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到宪宗的时候，百丈怀海（720～814）禅师制定了清规。很多人以为禅宗是特别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到了百丈时期，更是因他住于律寺之中，而感到对禅宗“说法住持，未合轨度，故常尔介怀”，从而别创禅林，制立清规。百丈清规制定之后的几百年间，就出现了十几种清规，历代丛林依百丈清规为蓝本，作了一些权宜性的增减，到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奉敕重修，称为敕修百丈清规。迄今近七百年间，百丈清规一直作为历代寺院的基本法规。

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清众）日常行事的章则，也可说是中世以来禅林创行的僧制。本来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三例以后，即随时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之举，如支遁立众僧集仪度，慧远立法社节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皆是其例（见《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条）。到了中唐，禅宗盛行，百丈怀海禅师痛感禅僧住在律寺内，虽另处别院，但于说法住持，都不能合法。于是他于元和九年（814），别立禅居之制：尊“长老”为化主，处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树“法堂”，学众尽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设“长连床”，供坐禅偃息；閤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徒众侧立，宾主问答，激扬宗要；“斋粥”随宜，二时均遍；又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事务分置十“寮”，置首领主管等等（见《景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这些就成了丛林新例，与律法不同（见《僧史略》卷上《传禅规法》条）。世人即称为《百丈清规》。

从凡夫发心到因地之中的修行，从修学的增上到佛果的圆满，没有哪一个阶段可以离开戒律。

佛弟子身份的取得和增上，都是由于戒律的受持与熏修而获得。是不是佛弟子，要看他（她）是否受持佛戒来定；其修学的情况如何，要从其戒律的熏染程度来说。就佛法的修学众来说，不管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戒律都是其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

戒律既是佛弟子个人修学的依学处，又是佛弟子众的和合规范。就佛法的整体而言，戒律更是佛法住世的根本保障。然而，从戒律在佛教的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境遇来看，又是极尽曲折艰难的。在佛教的原始发祥地古印度，佛陀入灭之后，关于戒律的歧异主张，对佛经结集和教团的分裂、部派的出现，都可以说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在中国，先是由于佛法未昌，戒律不行，待到律宗兴起，又因律典浩繁，研习乏人，而难以为继，时至日下，戒律益发萎靡，几至无闻。

除佛制的戒律以外，历代王朝政权针对佛教有着各种各样的僧尼令或僧道格，历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制、清规。其中，戒律是来自于大小乘佛教的佛制；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国家政府部门对僧尼等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说是历代的宗教政策；而僧制和清规则是佛教传布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们结合本土风俗、民情、文化等具体情形，为匡正僧尼的行为，于戒律之外，另制定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僧团制度。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戒律、僧道格、僧制、清规--制约着中国的僧团。

本名“禅门规式”，系释怀海主持新吴(今奉新)百丈山百丈寺法席时所制订，故称“百丈清规”。“百丈清规”制订的详确时间现已不可考，据宋释道原编《景德传灯录》记载，当在唐贞元五年(789)至唐元和九年(814)之间，“百丈清规”内容和卷数今亦不可考。

百丈清规是应禅宗教团的出现和不断壮大的形势而出现的，可以说，没有禅宗僧团的出现，也就没有百丈清规的出台。而百丈清规的制定，又为禅宗僧团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这可说是禅宗僧团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禅宗的真正崛起，是以清规的创建为主要标志，而清规的制定，又为禅宗寺院的普遍兴起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正是禅宗的特别教育法，使百丈禅师创建了禅宗特色的清规，而百丈清规又使禅宗的特别教育法得到了顺利的实施。

百丈清规的原貌，在现在已经无法得窥，但是在一些相关的资料中还保持了大量的信息，在《宋高僧传》卷十有《百丈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六亦有怀海传并其《禅门规式》，在《卍续藏》第16套第5册的《禅苑清规》卷十有《百丈规绳颂》，在《大正藏》有《敕修百丈清规》卷八的《古清规序》【《大正藏》卷四八，1157～1158页。】，还有陈诩所撰写的《册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大正藏》卷四八，1156～1157页。】，其中陈诩所写的塔铭是唐宪宗元和十三（818）年十月三日即百丈示寂后四年完成的，是迄今为止关于百丈最早的资料，其对百丈时代的情况描述，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却没有提及《百丈清规》的存在。

