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

经济转型（transition）或经济转轨（transformation）是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这种转变有四个关键要素：转型目标模式、转型初始条件、转型过程方式和转型终极条件。其中，转型目标模式以及所谓渐进和激进两种转型方式的比较已是人们熟悉的命题，而对转型的条件研究却有所忽略。

实际上，初始条件转变为终极条件非常重要，不同的经济运行条件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运行路径依赖，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对目标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今天流行的新语言、新词汇，往往就是未来人们凝思历史时的注目点。“经济转型”这个阜新人用智慧和汗水打铸出来的新词汇，日前已被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辞海》进行收录，成为人们解读阜新发展史的又一个见证。

“经济转型”代表着一连串重要的历史事件：2001年5月，阜新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鲜明地提出：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加快发展。这是阜新首次明确提出经济转型命题。同年12月2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批准阜新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经济转型这一科学命题，迅速在全国400多个能源城市普及，并被正式写入“中央11号文件”及“十六大”报告。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转型再一次被提及。作为一个使用频率已经相当高而且涵义深远的流行词汇，“经济转型”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辞海》。

据了解，收录“经济转型”这一词汇的《现代汉语辞海》是在1996年修订本基础上的2002年的增补本。《辞海》中对“经济”的解释为：“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转”是指改换方向、位置、形势、情况等。以前的《辞海》中既没有“转型”也没有“经济转型”这一词组，“经济转型”完全由阜新创造。

1978年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状况处于相当困窘的局面，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但更突出地暴露出体制自身的弊端。当时，世界发达国家收入的平均水平是810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160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20美元；按当时的汇价计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91.33元，折合成美元还不足62美元（还有一种说法是人均总收入152元，人均纯收入134元）。中国贫困人口及低收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与国际发展差距的急剧扩大和国内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严酷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一个最为根本的主题即寻求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被邓小平同志提高到社会制度的层面，精辟地概括成“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表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高度，被中共中央的决议界定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基本国策；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来看，这个主题基本贯穿了转型和改革的整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这个主题；而最终衡量转型成败的标志仍然是这个主题。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衡量标准，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增长。虽然寻求经济增长是转型国家改革的共同出发点，但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转型道路的根本差别。也许，正是这种完全务实的态度，才避免了出现类似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理性建构主义的风险。中国的经济转型始自农村，中国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首创精神，完全是经济困顿、吃不饱肚子的现实所逼。这似乎带有典型的局部改革的特征；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全面改革的战略意图。只不过这种全面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完全是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出发的角度，摸着石头过河。从案例的角度认识中国经济转型道路，最为直观的办法是对中国的改革过程按发展阶段进行实证考察。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状态划分

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 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 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速度划分

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

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

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中国经济转型

目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新阶段，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例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因此，加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步伐，利用明确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利益主体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发挥，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消除新体制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农村经济上，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问题，成为21世纪突出的中国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弱势产业和落后经济难以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尤其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挑战，会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发展局面。市场经济以放为主的转型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农业前途还在于通过工业反哺农业，走组织化的现代生产道路。在国有企业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面，中国正在面临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艰难抉择。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政治框架的不协调，伴随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断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和政治的协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使中国的学者能够思考比西方转型学者更多的问题。这个阶段的难题，也成为转型深化期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的主题。

经济转型环境的新变化

从国内看，经济转型环境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变化。一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或将要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是指成本上升和要素组合变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这样一些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传统行业及其增长方式的利润空间已经逐渐变小。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加上储蓄率在逐步下降，过去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将难以为继。二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舆论环境在发生变化，信息传播和社会评估十分活跃。互联网、微博、博客等新媒体，把经济转型不到位的许多信息都第一时间公布出来。此外，学术界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与经济转型有关的各类评估也相当活跃。还有一些社会调研机构都在不断地发布与经济转型有关的评估结果。尽管这些结果不能决定各地干部的升迁，但是它能形成一种舆论环境，逼着政府进行反思，进而推动政府加快转变职能。

从国际环境看，也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承诺。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教训，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思，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我国的经济转型步伐必须要加快，政府相关的职能必然也要加快转型。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至45%，这是我们主动承诺的减排义务。然而这个承诺对我国经济转型又是一个压力，例如“十二五”时期单位GDP的碳排放就要下降17%，这个约束性指标与我国的减排承诺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实施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分配到各个省应当是多少，如何区别不同省情，怎样才能完成？这确实会对政府转型带来新的考验。二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市场重心可能发生转移。我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出口工业面临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有可能会重组。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格局所发生的深刻调整和市场重心的转移，逼迫我们加快转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进而要求政府加快转变涉外经济管理职能。在这种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反思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曾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主张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现在看可能是不够准确的。比如公共服务，当前,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超过过去任何时候，在这个时候强调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小政府”是否合适？如果依靠“大市场”，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市场是可以起作用的；但市场再大也代替不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最终平衡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不可能靠市场。再说“大社会”，社会领域的许多事情无疑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参与来处理，政府无疑也需要依托它们，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分散的社会再大也替代不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所以，要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建设有限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和有责的政府。

