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班·扫马（Rabban Sauma，1225年－1294年1月10日），或称拉班.巴·扫马（Bar Sauma），13世纪景教教士，著名旅行家，其足迹东起北京，西至巴黎。

扫马生于北京，其父名“昔班”，是北京地区的景教巡察使。扫马30岁时正式成为景教修士，在房山修行，成为远近闻名的修士。不久，一名来自山西霍山（今内蒙古东胜）的景教徒马古斯投入其门下，与其共同修行。

1276年，扫马和马古斯得到忽必烈的许可，决心踏上朝圣之途，前往叙利亚拜见景教大主教马·登哈（Mar Dinha），并前往耶路撒冷。经过四年的跋涉，两人经过了西夏、和田、喀什、苦盏、摩苏尔等地，最终到达亚美尼亚，但由于耶路撒冷被埃及占领，无法前行，二人只好折回巴格达，见到了马·登哈。马·登哈为马古斯改名马·雅巴拉哈，任命其为契丹（北中国）景教总管，扫马为巡查总使。但是，在二人刚刚踏上回程时，马·登哈突然病逝，在接下来的大总管选举中，马·雅巴拉哈因为自身的蒙古出身，被选为新一任的景教大主教 ，称“马·雅巴拉哈三世”。

1287年，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对抗，伊儿汗国大汗阿鲁浑要求马·雅巴拉哈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商谈与基督教世界合作对抗穆斯林的可能性。扫马遂奉命出使。

他首先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其后他又前往罗马，不走运的是，当时罗马教宗何诺四世刚刚去世，其位恰好空缺，无人能给与其明确的答复。于是，扫马又转道前往巴黎，拜见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腓力表示愿意派军与伊尔汗国合作夺取耶路撒冷。接下来，他又在加斯科涅见到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

1288年，在回程中，他会见了新任的教宗尼古拉四世，向其递交了阿鲁浑的国书。尼古拉四世则允许其留在罗马过复活节。在此期间，扫马举行了景教弥撒，受到尼古拉四世的认可，认为“语不同但礼相同”。5月，尼古拉四世通过扫马分别向忽必烈和阿鲁浑回信，感谢他们对基督教的支持。同时，尼古拉也承认马·雅巴拉哈为东方基督徒的主教。

1289年，扫马回到巴格达，他的出使虽然未能使伊儿汗国同基督教世界建立直接的军事合作，但是却促使东西方教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交流。不久以后，景教教会正式承认罗马教宗为领袖。1294年，扫马逝世于巴格达。

景教在东方的传播

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昔班出身于畏兀儿贵族家庭，曾在北京当地的景教会中任职，是北京地区的景教巡察使。由于身处东方的环境之中，此时的景教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所在环境的色彩。

景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被视为异端的非主流。这种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很多时候愿意将就当地的统治者与当地牧民的文化习俗。比如在汉文的景教文献里，经常出现儒家和佛教的宗教术语和名词，宗教的文献往往被翻译成中国式的韵文。

正因如此，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之后，拉班扫马时代的东方景教已经显得高度本土化。最早尝试归化突厥部落的传教士，来自中亚景教社区的粟特裔商人与教会人员。他们会把景教的传统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游牧习俗结合起来。

比如为了传教，传教士将十字符号和突厥人原始信仰里的“万”字符号结合起来。哪怕牧民们不懂十字的宗教含义，也会把这些十字做成护身符或者腰牌，甚至刻在身上。

景教原本有严格的斋戒传统。但在草原地区，人们的主要饮食就是肉和奶。所以传教士就允许牧民们以奶来代替素食。

但这样的高度本土化和随意世俗化，结果就是景教徒变得极其不虔诚。他们不懂得用叙利亚文祈祷，即便有用叙利亚文写成的经典但却无法解读其含义。在婚姻上，他们和蒙古人或汉人一样，允许一夫多妻。就连那些向蒙古王公子弟们传授教义和福音书的天主教徒，虽然懂得关于经典的知识，但也是非常的入世。醉心于妻子儿女和现世的名利而不能自拔。

所以在西方旅行者的眼里，景教徒的习俗已经被鞑靼化或者撒拉森化。一些虔诚的汉人道士或者佛教僧人都比他们虔诚。

在这样喧嚣而功利的大环境下，年轻的扫马不流于时俗，苦心研读基督教经典。他师从名师，闭关苦读7年，为日后在外交和宗教场合的随机应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一位来自山西霍山（今内蒙古东胜）的汪古部贵族的后裔马可，听闻了拉班的大名。于是也来到了他的门下，一边耕种，一边修行。扫马之所以被称为拉班·扫马，也是因为“拉班”在叙利亚语中就是大师和长老的意思。这也是对他学历和见识水平的肯定。

前往中亚

1275年，扫马和马可以受到上帝的感召为名，计划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收集欧洲各国的情报。

