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行为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是指在一个共同利益体中，某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假装或不道德地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的行为与动机。

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集体的所有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就导致搭便车行为的出现。这种情况在信息技术产品中很常见，过程通常涉及多个用户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能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拿到跟其他乐师一样的报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将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效应”。

“搭便车”的根源是一种投机心理，一方面，投机者抱着“就算我不做，总会有别人做”的想法碰运气；另一方面，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到底出了多少气力往往难以考证，无形中给“搭便车”者提供了机会。

但是，搭便车的人多了，总体效率必然降低、甚至损害集体利益，出现所谓的“搭便车困境”。因此，安排任务时不妨针对个人、按劳分配，不给搭便车者提供机会。就像齐湣王那样，让乐师一个个独奏，此时，习惯搭便车的南郭先生只能逃之夭夭了。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书中提出的。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产权界定或产权配置的无效率有关。

搭便车问题是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是指经济中某个体消费的资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额，或承担的生产成本少于他应承担的公允份额。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但事先宣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的消费问题。

在财政学上，免费搭车是指不承担任何成本而消费或使用公共物品的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或具有让别人付钱而自己享受公共物品收益动机的人称为免费搭车者。

有一个故事很好的说明了这个原理：有一个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决定在自己生日那天让全部子民同一时刻高呼：“陛下万岁”。他把时间定在了正午时刻。子民们也十分期望这一刻的到来，因为他们就能听到世界最大的声音。有一位智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自己也呼喊的话，听到别人声音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于是他决定在呼喊的时候保持沉默，只是静静的听别人呼喊。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自己最亲密的人，想让他也能享受到此种乐趣。结果，不到半天时间，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国家。正午时刻到了，大家翘首盼望着最大声音的到来，但是回应的却是比平时更安静的沉默。

故事中的臣民是一个利益的整体，只有他们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声音。但是许多人同时怀有了这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不缺我一个啊，我不呼喊其他人呼喊声音仍然很大。大家就怀有了这样的想法，最终就导致了一片沉默。这是一个最具有幽默性的结局，但这显然不是最悲惨的结局。他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了他们行动带来的结果，因为都没有呼喊，所以结果很公平。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有一半人呼喊了，而另一半人没有呼喊。那么结果可能会是，国王听到了这个声音，也许很不满意，那么他可能会处罚所有的国民，那么，这对那些呼喊了的人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呼喊了，但是他们还得承担没有呼喊人的罪过，这样，将会影响到他们下次呼喊的积极性；而没有呼喊者，他们的惩罚被呼喊者分担以后变得轻了很多，他们会把这当成一种侥幸，甚至形成一种习惯。这样，国王再想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声音基本上不可能了。

免费搭车现象缘于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免费搭车行为往往导致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搭便车问题往往导致市场失灵，使市场无法达到效率。

搭便车行为妨碍市场的自动调节过程。因此，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

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由于没有红绿灯的控制，每辆车都急于通过路口，从而导致路口变得更加拥挤，每辆车都无法通过。设置一个红绿灯的成本为50，000元，一年该路口通过100，000辆汽车，每辆汽车由于能够顺利的通过路口而节约的成本为10元。由于节约的成本1，000，000元大于50，000元，设置红绿灯是有效率的。

市场会提供这个有效率的结果吗，可能性比较小。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公共产品的利益这种机制失灵。对于红绿灯提供者而言，他必须能够把那些不付钱而享受红绿灯的人排除在消费之外，否则他将无法弥补生产成本。而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不支付就获得消费的权力，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搭便车。消费者这种行为意味着生产公共产品的厂商很有可能得不到弥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在长期中，厂商不会提供这种物品，这使得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提供。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可找到搭便车的例子，例如许多轮船公司不肯兴建灯塔，他们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此种搭便车问题会影响公共政策的顺利制定及有效执行。

德国的高福利政策也是搭便车问题的例子，高收入者支付的高额税收对同样享用高福利（医疗、教育）的低税收贡献者来说是被后者“搭了顺风车”。

商场的“买一赠一”是一种强制的搭便车行为，公司的高管们花股东的钱来帮自己谋取好处也是搭便车行为。

案例一：街道卫生设施改造

假设在一条街道有25名住户，并且本街道即将进行卫生设施改造，改造的费用为$2500。因此分摊到每个住户的改造费用为$100。虽然设施的改造 会使得所有住户都可以受益，但当费用是自愿支付时，肯定会有一部分的住户拒绝交纳。这部分住户盘算着其它住户会分担改造费用，而此种卫生设施肯定会投入使用。

解决方法是使得25名相互独立的住户作为一个整体支付这笔费用，即集体意志代表个人意志。在此情况下，住户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进行设施改造。如果投票的结果认为应该进行改造，则所有住户都必须交纳费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公共服务，如国防、公共治安等，就必须由政府组织提供。

当然，仅仅通过投票决定还没能把问题解决。住户们还需要对费用的分摊比例进行讨论，因为一种平均分配费用的原则又显得无法公平的反映用户之间的差异。

案例二：TCL

为了迅速普及和推广一个品牌，很多企业都选用与品牌相适应的明星来代言，这种“名人效应”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搭便车”。

TCL为了打造“ 国产手机第一品牌”的国际化形象，斥巨资1000万元聘请“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并力邀国际级导演张艺谋担纲广告片的拍摄。金喜善美丽、高贵、大方，符合产品本身的特质，同时她的国际化背景和对中国年轻时尚群体的巨大感召力也是TCL品牌可以搭便车的重要因素。在金喜善出演的TCL手机品牌形象的广告中没有一句台词，金喜善只是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表达出她对TCL手机的喜爱和信赖。这部广告片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进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TCL手机“中国手机新形象”的传播语传遍全国。应该说，邀请金喜善的策略对于迅速打响TCL手机品牌而言是正确而有效的。

案例三：图书市场

在图书市场上同样存在搭便车的例子：比如，前几年有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又如《绝对隐私》一书，跟风的“隐私”一片，脱得光光追着让你看，哪有“隐私”可言。书倒都畅销了，手法却耐人寻味。

善于投机的企业总是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性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也正是由于便车的便利性的存在，行业的先导者在大张旗鼓地进入某个领域的时候，也应该尽量减少投机者利用自己的宣传声势所形成的便车的机会。“搭便车”与“反搭便车”的斗争就像一场猫与老鼠的战争，其中的妙义就在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谁的手法更为天衣无缝，巧夺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