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生于英国威尔特省一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大陆。

霍布斯在1588年4月5日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他的父亲担任邻近教区的牧师而不得不离开小镇，将他的三名子女都寄托给他哥哥法兰西斯照顾。霍布斯从四岁开始在马姆斯伯里的教堂接受教育，接着他前往私人学校就读，由一名自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罗伯·拉蒂默教导。

霍布斯是一名天赋极佳的学生，在大约1603年时他被送至牛津的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就读。当时摩德林学院的校长是严格的清教徒John Wilkinson，年轻的霍布斯也受了他的影响。在大学里，霍布斯显然继续着自己的规划学习；他很少被其他正规的学校课程所吸引。他直到1608年才取得了学位，但在这段期间中他曾经由院长James Hussee爵士的推荐，担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许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师（亦即后来的德文郡公爵），霍布斯一生中和这一家族的紧密关系也因此展开。

霍布斯在1610年陪伴年轻的威廉游遍欧洲大陆，霍布斯也因此有机会比较他在牛津所接受的经院哲学教育、与欧洲大陆科学而具批判性的研究方式有何不同。当时霍布斯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和拉丁文的著作，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后，他在1628年完成了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成为第一个将其从希腊文原稿翻译为英文的人。霍布斯认为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纪录清楚显示了民主政府是无法打胜战争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也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并不可取。

虽然霍布斯当时曾与一些文艺人士和思想家如弗兰西斯·培根交往，但他在1629年之后才开始扩展自己的哲学研究领域。他的赞助人——德文郡公爵卡文迪许在1628年6月死于瘟疫，公爵夫人不再雇佣他。不过霍布斯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担任乔维斯·克利夫顿爵士（Gervase Clifton）之子的家庭教师。霍布斯为了这份工作而长时间留在巴黎，一直到1631年卡文迪许家族又再次雇佣他，不过这次教导的对象改为威廉之子了。接下来七年里霍布斯在教学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己的哲学知识，思考一些主要的哲学辩论问题。他在1636年前往佛罗伦斯旅行，并在巴黎加入了马兰·梅森等人的哲学辩论团体。从1637年起他开始自称为哲学家和学者了。

霍布斯最初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是物体的运动原理，尽管他对这一现象有高度兴趣，但他却不屑以物理学的实验方式进行研究。他自行构想出了一套物理运行的原理，并且终身都在研究这套虚拟的原理。他首先写下了几篇论文阐述这套原理的架构，证明其原理在物理现象的运动上都是可以解释的——至少在运动或机械运行上可以解释。接着他将人类与自然界分隔开来，在另一篇论文里显示了哪些肉体的运动会牵涉到特殊的知觉现象、知识和感情，以此证明人类的特殊之处。最后他在总结的论文里阐述人类如何形成和参与社会，并主张社会应该避免人们退回“野蛮而不幸”的原始状态。因此他主张肉体、人和国家这三者的现象应该要被一起研究。

霍布斯在1637年回到了祖国英国，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霍布斯也无法再专心的进行哲学的研究了。不过，在他回到英国的最初几年里所写下的论文集The Elements of Law里，清楚显示了当时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被大幅度改变，一直到1640年代英国内战爆发为止。

1640年11月，英国长期国会取代了短期国会，国会与国王间的冲突迅速恶化，霍布斯觉得他的著作可能会招致政治迫害，因此很快便逃往巴黎，在接下来11年内都没有再返回英国。在巴黎他重新加入了马兰·梅森的辩论团体，同时期他也写下了一篇对于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的批评。

他也逐渐回复原先的研究工作，开始撰写研究的第三部分De Cive，并在1641年11月撰写完毕。虽然他最初只打算私下传阅，但这本书最后仍广泛流传。他接着重新着手研究的前两个部分，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上，那几年他除了一篇有关光学的短文（1644年）外便很少发表其他作品。他在哲学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名声，并在1645年和笛卡尔等人一同被选出以调解有关化圆为方的学术争议。

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当保王派的局面于1644年中旬开始恶化后，许多国王的支持者开始流亡欧洲。当中许多逃至巴黎的人都与霍布斯相识，这使得霍布斯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同时他的De Cive一书也重新发行并且广泛流传。

在1647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里，霍布斯成为了威尔斯亲王查理斯的数学教师，当时查理斯正于7月左右前往泽西岛旅行。两人的师徒关系一直维持到1648年查理斯前往荷兰为止。