全球最大的共同基金领航（Vanguard）相关高管日前表示，看好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持续推行的金融改革，将有助于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

领航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林晓东说，中国市场是全球投资组合的一个重要部分，看好中国的整体经济与市场发展。中国经济自年初显著放缓后表现出回稳迹象，内需仍然偏软，尤其在一些产能和供给过剩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好转、宽松政策效果显现，经济增长有望反弹，确保稳增长，同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他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推行结构性改革以平衡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预期，亦是今年的重点。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佳的途径，以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国际投资者分散投资。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2005年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04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经济转型背后的三大主题投资机会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

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

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近期广东试点官员财产申报试点制度，逐渐将推广至全国，各地官员开始抛售房产，有官员日抛房8套正逐渐败露了这么多年以来的腐败现象。

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提升的历史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需求结构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的消费与投资结构。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先导，没有消费就不需要生产；广大城乡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和质量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推动着生产不断发展，规定或引导着一国经济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但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主要靠扩大投资需求和对外出口需求驱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率过低，对经济拉动不力。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2%，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达到65%～70%左右。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结果必然带来经济比例关系失衡，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账增加，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严重下行压力，主要症结之一也就出在这种需求结构上。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各级政府已出台了一整套扩大消费政策举措，可谓措施密集，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消费的所有环节，已对今年以来保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提高居民消费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作出总体规划。笔者认为，从近期来说，应把功夫下在认真落实各级政府已出台的大量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上。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加大力度保就业，保就业才能保消费。同时应将住房和汽车销售作为重点，调整相关政策，引导房屋开发商适当降低价格。把汽车和住房市场搞活了，就能增加一系列相关产品的消费。还应积极培育文化消费和健康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从长远来说，必须着力调整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城乡基本设施投资，大力发展城乡统一的现代流通市场，扩大消费信贷等等。显然这是一个涉及面广、牵扯问题多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下决心、花气力去构建。唯有完成了这项系统工程，我国经济才得以整体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和任务。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因素综合分析，当下进行深入调整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从外部因素看，集中表现为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大调整，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需求萎缩对我国出口带来了严峻挑战，全球消费模式转变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不高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要求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呼声不断加大。加上劳动力供给、资源与环境等约束也凸显了深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乃势所必然。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久前中央提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是确保工业产业平稳发展，提升产业水平的综合性行动方案，将是中国走出经济低潮的巨大引擎，理应作为调整的主要方向和政府扶持的重点。纵观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调整”二字被置于“振兴”之前，在每个规划当中，“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等等，几乎是一致的关键词，可见决策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调整的主要方向和政府扶持的重点。在新一轮扩大投资需求中，应适当向这些产业实行投资倾斜。从长远考虑，各项投资必须把这些产业的提升，落后产能淘汰作为振兴规划的主线，培植新的增长点，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全面提高十大产业竞争力。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我国的服务产业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印度的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势在必行。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代表性行业，物流业入选十大产业投资振兴规划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已经到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制造业，加快向低能耗、高效益的服务业转变的新阶段。我们不能只做“世界工厂”，更要做“世界服务提供商”，服务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三是继续巩固和发展农业。我国农业已获得了5年丰收，但不能掉以轻心。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现代农业建设成效还不显著，必须继续加倍努力，在农业经营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机械化、高效化上下功夫出成效，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

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贸易结构是指进出口贸易的比例、产品及市场构成及其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科学发展考虑，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是调整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从外贸现状看，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每年均以20～30%的速度增加，出口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已高达37%，过高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这种外需主导型经济，极易遭受国际经济的冲击，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的影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加上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与国内经济高度的内生性，外贸企业与国内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两张皮现象，使外贸纯粹成了生产外汇的机器，而国内居民消费与外贸关联度极小，这一结构性矛盾导致外向型经济综合效益低，对国民经济总体贡献小。再从国际市场需求的趋势分析，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影响之深、冲击之重前所未有，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消费市场萎缩、趋冷的趋势将长期存在，而且全球包括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虽然消费模式的转变具有惯性和长期性，但对我国来说必须及早应对，因为这最终将迫使我们必须调整过去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的外贸发展战略，实施贸易战略转型。这无论是对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都显得十分紧迫，十分重要。

外贸战略的调整，基本思路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全方位提高外贸竞争力，实现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说，应在以下3个层面发力：一是加快推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由于我国不少企业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这样大多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是朝夕之功，但我们必须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加大投入，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出口，增加机电产品、装备制造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二是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取得较多能源、资源勘探权、开发权。通过增加海外投资，带动地质勘探设备、资源开发设备和技术劳务出口。鼓励企业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由此带动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三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加工贸易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继续加以发展，前提是尽快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主要对策是，促进产品产地逐步转移，由沿海加工为主向内陆加工转移；促进经营方式转换，由受托型加工向自主型加工转型；促进生产方式转化，由物耗加工向清洁化生产转型；促进营销市场转向，由出口海外向内外市场销售并重转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状况，此外还应大力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全方位、多层次开拓新兴市场。