百丈怀海禅师制定清规，继承了印度的戒律精神而本着随方毗尼的原则加以适当的变革。随方毗尼，是说戒律（毗尼）可随各地之风土习俗而有开制、缓急之别。随风俗民情之需，对戒律可斟酌取舍。即戒律中佛陀未禁止之事、未开许之事等，得随顺地方之风土、气候等而斟酌开许废止。比如虽为佛陀未曾制定之法，然为他方之习俗，则应遵行之，如我国食必用匙箸，行必着鞋履等。《五分律》卷二二：“复告诸比丘：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二二，《大正藏》卷二二，153a。】意思是说，假令佛所制戒于他处不合当地风土习俗，则不可用。又若虽非佛所制戒，但于他处为不得不施行者，则必当施行。此为如来在世亲口宣说之教。

“百丈清规”面世之后，很得僧俗两界重视，宋代翰林学士开国侯杨亿述在《序》中称“详此一条制，有四益。一不污清众生恭信故，二不毁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扰公门省狱讼故，四不泄于外护宗纲故”。正是这样，“百丈清规”制订后，很快风行江西，广及全国。从唐至宋而元，多有增删，诸本杂出。

到元元统三年(1335)有《敕修百丈清规》(八卷)面世。《敕修百丈清规》略称《百丈清规》，也称《清规》。元元统三年(1335)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住持释德辉奉敕重编，大龙翔集寺住持释大沂校正，收入《大正藏》第48卷。释德辉，字东阳，临济宗杨歧派释晦机元熙弟子，元天历二年(1319)，嗣住江西道龙兴路百丈山(今江西奉新县境)大智寿圣禅寺。至元元年(1335)，奉敕重修《百丈清规》八卷。今有明正统七年(1442)刻本传世。

百丈禅师生于唐玄宗九年，寿九十五岁，至宪宗元和九年正月归寂。所著《清规》，首章即祝厘，次章即报恩，又次章即报本。此种极严重之佛事，若无佛殿，向何处举行乎？

自百丈寂后，历二百余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杨亿为《清规》作序。有“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窃疑乃“前立佛殿，后树法堂”，正合“佛祖亲嘱受”之意，而近千年来无人改正。今弘储禅师亦据此为论断，不禁痛心疾首。禅寺无佛殿，将绝无佛耶？抑傍边小屋供佛耶？奉旨祝厘于偏傍小屋，不唯轻佛，其轻君也大矣！以此一事，知此“不”字、“唯”字乃“前”字、“后”字之讹。扬州所刻《清规证义》，已令改正。

今避难，寓灵岩，见所录储公所作《宝王殿记》，深恐“以讹传讹，将人天师表之百丈竟以魔外之行为诬之”，因略为辩论，以期后之来哲各各尊佛尊祖，以维持法道于无既也。知我罪我，所不计焉。

现在丛林中实行清规的主要情况，约略如次：

丛林每年以结夏（即结夏安居，亦称结制）、解夏（亦称解制）、冬至、年朝为四大节，极其重视。结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朝，则依中土风俗。结夏七日原为四月（前安居）或五月（后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则在七月或八月的十五日，但从元代以来，各提前一日讲习礼仪，以便期内得专心修道。另外，在每年从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间，丛林中也结制安居，称为结冬。这是仿照结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来专修禅法的，故名为“江湖会”。清代以来，丛林曾有只结冬而不结夏的反常现象，后经纠正，仍以结冬坐禅、结夏讲经学律等为惯例（见《清规证义记》卷八）。近代著名丛林如宁波天童寺等，都实行这样“冬参夏讲”的制度。