在许多流亡的英国保王派同乡的影响下，霍布斯决定撰写一本书以阐述政府的重要性和政治混乱所造成的战争。全书架构是根基于1640年所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上。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一般，它的身体由所有的人民所组成，它的生命则起源于人们对于一个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则社会便会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断动乱的原始状态。全书以一篇“回顾与总结”作终，霍布斯总结道“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与国家签下的社会契约”，然而，霍布斯也讨论到了当利维坦无法再保护其人民时，这个社会契约便等于无效。由于当时英国的局势纵容对于宗教教条的批判，霍布斯的理论也因此更无所忌讳。利维坦的初版名为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

在撰写《利维坦》的期间霍布斯一直留在巴黎。1647年，霍布斯染上了一场大病，使他卧病在床长达6个月。在病情恢复后他又再度开始撰写，并保持稳定的进度直到将近1650年才完成全书，同时也将许多他之前的拉丁文作品翻译成了英文。

1650年，在等待《利维坦》出版的期间，他允许出版商将许多他早期的论文分为两本小册子出版。

1651年，他又出版了他所翻译的De Cive。《利维坦》的印刷工作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651年中期上市，当时的书名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初版的封面卷头插画也非常知名，描绘出一个戴着王冠的利维坦巨人，一手持剑、一手持杖，巨人的身体则由无数的人民所构成。

这本书刚一出版便造成了轰动。很快霍布斯便接到了大量的赞美和批评，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却迅速使他与其他逃亡的保王派关系决裂，迫使他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国政府求取保护。当时保王派试图杀掉他，因为书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不但震怒了信仰圣公会的保王派、也震怒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霍布斯逃回了英国，在1651年冬天抵达伦敦。在他向革命派政府表示归顺后，他被允许在伦敦的福特巷过着隐居的生活。

除了出版大量论述欠佳而又饱受批评的数学和几何学著作之外，霍布斯也继续撰写并出版他的哲学著作。在1660年英国王政复辟后，“霍布斯主义”这一词开始被用于称呼那些“反对热爱道德和信仰”的态度。刚复辟的年轻国王查理二世幼年时曾经是霍布斯的弟子，在他想起霍布斯后，将霍布斯召至王宫并赏赐他￡100的退休金。

1666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对所有无神论者和“不敬神者”不利的法案，这时国王查理二世再次保护了霍布斯免受迫害。当时霍布斯的《利维坦》被视为是无神论和亵渎的代表作，霍布斯很担心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于是他烧掉了许多可能会对自己不利的文稿。这次危机也使霍布斯开始检视异端的真相，他将研究结果集合于三篇简短的论文上，并将其收录至Appendix to his Latin translation of Leviathan一书里，于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这几篇论文中霍布斯指出，除了违反尼西亚信经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能被视为异端，并且主张《利维坦》一书仍然符合尼西亚信经的原则。

由于国王的保护，下议院通过的法案最后并没有对霍布斯造成太大伤害，不过霍布斯从此不能在英格兰发表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著作了。他在1668年的著作由于无法通过英格兰的出版物审查机构，只得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他的许多著作则要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有时候霍布斯甚至被禁止回复他在学术辩论中遭受的批评。尽管如此，霍布斯在国外的名声非常高，当时前往英格兰旅游的学者和名人都会抽空拜访霍布斯，向这位老哲学家表达敬意。

霍布斯最后的作品是在1672年出版的一篇拉丁文自传，同时他还将《奥德赛》翻译为四本“粗劣的”英文译本，并在1675年完成了整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翻译。

霍布斯在1679年染上了膀胱疾病，并且死于接踵而来的中风发作，享年九十二岁。他被葬在德贝郡一座教堂的墓地里。

在回到英国之后，霍布斯重新开始进行他的哲学原理研究。他在1654年出版了De Corpore，同年也发表了一篇短论文Of Liberty and Necessity，由一名与霍布斯熟识的主教约翰·布兰豪（John Bramhall）出版。布兰豪是一名忠诚的阿米纽教派信徒，他在认识霍布斯之后便经常与之辩论，两人以书信私下往来的方式进行辩论和交换意见，不过霍布斯并没有公开这些信函。后来一名霍布斯的法国友人偶然间发现了一封霍布斯回信的抄本，便将其公开出版并附上“豪华的赞美言词”。布兰豪对此相当不满，于是在1655年将所有两人来往的书信都公之于世（以A Defence of the True Liberty of Human Actions from Antecedent or Extrinsic Necessity为标题出版）。接着霍布斯在1656年写下了“论点石破天惊”的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回复主教，这封信或许是第一篇详细阐述了决定论的心理学原则的文件，霍布斯的理论也成为了自由意志争论的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主教在1658年以一篇Castigations of Mr Hobbes's Animadversions回复，不过霍布斯并没有注意到这份回复。

