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衍生出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与农耕时代的农业经济、以及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大有不同，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其引发了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深刻变革。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与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另一种称谓。旨在突出支撑信息经济的信息技术二进制的数字特征。是一种互联网经济。正如美国复合技术联盟主席D·塔帕斯科特于1995年出版的《数字经济——联网智力时代的承诺和风险》一书所说明的那样，信息技术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了基于人类智力联网的新经济。1998年4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以《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命名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着重分析信息这一核心资源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此后，这样的研究报告又按年连续出了多本，均以分析信息产业、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有关信息经济的发展为内容，数字经济的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分不开的，也是同传统经济的逐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分不开的。

关于数字经济的通俗说法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其中，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传统的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但是不能简单地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虚拟经济之间画上等号，它们只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

现阶段，数字化的技术、商品与服务不仅在向传统产业进行多方向、多层面与多链条的加速渗透（即产业数字化），而且在推动诸如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建设与服务等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壮大（即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得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等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了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也为落后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超越性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数字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是工业4.0或后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的核心要素。正是得益于数字经济提供的历史机遇，中国得以在许多领域实现超越性发展。中国重点推进建设的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围绕科技新产业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所催生出的各种新业态，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

发展数字经济之所以会在全球形成广泛共识，是因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巨大改变，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且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数字经济则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并形成新动能，重塑经济发展结构和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与融合来驱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信息化是由计算机与互联网等生产工具的革命所引起的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的一种社会经济过程。具体说来，信息化包括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生活方式的信息化等内容。在信息产业化与产业信息化中，信息的生产和应用两大方面是其中的关键。信息生产要求发展一系列高新信息技术及产业，既涉及微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和设施、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的制造等领域，又涉及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等领域。信息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上。

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万物互联，各行各业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将数据化。

信息通信技术为创新提供动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正在打破传统的供需模式和已有的经济学定论，催生出更加普惠性、共享性和开源性的经济生态，并推动高质量的发展，例如基于物联网技术诞生出诸如智慧路灯、智慧电梯、智慧物流、智能家居等丰富多彩的应用，为经济生活注入了极大的创新动力。

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融合。数字经济并不是独立于传统产业而存在，它更加强调的是融合与共赢，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中实现价值增量。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融合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竞争规则融合以及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渗透发展将带动新型经济范式加速构建，改变实体经济结构和提升生产效率。发展数字经济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实现产业智能化。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现行税制带来了挑战。建立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需要坚持正本清源、化繁为简、税负温和、市场导向的原则。

全球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速转型，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税体系建设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传统的治理体系、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变革，无法有效解决数字平台崛起所带来的市场垄断、税收侵蚀、安全隐私、伦理道德等问题，需尽快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经济治理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迭代过程，其中，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先行。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国家、行业和组织三个层次，包含数据的资产地位确立、管理体制机制、共享与开放、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内容，需要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和支撑技术等方面多管齐下，提供支撑。

应针对“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带来的新需求，把握前沿发展趋势，研发引领性技术，锻造国家的技术长板。核心关键技术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的特点，必须形成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按照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事，加强创新资源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取得实质性突破，保障数字经济安全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的美好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斌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社会主义本质、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起来。

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从经济数字化的普惠性视角出发，可清晰地阐述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速继明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驱动农业由供给、增产、小规模经营导向，转向需求、提质、适度规模导向，推动产业质量及生产方式变革，促进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实现家庭收入增长。

数字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新经济形态，将持续赋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文龙提出，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正在实现数字化变革。其中，数字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流通力提升了资本周转与价值实现的效率，数字分配力的普惠效应可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数字消费力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内需。

数字经济发展既对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现实条件和体制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也为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诸多契机。

数字经济受到三大定律的支配。

第一个定律是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所以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增值”以指数关系不断变大。

第二个定律是摩尔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

第三个定律是达维多定律：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实际上达维多定律体现的是网络经济中的马太效应。这三大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首先，互联网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界限，被网络连为一体，使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把地球变成为一个“村落”。

其次，突破了时间的约束，使人们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小的时间跨度上进行。

再次，数字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数字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节奏大大加快了。

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功能，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出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

数字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产生和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在数字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

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经济边际成本递减；二是数字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

网络的外部性是指，每个用户从使用某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与用户的总数量有关。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

