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执礼，男，1916年3月生，四川温江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执礼1938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系就读，二年后母病肄业。1944年任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1956年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是中国最早从事保路运动研究的专家之一。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戴执礼编纂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成为学界研究保路运动最基本的资料。著有200多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三大册，其中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披露，有300多种史料是绝无仅有的孤本，大大地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内容。

戴执礼，男，1916年3月生，四川温江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最早从事保路运动研究的专家之一。

1938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系就读，二年后母病肄业；

1944年，任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

1956年，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戴执礼早年丧父，1938年考入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历史系就读。齐鲁大学是因抗战从山东迁至成都的。二年后，因母病缺钱，戴执礼只好肄业。戴执礼不甘心就此断了读书梦，走进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自报家门地拜访了时任研究员的钱穆教授，想进入所中谋求一个职位，同时成为钱穆授业弟子。钱穆与戴执礼交谈后，发现这位个子不高的青年悟性高，很有潜质与志向，遂要求送两篇文章来看看。

“不错，不错，相当不错！”看完文章，钱穆对戴执礼说：“你的水平已超过本科毕业水平。来在所里做一个文史资料管理员吧。”

戴执礼以如此方式而成为钱穆的门下弟子，实属三生有幸。钱穆恰好是一位只重真才实学不唯文凭的大学者。在工作之隙，戴执礼从1941年至1943年在齐鲁大学从钱先生授业两个春秋；又于1943年至1946年复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聆听钱先生教诲三载。对于钱先生的师恩，戴执礼感激终身。也在这一期间，戴执礼受到了种种启发，确立了自身发展方向，立下整理四川保路运动史实的宏愿，作为自己安身立命所在。

抗战胜利后，钱穆返回江浙前向时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的蒙文通郑重地推荐了戴执礼。蒙文通让戴执礼到四川省图书馆做了管理员。

与钱穆人生经历有点相似，蒙文通是从中学教师做到大学教授的，终为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在成名之作《古史甄微》中打破了中国古史三皇五帝一系相承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上古民族起源于炎族、黄族、泰族的多元性。“通观达识，明其流变”，为蒙文通最重要的史学思想。这一观点让作为后学的戴执礼深沾其溉而体现在自己的治学之上。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戴执礼认为如单纯采用编年和纪事本末体，均不能安排如此众多的史料，将会损害一件史事的多层次多方面性，给以后研究者造成巨大的缺陷，因此采用了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裁。既体现一个史事横的结合，也体现一个史事纵的联系。

蒙文通对后生戴执礼视若子侄，让他兼做自己创办的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教授，以多增加一些收入。蒙文通的夫人也相当喜欢戴执礼的夫人孙嘉惠，将她收为干女儿。

1956年，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徐中舒教授得知戴执礼已完成《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初稿，认为四川保路运动系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应由四川大学开展研究，遂将戴执礼从四川省图书馆调任川大历史系做高级资料员。“转益多师是吾师”，这是戴执礼的人生态度。对于徐先生的邀请，戴执礼欣然从命。因为徐先生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王国维、陈寅恪的嫡传弟子，时为四川大学三位一级教授之一，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成绩斐然，自成一家。

在徐先生的护佑下，戴执礼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史事收集与研究进程，而且还与北京科学出版社联系上了，1959年出版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身为成都副市长的李劼人一边修订历史小说《大波》，一边也非常注意收集阅读有关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以充实自己的文学创作。那时成都的文化名流们常常在春熙路口饮涛茶楼雅聚。经蒙文通老师的引介，戴执礼在饮涛茶楼结交了著名作家李劼人。蒙文通向李劼人说：“小戴是专门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的。”李劼人经过几番细致交谈考查，也确认戴执礼在这方面是有“真货干货”的，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戴执礼回忆：“当年李劼人还把我请到菱窠去，做他的拿手菜给我吃！”副市长大作家下厨做拿手菜，是待草根朋友的最高礼遇。

李劼人对戴执礼非常推崇，而戴执礼亦对李劼人敬重如山。在共享史料方面，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真诚相待，慨然相诺。

收集整理编纂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事，戴执礼奉献了毕生所有。

在当四川大学图书馆高级资料员期间，在徐中舒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戴执礼的研究工作渐入佳境。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省政治协会委员会以及社会上参加或经历过保路运动的老先生都成了戴执礼的访谈对象，同时也向成都市所有的古旧书店发出了私人“征购令”。 戴执礼不断从成都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古旧书店罗福泽和周光熙先生等好友处，换购回来许多珍贵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如《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川商会公报》、《蜀醒报》、《启智画报》、《川路宜昌工场第末期事状报告书》、《绘图蜀路风潮记》（下册）等等，其中最为珍贵的为《西顾报》。

《西顾报》，发行人兰际昌，编辑人池梁矩，印刷人昌福公司，发行所设在四川成都会府北街第二十二号，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主要报纸，辛亥年闰六月初一创刊，同年七月十五日被赵尔丰查封，存世仅四十五天。李劼人先生于饮涛茶楼闲谈时，说起《西顾报》虽在保路运动中昙花一现却为至关重要的文献，为此《西顾报》让戴执礼“寤寐求之，辗转反侧”。

那一年机遇终于来了。当有卖主将《西顾报》送至成都市西城区古旧书店出售时，很快被专门来成都访书的北京中国书店吴希贤先生购走了。得知消息，戴执礼十万火急找到了新华书店成都市古籍门市部经理俞守己，请其设法与素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书店交涉。这位俞经理在图书界大名鼎鼎，曾任世界书局经理，当过端方的幕僚。很有经验的俞经理很快向吴希贤去了电报。但中国书店已将《西顾报》出售给天津师范学院了。办事认真的吴希贤先生与天津师范学院交涉，天津师院图书馆最后终将《西顾报》让出。数月后，当双手捧着《西顾报》的挂号邮寄时，戴执礼已是心尖颤抖喜极而泣了。

为了筹集购书资金，换购保路运动的史料，戴执礼不惜心痛地贱卖了个人的许多珍藏，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内的许多版本，如明刻白棉纸本《韩非子》；初印红黑字本《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 ；清初印本《东都事略》等等。不过，让戴执礼欣慰的是，所收集保路运动史料有不少为稀世绝品。最幸运的是在“文革”中家里被撬墙撬地板，历年所购的书籍被拖走了两板车，可是那一批连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没有的《西顾报》等稀珍史料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原来他机智地将其隐藏在客厅的一个小柜子夹层里，侥幸地躲过了那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