除了与布兰豪的争论外，霍布斯自从1655年出版De Corpore开始也与其他学者产生不少冲突。在《利维坦》中他挑战了当时的学术界。1654年，牛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塞思·沃德（Seth Ward）在一篇名为Vindiciae academiarum的文章中回复了霍布斯对于学术界的挑战。霍布斯在De Corpore哲学原理中的许多错误——尤其是在数学上的错误也招致了几何学教授约翰·沃利斯的批评。沃利斯在1655年出版的Elenchus geomeiriae Hobbianae中详细解释了霍布斯哲学原理的错误，他批评霍布斯以逻辑推理的方式作为数学演算的主轴，并揭露了霍布斯在数学上的许多漏洞。由于霍布斯在演算上缺乏精确的计算，造成他经常使用证据不足的假设来解决原理的问题，由于他的兴趣只限于几何学上，因此他对于数学的整体领域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这些问题都使得霍布斯的哲学原理遭受大量批评。最后霍布斯在1656年发行英文版本的De Corpore时便删除了一些被沃利斯揭发的严重错误，但他仍然在1656年的Six Lessons to the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一系列文章里反驳沃利斯的批评。沃利斯接着写了一篇论文反驳霍布斯的论点，并趁着霍布斯发行De Corpore英文译本的期间继续批评他在数学上的错误，霍布斯则以数篇论文反击。但沃利斯轻易的以一篇回复（Hobbiani puncti dispunctio, 1657）击倒霍布斯的论点。最后霍布斯拒绝再回复沃利斯，两人的争论暂时停息。

霍布斯在1658年发表了他的哲学原理的最后一个部分，将他已经计划二十年之久的整套原理加以总结。他在De Homine一书里阐述了整套原理的运作，这套哲学原理也与他在政治哲学上的主张相连。同时期沃利斯则发表了微积分的一般原理（Mathesis universatis, 1657）。这时研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的霍布斯决定再度挑起争论，他在1660年春季再度发起攻势，将六篇论文以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cae hodiernae qualis explicatur in libris Johannis Wallisii为标题出版，批评当时新的数学分析方式。不过这次沃利斯并没有上当，选择沉默以对。霍布斯接着试着提起另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加倍立方体问题（Doubling the cube），他私下从法国一位匿名人士信中得知了问题的解答，试图以这个问题混淆他的批评者。但很快沃利斯便公开地驳倒了这个解答。霍布斯在1661年底重新以拉丁文出版了这一系列论文（并稍微修改之）并加上替自己辩护文章，在这本名为Dialogus physicus, sive De natura aeris的书中霍布斯还攻击了罗伯特·波义耳及其他沃利斯的朋友。这次霍布斯改变一贯论调，主张波义耳等人的实验纪录——1660年的New Experiments touching the Spring of the Air只不过是证实了他早年提出的推测理论，他并且警告这些新生代的“学者”必须接手他早年未完成的研究进度，否则既有的实验结果便会毫无进展。然而波义耳等人很轻易地便驳倒了这种站不住脚的批评，紧接着沃利斯写了一篇名为Hobbius heauton-timorumenos（1662）的讽刺作品来挖苦霍布斯。在这次惨痛教训之后霍布斯便不再参与科学界的争论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霍布斯又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三阶段的争议行动，并且一直维持至他九十岁为止。第一份引发争议的文章是在1666年发表的De principiis et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霍布斯以此攻击当时的几何学界教授。三年之后他将他的三篇数学论文集中于Quadratura circuli, Cubatio sphaerae, Duplicitio cubii发表，很快的这些文章再度被沃利斯驳倒，但霍布斯仍不放弃，又出版了回应批评的版本，但沃利斯仍在当年年底再次驳倒新的版本。这一系列的争论一直要维持至1678年为止。

《利维坦》一书写于英国内战期间。在这书中霍布斯陈述他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就有对每样东西的权力。但由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这种争夺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便永远不会结束。而人生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便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xiii）。

但战争并不是对人最有利的。霍布斯指出人因着自利和对物质的欲求会想要结束战争——“使人倾向于和平的热忱其实是怕死，以及对于舒适生活之必要东西的欲求和殷勤获取这些东西的盼望”（xiii, 14）。霍布斯指出社会若要和平就必需有社会契约。霍布斯指出社会是一群人服从于一个人的威权之下，而每个个人将刚刚好的自然权力交付给这威权，让它来维持内部的和平、并抵抗外来的敌人。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对霍布斯而言，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

