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是现代文学家鲁迅通过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的语言形式，表现一种抨击时政、挑战强权的思想，一种论析文化、洞悉历史的胆识的杂文。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拿来主义。在“送去主义”“送来主义”的反复比照之下，引出“拿来主义”。一味地“送去”，则有可能走上卖国之路。一味地接受“送来”，则意味着甘心接受文化的经济的侵略。“送去”与“送来”不行，“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拿来主义》虽然涉及到文化问题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而是一篇杂文。它除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如何对待外国文化问题，还针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状况作了尖锐的抨击。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当时统治当局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文化侵略。作为一篇杂文，它在写作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是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论证道理，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的形象，使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鲁迅是最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在这篇杂文中，“拿来主义”的提出，本身就是将抽象化成了具体；“拿来”，是很形象和通俗的。他用接收一所大宅子来比喻批判继承，把这个在文艺理论上颇要费一些力气才能说清的道理几句话就论述得透彻分明。本来，真正的理论问题并不一定都很艰深，只要论者对问题吃得透，加之语言生动，就能够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说清。鲁迅用大宅子来作譬，并进而以“鱼翅”、“鸦片”、“姨太太”等来比需加选择的对象，不但使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了，而且道理也再明白不过。鲁迅之所以能这样形象取譬，是因为他对要论证的道理和用来比喻的事物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揣摩，作了大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看起来似乎随手拈来，实际上经过了艰苦的劳动。也正因此，鲁迅的杂文一般都形象性很强，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善于揭露事物的矛盾。鲁迅写杂文，总是一针见血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尖锐地提出问题。本文在提出“拿来主义”之前，先用了不少篇幅说“送去主义”，历陈它的弊害，然后急转直下，亮出自己的观点。他针对“送去主义”提出要“拿来”，又针对“送来”提出“拿来主义”，直到毫不含糊地提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道理丝丝入扣，论证层层深入，问题的本质也就毕露于读者面前。鲁迅杂文的论辩性和战斗性，给人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关键就在这里。

第三，含蓄。本文在论及文化上的批判继承问题时，观点态度都是十分明朗的，但涉及文化以外的政治社会问题，则有些闪灼其辞。这是因为鲁迅写这篇杂文时，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文化界弥漫的“白色恐怖”，言路十分狭窄，在本篇中对于政治时事的一些抨击只好含蓄地提到，如涉及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出卖，就只是点到即止。如后来说到帝国主义的“抛给”即所谓“送来”，作者欲言又止地却说一句“我这里不想举出实例。这都说明作者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但鉴于当时的文化专制，只好曲曲折折地透露一些。所以，可以说这篇《拿来主义》虽然主要谈的是文化问题，但决不仅仅是为文化问题而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着眼的，文章之外，另有深意。这既可理解为鲁迅杂文固有的丰富含量，即矛头所向是文化问题，顺手带过又涉及其他问题，同时也可看作当时鲁迅写杂文不得不采用的“曲笔”。

《拿来主义》是一篇不朽之作，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虽已过半个多世纪，但读来仍感亲切。显然，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人们去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毫无疑问，读者们需要“拿来主义”。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正是在学科学长知识的时期，更需放开眼界，博采众长，尽量丰富自己，这就要“拿来主义”。读者应记住鲁迅在结束本文时的话：“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极为黑暗、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当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日妥协；一方面为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对外妥协投降，实际上就是把包括国土在内的祖宗留下的遗产拱手让人；“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核心就是宣扬封建道德。这二者又有内在的联系，更深层的意义且不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达侵略目的也大肆鼓吹“王道乐土”，说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就可见一斑。这就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我国进步的文化是采取拒绝即“关门”的态度，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则一方面将自己的宝贵财产呈献上去，另一面又听任人家的“赐予”和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迅写了许多杂文，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动当局卖国投降，更在文化战线上积极作战，对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具体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种种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尤冬克《实用语文 基础读写教程》：“本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尖锐犀利、说理形象生动、议论精辟独到。”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张梦新《大学语文》：“文字虽短，却具有极大的思想容量。语言简洁生动，充满了辩证法。”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永健《中外散文辞典》：“语言简洁而又生气盎然，善于用巧妙的比喻将抽象的道理阐述得明白易懂，饶有风趣。”

《拿来主义》被选入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必修四》课本中。

《拿来主义》被选入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课本中。

《拿来主义》被选入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高职高专教育系列规划教材·公共基础类 语文 第1册》课本中。

《拿来主义》被选入201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六单元第四篇。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青年时代，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其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