在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僧侣发挥着易被忽视，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普遍对宗教怀有敬畏的古代，僧人以宗教为掩护，可以从容地往来于各种势力之间。他们也可以选择为不同的政权充当使者、间谍与情报人员。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克烈·唆鲁禾帖尼）也是如此。受此影响，忽必烈对基督教至少不是完全陌生的，可能会抱有一些好感。他也想要知道，如果蒙古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

在打通了丝绸之路后，蒙古人兴建的驿站和邮政系统，极大地便利了扫马等人的西行之旅。他们途径西夏故地宁夏府时，受到了当地景教社团的接风洗尘。在补充足体力和给养后，又经过河西走廊，穿越渺无人烟的白龙堆沙漠，踏上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的南道。

在那里，扫马和马可都惊讶地发现，虽然于阗和莎车等地经历过穆斯林圣战的浩劫，但南疆地区依然呈现出景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存的局面。很多信景教的突厥人和蒙古人，都与回教徒或者汉人杂居在一起。各个教派的对立情况并不是十分严重。

他们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一路向西，由于环境的恶化，沿途经过的绿洲数目较少，已经不复汉唐时代的繁荣兴盛。稍后，使团从重镇喀什葛尔翻越葱岭，一路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也就是唐朝时发生过大战的怛罗斯。

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汗，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途径马什哈德、马拉盖和大不里士。一路上遍访各地的景教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地区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马穆鲁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没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只能在伊利汗国滞留多年。

在漫长的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发现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的蒙古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远东的传教事业服务。

当时，伊斯兰教和景教都在争夺各个蒙古派系势力的上层，希望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征服者施加影响，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景教大总管马屯哈在1280年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

第二年，正走在半路的两人，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便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回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出使欧洲

这段往返于巴格达与波斯的时间，又让扫马意外地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汗的赏识和重用。在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的关系逐渐疏远乃至陷入敌对。他们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天各一方。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暂时和元朝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牵制察合台大汗和北方的金帐汗国，也希望联合的欧洲基督教诸国征服穆斯林控制的叙利亚部分地区。所以阿鲁浑经常对基督教徒施行善举和善政，以便传教士和旅行者们向西方传播自己的美名。

随着克烈部、汪古部和乃蛮部等突厥系大部落与基督教的广泛地接触，以这些景教部落为原型的传说也往西以讹传讹。最后走形，变成了中亚地区的基督教霸主——约翰王。

大约是在1145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叙利亚主教加巴拉向教皇尤金三世报告，远东有一位约翰王，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他战胜了波斯和米底，夺取了埃克巴塔纳，并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军。但此时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上涨，使得大军无法通过，只好暂时撤军东返。从那时起，西方世界就有了联系远方的基督教势力，从而东西夹攻穆斯林的宏大构想。随着蒙古势力的逐步登场，西欧国家就将对约翰王的期待，转移到了他们头上。

随着几次十字军东征都遭遇了巨大挫折，西欧的基督教世界也渴望获得外援。兼具基督教徒、蒙古帝国的臣民和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欧洲的。1284年，他率使团并携带阿鲁浑可汗写给拜占庭皇帝、法兰西国王、罗马教皇等欧洲领袖的书信，正式向西进发。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传统的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在热那亚人的殖民地上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位于亚欧交接之地的君士坦丁堡。

在此之前，蒙古人就开始了与拜占庭地方势力的合作。比如米海尔八世看到了蒙古人的强大实力，为了在困境中求得生机，就与蒙古金帐汗国订立盟约，并将自己庶出的女儿玛利亚嫁与伊尔汗国的阿巴哈汗（阿八哈）。还把另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了金帐汗国的那海汗，非常类似中原王朝的和亲政策。

作为投桃报李，那海大汗之后派出了军队防御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的武力威胁。此后拜占庭和蒙古各派系势力的联姻和合作延续了约80年。

当时来迎接扫马的是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安德罗尼卡二世）。这个君主在位期间，拜占庭的货币海佩伦一再贬值，拜占庭的经济入不敷出。为了增加国库储备，他一面提高赋税，一面解散了拜占庭舰队。通过授予贸易特权的方式，收买热那亚舰队为己所用。但他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中下错了筹码，因为热那亚战败而遭到了威尼斯的报复与打击。而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也是一再后退。未来，这个老皇帝还会被自己的亲孙子小安德罗尼库斯废黜，并被送进修道院过完余生。这样的国势，显然不足以响应蒙古对穆斯林的战争计划了。

虽然国势山河日下，但这个皇帝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精通神学的拉班-扫马很谈得来。在皇帝的带领下，拉班扫马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抬头瞻仰了教堂穹顶上的巨幅圣母玛利亚画像。虽然十字军破坏和劫掠的痕迹依旧可见，但是色彩斑斓的大理石装饰和众多窗口营造出的光影效果，还是让拉班扫马赞叹。

在受到希腊人的热情接待之后，扫马使团再次踏上了旅途。他们乘船航行两个月，穿越了蔚蓝的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经过散发着硫磺气息的火山岛屿。最后使团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登陆。在意大利地区，使团一行人还为古代罗马的巨石建筑遗迹所震惊。