利维坦国家在防止侵略、发动战争对抗他人、或是任何有关保持国家和平方面的事务上是有无限威权的。至于其他方面，国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主权是不会去干涉他的（不过，由于在国家主权之上并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防止国家破坏这个规则。）事实上，这种主权的行使程度是以主权对自然法的责任为限的。虽然主权并没有立法的责任，但它也有义务遵守那些指定了和平界线的法律（自然法），也因此这种限制使得主权的权威必须遵守一种道德责任。一个主权也必须保持国内的平等，因为普通人民都会被主权的光辉所掩盖；霍布斯将这种光辉与太阳的阳光相比，既然阳光耀眼无比，普通人也会因此褪色。在本质上，霍布斯的政治原则是“不要伤害”，他的道德黄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xv, 35）。也是从这里霍布斯的道德观与一般基督教的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产生差异，霍布斯认为那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罢了。

《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期间，书里的大多数篇幅都用于证明强大的中央权威才能够避免邪恶的混乱和内战。任何对此权威的滥用都会造成对和平的破坏。霍布斯也否定了权力分立的理想：他指出主权必须有全盘控制公民、军事、司法和教会的权力。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明确地指出主权拥有改变人民信仰和理念的权威，如果人民不这样做便会引起混乱。霍布斯也呈现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但宣称他会愿意服从主权的命令改变信仰。

在英文里，有时候人们会以“霍布斯主义”（Hobbesian）一词来形容一种无限制的、自私、而野蛮的竞争情况，不过这种用法其实是错误的：首先，《利维坦》里描绘出了这种情况、但仅仅是为了批判之；第二，霍布斯本人其实是相当胆小而书呆子气的。此外，在《利维坦》出版后，霍布斯也经常被人用以形容无神论以及“强权就是公理”的观念，尽管这些都不是霍布斯的初衷。

由于上述一些原因，霍布斯常被人误认为无神论者。然而，霍布斯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自己亦是一名信“耶稣是基督”的基督徒。对于同时代一些人称自己为无神论者，他予以批驳。事实上，在霍布斯生活的年代，无神论者（atheist）一词是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

1、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处于自然状态。每个人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会导致战争；

2、为了保护自己，个人把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

3、这个“主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4、如果主权者侵犯了个人经济权利，个人可以拒绝服从，不过革命是不允许的。

总体上，霍布斯是推崇国家权力，这适应了当时国家统一的要求。

著有《论公民》《论物质》《贝希莫特》《论政体》《利维坦》《论人》《论社会》《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第三组诘难》等。

△1629. 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650.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 写于1640年

·Human Nature, or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olicie

·De Corpore Politico

△1651-8. Elementa philosophica

·1642. De Cive (拉丁文)

·1651. Philosophical Rudiment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 Cive的英文译本)

·1655. De Corpore (拉丁文)

·1656. De Corpore (英文翻译)

·1658. De Homine (拉丁文)

△1651. 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1656. 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

△1668. 利维坦的拉丁文翻译

△1675. 翻译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为英文

△1681. 死后出版的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写于1668年）

霍布斯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霍布斯开创性地将新科学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机械唯物论是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一切物体都在按照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国家作为“人造的物体”也受因果规律制约，这种规律就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通过观察可以看到。

其次，霍布斯是西方近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他将自我保存视为个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视为第一条自然法，独立并优先于其他自然法，这就根本区别了人依附于自然和秩序的传统自然法观念。由此，在他那里传统自然法实现了向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转变。再次，霍布斯从抽象人性原则和人的理性概念出发，第一次系统地用社会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产生及基础，批判了君权神授论，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形态。最后，霍布斯关于国家主权的阐述标志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国家主权说的正式形成。

当然，霍布斯的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首先，他的人性论是抽象的、机械的。他关于人性的论述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抽象化、普遍化为人的本性，而他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实际上只是当时英国内战和欧洲大陆频繁战争所导致的一种混乱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国家起源和本质的理论，自然也是唯心的反历史的。其次，他的权利观和自由观是狭隘的、片面的。在他看来，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最根本的自然权利便是自我保存，而在国家产生之后，主权者不得侵犯、不得剥夺的基本权利也只有这一项。他的这种权力观和自由观忽视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没有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和相应的保障。他表达的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根本要求，即保障资产阶级的人身安全、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

最后，他的专制主义主张是保守的、不现实的。尽管霍布斯构造了一套关于个人——契约——国家的学说，但他的结论是“利维坦式”的国家，公然为君主制辩护。他试图用君主制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本质上而言，它反映了英国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对人民的恐惧和防范。然而从现实上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依靠专制政权，结果是他的主张既不为保王派所接受，也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欢迎，最终被后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