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杜绝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抓住了数字革命的机遇，创造了10多年的经济繁荣。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也紧紧追随着美国，积极推进数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数字革命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在数字时代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中的后发性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印度就是利用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使其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力，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案例。

数字经济的特征表明，在知识的创新阶段，知识应用的范围越广泛，涉及到的客户越多，就能创造越多的价值。在知识的普及阶段和模仿阶段，由于时效性问题，知识在发达国家的边际报酬下降。在发展中国家却能维持很高的边际报酬。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知识仍然是最新的、最具时间价值的。信息技术进入21世纪以来正处于普及和模仿阶段，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符合发达国家的最高利益，这可以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速度。

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之后，才进入信息化发展阶段。21世纪以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生产，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提升产业结构、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主导产业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会带来三重利益：

一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就。包括技术上的成就和制度上的成就，大大缩短工业化进程，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和高科技促进工业化发展，彻底改造传统产业，重塑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三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加速培育市场关系，逐步形成强大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推动市场经济走向繁荣。

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有着丰富的客户资源，其市场潜力远非发达国家所能比拟，这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第一层次的网络比较优势。如果考虑到发展趋势，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市场。

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客户资源与发达国家丰富的知识、网络资源相结合，将会大大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的强大吸引力，会促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从而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和科学技术，使得知识要素的禀赋在增加，尤其是获取知识、传递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提高得格外迅速，这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第二层次的网络比较优势，使之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带动本国的数字经济出现跨跃式的发展。例如，印度软件业的“离岸开发”，已经成为带动全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

一是信息化的特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信息化比工业化更容易追赶，这是由于信息化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与制造业相比较，设备投资成本较小；技术已经标准化，学习成本很低；知识的共享性和外溢性等等。

二是信息技术的潜力：

信息技术本身的巨大潜力和无穷无尽的机会，也为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转换成本较小，就有可能瞄准技术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于有大量现成的技术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可以把研究与开发的重点转向有原创性、突破性的技术上，如塑料芯片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等。一旦出现突破，技术、经济和产业格局就有可能出现重大改观，就有可能带动一国经济走向兴旺发达，甚至萌生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和信息技术是一种工具，是能够提高一切领域工作效率的强有力的工具。只要发展中国家善于学习、善于利用这个工具，就能使之成为缩短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强有力手段。

2021年7月1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报告》显示：2020年，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已达39.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元，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提升至38.6%。国家数字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8.6%。

2022年7月30日，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2）——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正式发布。2021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达16251.9亿元，占GDP比重达40.4%，比重位列全国第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8918.1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54.87%。近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设企业年均增加1万家，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以上企业8000多家，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19%。数字经济大型企业数量逐年增多，收入千亿级企业由2018年的2家增长到2021年的5家；百亿级企业由2018年的39家增长到2021年的58家。

2023年5月23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万亿，占GDP比重提升至41.5%，超过四成。此外，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45个国家级集群产值超20万亿元，占GDP比重近两成。

截至2023年6月，湖南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5万亿元，全省总算力提升到4000PF。

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

2021年8月2日，“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为43.7%。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位居世界第一。

2022年7月29日，在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7.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2023年4月27日，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曹淑敏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上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报告指出，2022年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

2021年9月1日起，《数据安全法》施行，目的是为了规范跨境数据流动，规范数字经济，保护中国网民对保障自身数据安全的合理诉求。

截至2016年底，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5家数字经济企业；市值前20强的企业中有9家属于数字经济企业。2005年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6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4.2%提升至38.6%，稳居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2022年3月，新华社联合百度发布《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数字经济位列第五位。大数据显示，两会前夕“数字经济”相关内容搜索热度同比增长96%；随着“元宇宙”概念大火，“数字孪生”等相关技术的关注度快速上升。除此之外，数字安防、集成电路等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用户关注。

2022年3月30日，黑龙江省出台20条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强劲的增长极。

2022年7月9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2）——数字经济助推区域协同发展》。蓝皮书对探究京津冀的数字要素驱动产业究竟能否对区域内的居民消费水平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2022年7月30日，在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上，发布60项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成果”和“产业创新成果”。

2022年12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数字经济”成为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

2024年4月，兰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兰州市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27年兰州市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000亿元。

2024年8月27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7万亿元，增幅扩张步入相对稳定区间。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7.39%，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7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数字经济有效支撑经济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