的情节，而只是通过“我”的眼睛冷静地客观地描绘所看到的情景，突出地表现了它的“惨”，而不是“险”。夜里，枪声大作，火光冲天，这是最使人惊恐万状、触目惊心的事了，但作者却从容写道：“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看。”接着便生动地细腻地展示了火光由小到大、由暗到明、由近及远的千姿百态的变化。这段对火光的精彩描写，充分表现了老舍的深刻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说不上来心中怎样难过”，“我的牙打得很响，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对这奇惨的美丽动了心。”这正是老舍表达悲痛感情的方式。

化幽默为苦笑是老舍这一悲剧作品的又一艺术特色。“兵变”后，面对巡警们：“我又要笑，有的人居然把盘起来的辫子梳好了放下来，巡长们也作为没看见。有的人在快要排队的时候，还细细刷了刷制服，用布擦亮了皮鞋！街上有那么大的损失，还有人顾得擦亮了鞋呢。我怎能不笑呢！”被开除后：“弟兄们有含着泪把我送出来的，我还是笑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可多了，我还留着我的泪呢！”儿子死后：“儿媳妇哭，哭得死去话来，我没有泪，哭不出来，我只能满屋里打转，偶尔的冷笑一声。”失业后：“现在，我已快饿死了，我还是笑着，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笑，反正我笑，多咱死了多咱我拚上嘴。”临近死期：“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这“笑”，的确不是真的，“我的笑常常和眼泪碰在一处，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这是“苦笑”“冷笑”“惨笑”，一种啼笑皆非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内心里极端痛苦，眼泪往肚里流，而形式上却表现为“笑”。这种化苦、化悲、化愤的笑，便具有幽默嘲讽的意味。

老舍在使用群众语言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的语言清新活泼、幽默传神、意味无穷。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这就使老舍在运用北京口语上大有用武之地，不仅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北京味很浓，就是叙述的语言，也是北京味十足。通篇都是一个北京老巡警的自白，这些话既具有鲜明的职业和性格特点，又充满了北京地区的生活色彩。老舍的语言形象生动，不在于雅隽，而在于俗白。平平常常的字，经他一点化，就有了生命、活气。老舍的俗白还表现在比瑜上。他的比喻平中见奇，奇而不疏。他摄取的形象，大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熟悉事物，使读者感到特别亲切、有趣。

老舍用一贯的诙谐笔调，塑造了“我”这个栩栩如生的城市贫民形象。《我这一辈子》的创作，正值老舍先生文学道路上的“第一高峰”，它的艺术风格非常突出。作为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领路人，老舍先生特别善于用平凡场景中的小镜头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大冲撞，他的笔触不是简单地直接介入，而是自然延伸到民族的命运中，让读者从他诙谐与幽默的文笔中品味世事的艰难，以及生活的沉重，从而引发读者对作品的思考。

1950年，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将《我这一辈子》改编为同名电影，由石挥执导并主演。2001年，《我这一辈子》又被改拍成同名电视剧，由张国立自编自导自演。

《我这一辈子》初载于1937年7月1日《文学》第9卷第1号。初收于1939年8月上海杂志公司初版的《火车集》。1947年1月由惠群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现收入《老舍文集》第9卷、《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

2022年9月26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老舍文学院承办，日本东贩公司协办的“2022年中日文学交流研讨会暨北京文学优秀图书赠送仪式”举办。此次活动中，现代出版社、日本平凡社、中图公司、日本东贩公司共同进行了老舍《我这一辈子》日文版版权签约，接下来，这部经典之作的日文版将出版发行。

老舍（1899—1966），现代作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1924年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等。这些小说以“看戏”的态度来旁观北京的众生像，文笔轻松活泼、幽默诙谐。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1946年完稿。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火葬》等，中篇小说《月牙儿》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等，剧本《龙须沟》《茶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