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原先的教皇鄂鲁诺四世已经驾崩。由于新教皇尚未选出，所以接待他们的是12位红衣主教。

基于正统教派的优越感和庄严感，这些红衣主教们对使团百般刁难。从景教和12门徒的关系，三位一体等经典命题出发，对这些东方的基督徒们各种盘问，试图把优越感建立在这些看起来像鞑靼人的东方教友身上。但是从小苦心研读基督教文献的扫马对答如流，回应得头头是道，清晰地阐释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

随后，扫马拜访了圣保罗大教堂。但因为新的罗马教皇还没有被选举出来，于是扫马立即决定前往法兰西，拜会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

9月间，一行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法国都城巴黎，向有着“美男子”之称的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相比于路易九世的那两次几乎毫无收益的烧钱远征，腓力国王显得更加精明而实际，对于海外的征战缺乏兴趣。此时他已经迎娶了纳瓦拉的女王胡安娜，忙于积极扩大王室的直属领地和王室实力。

年轻的国王给予扫马他们以很高的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甚至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20多年后，正是这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会对失去了圣地却有着巨额财富的圣殿骑士团痛下杀手。

访问期间，法兰西国王派出了一个爵士带着扫马参观西欧的著名学府——巴黎大学。扫马看到，这里有众多的教授、讲师和学生。他们每天都要研习修辞学、雄辩术、几何学、哲学、天文学和医学等从柏拉图时代继承下来的学科。他们需要撰写大量的论文，所有的教学费用和生活开支都由国王承担。

之后，扫马又参观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劫掠来的耶稣的荆棘冠冕等圣物，以及历代法兰西国王的精美棺椁。

在巴黎逗留和游览了一个多月后，扫马带着使团继续向西南来到了加斯科涅地区。当地是英格兰国王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之一，扫马也得以拜见了著名的英王爱德华一世。

英王爱德华一世让远道而来的贵客领弥撒，体现了对这些使者的重视与尊敬。在获悉阿鲁浑大汗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后，国王表面上非常高兴。他表示英格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都是承载着十字架的国土。他们当然有义务收复圣地耶路撒冷。

但是实际上，精明的爱德华一世此时正忙于吞并威尔士，将这片桀骜不驯的国土并入英格兰。他虽然让自己的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二世获得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但是威尔士地区的大小武装叛乱依旧断断续续。

此外，早在在1270-1272年之间，还是王子的爱德华就曾经带领1000人的英格兰十字军到达过圣地的港口阿卡。他亲眼目睹了十字军势力萎靡不振。也是在阿卡期间，蒙古人曾经从北方对阿卡发动过一次袭击，协助爱德华一世对哈兰城发动劫掠。但是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无果而终。

后来塞浦路斯的十字军国王和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签订了10年合约，让年轻的爱德华气愤不已。不久，他还遇到了穆斯林刺客的暗杀。这个刺客将一枚疑似喂毒的匕首，插入了爱德华的手臂里。这让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身体虚弱，提心吊胆。在归国的路上，爱德华又收到了父王驾崩的噩耗。

所以年轻时在圣地的不愉快回忆和当下的政治需要，都让爱德华对于扫马一行人仅仅是虚与委蛇，假装应付。英法君王的实际态度，已经暗示了十字军东征的尾声。

满以为得到了肯定答复的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来到了航海共和国热那亚。当船只驶入海港时，他们看到这个城市被山地所环抱，如同依山而建的古希腊剧场一般。这一行使者们在这个四季常青的花园城市里度过了冬天，同时等候罗马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并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亚伯拉罕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

1288年4月，扫马在详细观看了一系列复杂而隆重的复活节庆典并交流了彼此的宗教仪式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宗教圣物踏上返程。这些礼物包括了耶稣基督衣服的残片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披肩布料。在腓力国王的公使团陪同下，扫马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大汗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非常高兴，专门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最后在巴格达去世，同行的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伊朗的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东方。而与欧洲国家夹攻穆斯林的理想，则随着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沦陷，以及合赞汗对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政策而不了了之。

扫马的欧洲之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在早期的模糊认识和为数不多的接触中，前两次西征的蒙古人给西欧世界以“异教徒-野蛮人”的负面印象。

但是随着互相遣使的次数变多，而且有扫马这样高素质的使节登场，蒙古人的形象得以改观。欧洲人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拉班-扫马去世后，他的经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他后来没有回到元朝，也没有在西欧各国的记载中留下痕迹。所以他的传奇主要保留在本地的叙利亚文的记载中。

1887年，一名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家里，发现了写于伊尔汗国时代的《拉班-扫马和马可的西行记》（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手抄本。于是，在整整六个世纪过去之后，这段外交传奇才得以重见天日。

扫马出使西方恰与马可·波罗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他对于自身旅途的记载，告诉了后人当时东方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恰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