丛林的成员通称清众。凡曾受具足戒的比丘，衣钵戒牒俱全的游方到寺，都可挂搭（亦称挂单），暂住于旦过寮（又称云水堂）。如挂搭已久，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禅堂，名为安单，从此成为清众，随同结夏。一般丛林都从四月一日起，照规入夏，禁止游方，锁旦过寮。至八月一日，始开寮重新接众。又丛林安单亦分春冬两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月、七月期头进禅堂者，名为大进堂。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为丛林冬期的重要行事，一般于每年八月十六日举行。事先半月，由客堂开具新进堂禅众和旧住的名单，送住持查阅。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客堂、禅堂、库房诸头首共议请职。十六日大众齐集大殿月台，知客点名，依次进殿，宣布职事名单并讲清规，新请职事即到法堂谒住持，又到禅堂行十方礼，再依职送位。

此为一寺职事及常住人员名单的公布，例于每年十月十五日举行。事先客堂与维那将閤寺人员戒腊久近开具清单，送与住持、写成单票（每条四字，职序在上，法名在下）。十四日，客堂挂“贴单”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说法，为首座贴单，其余由维那贴，以职事大小，戒腊先后为序，再各按名位顺次送单。凡单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员。

此是结冬中的重要行事。丛林坐禅通例从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长坐禅时间。又从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举行禅七，每七天为一期，谓之打七。此为禅众克期取悟的禅会，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禅七的起解，称为起七和解七，各有规定仪式。

即普遍邀约大众劳作的制度，亦称出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于各地，如开成四年（839）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圆仁入唐巡礼至山东赤山院，记载目睹的情形说：当院始收蔓菁萝卜，院中上座等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中僧等不论多少，尽出担柴去（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不过此种制度原来由于倡导农禅，凡耕作摘茶等作务都以普请为之。后世普请只限于轻微劳动，如四月佛诞摘花、六月晒藏、晒荐、平时园中摘菜、溪边搬柴以及节前寺舍扫除等，皆偶一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见恢复原来的精神，已有丛林以劳动为佛事之一的新制。

是丛林岁末的会计报告。在现存的唐代文献中还有此种记载。如开成三年（838）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圆仁至扬州开元寺，记云：众僧参集食堂，礼佛上床坐，有库司典座僧于众前，读申岁内种种用途账，令众闻知（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岁计原行于岁末，由住持审查各种簿册，但现在丛林的会计报告，多每月举行一次，由住持召集禅堂班首、维那、客堂知客、僧值、库房都监、监寺等，于丈室行之，称为算账（见《高旻寺丈室规约》）。

即僧众违犯清规的处分。古规，清众中生事违规者由维那检举，抽下挂搭衣物，摈令出院，以安清众。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出，以示耻辱（见《景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后世遵此，对于三业不善不可共住的禅僧也以香板相责，并迁单摈出。在《清规》中还明定肃众办法，除刑名重罪例属官厅处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都以清规律之，随事惩戒，重则集众捶摈，轻则罚钱、罚香、罚油，而榜示之。又摈出犯规者，还要将摈条实贴山门，鸣大鼓三通，以杖攻出（见《清规证义记》卷五）。

丛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单、贴榜、书状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请首座或远来尊宿等茶汤，皆开列名单，由侍者报知，谓之知单。方丈、库司招待大众茶汤的请柬则用榜，首座请柬用状。方丈请首座，榜贴于僧堂前东边牌上，库司请首座，榜贴于西边牌上。首座请下头首茶，状贴于僧堂前下间板上。丛林从来最重茶礼，有谢茶不谢食之说。又丛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挂牌方式传达，名为牌示。用挂牌地点随各种行事而不同。如结夏、诵戒、请职、贴单、普佛等牌示，皆挂斋堂前；上堂、秉拂、祈请、祷雨，挂大殿前；起七、解七，挂禅堂前；升座、免礼等，挂内韦驮殿前（见《高旻寺规约》）。

此为丛林号令所寄，鸣扣各有常度。凡禅堂坐参、佛殿诵念、食堂斋粥、升堂集众、普请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钟鼓等号令进行。如集众上殿则僧堂鸣钟，长老升堂则法堂击鼓，报众同赴。普请则开梆、催板，新住持入院则钟鼓齐鸣。凡止静、开静、念诵、斋粥等行事，从朝到暮，钟鼓交参，遂形成丛林一定的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