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等多种要素决定的。在多种要素结构中，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要素消耗还是主要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以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总是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必然也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是难以避免的。值得我们思考和需要作出抉择的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世界各国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加上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特殊国情，迫使我国经济必须从既往的对生产要素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之路，即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打破既往的路径依赖，进而推进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在当前市场约束进一步强化，资源争夺更加激烈，科学技术成为决定竞争成败关键因素的情况下，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综合竞争力，才有可能真正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

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一是要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对依靠科技创新走出困境，提升发展需求十分迫切。抓住这个机会，要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做大做强企业的研发机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收购、兼并发达国家企业研发设计机构和知名品牌。应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完善企业的创新机制，集聚企业的创新因素，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二是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充实和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政府采购政策。加大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和科技创新的奖励力度，用多种手段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争取尽快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三是要高度重视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与技术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应吸取世界各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善待人才、用好人才，为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搭建良好的平台。四是要充分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金融危机造成西方国家许多产业、技术、人才过剩，应抢抓机会，利用我国较为充裕的外汇储备，千方百计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高端人才。

企业经济转型

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凡是结构好的如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结构好的企业，都能应对得当、逆势而上，日子过得很潇洒；凡是固守老工艺、生产老产品或者靠仿造贴牌经营的企业，大多遭受重大创伤，甚至关门倒闭。由此可见，企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结构。做好了企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才有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前景。

目前我国企业结构的总体状况是：规模小、布局散、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基于此，企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着力抓好以下3条：

一是抓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现有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市场需要、盈利能力强的产品，特别是那些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含量高的品牌产品。下决心淘汰哪些产能过剩、没有销路、经济效益差的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针对目前不少企业产品同化，且在同一市场上相互打价格战进行恶性竞争的客观现实，我们建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产品战略定位，推行差异化产品发展战略，即研发和生产区别于竞争对手并在行业内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能在行业内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而用产品或服务的特色来提高竞争优势，获取高于竞争对手的收益。这种战略不失为在产能过剩、市场竞争不断激化态势下一种较好的产品调整战略。

二是抓好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应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从集中经营层面上看，按照规模化要求和市场原则，支持有优势的大企业以资产、资源、品牌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兼并、重组。有条件的要逐步由国内大企业向跨国公司进而向全球企业转型做大做强，大企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上下关联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大的特点，通过大企业的影响力和扩散效应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不少企业出现了机构臃肿僵化、管理层次多、管理链条长，因而对市场反应迟缓等问题，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竞争力。为此必须注意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协调好集团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关系和权力分配，理顺各职能部门的责权划分，压缩管理层级；理顺管理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运作程序。从专业化分工的层面上看，必须按专业化要求，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不求做大，但求做强。也可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纳入大企业的生产运营主体系，全面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无疑这也是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的一个着力点。

中国经济转型的奇迹，在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称赞。从改革缘起的经济增长主题，到改革探索和体制突破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及不断的改革深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改革道路，成为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

（一）速度不是主要的问题，阶段性才是改革的突出特征。现实地描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改革阶段的转换。这既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现实描述。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在实质和逻辑的体现。中国经济转型道路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面，都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的阶段，转型过程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小的阶段则不计其数。改革目标明显带有阶段性特征，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目标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改革和发展。同时，改革的风险完全和阶段性调整能力、特别是制度刚性特征相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三次风险，不但有经济性的而且也有政治性的，制度刚性在稳定改革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改革进程的这种可控制特点，反映了阶段转换式改革的本质特征。

（二）全面改革和局部改革并不是刻意采取的转型战略，全面改革和局部改革都取决于国民经济的改革需要和对市场经济的层次性认识，尤其是取决于改革的次序性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价格先行的战略，实践证明是科学的转型战略，抓住了市场运行机制的核心，又不触动社会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有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中观运行机制的培育，并最终实现市场经济宏观层次制度安排的成熟。

（三）经济转型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经验表明，理论的主导性和实践的能动性结合，就能创造性地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这必须破除一切的理论教条，完全从经济转型的实践出发，采取一切可能和多样化的改革开放手段和措施，进行大胆地试验，积极地创新。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为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天地。

（四）中国经济转型通过阶段性转换的转型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层次性安排和改革的次序性要求在改革速度、局部改革和全面改革上的转型难题，实现了最佳的改革组合。而克服上述转型难题。转型方式固然重要，但还在于是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的，还是把社会制度的完善作为目的，是把经济体制的转换作为转型主题，还是把经济增长同样作为转型经济始终追求的主题。所幸的是，中国的转型已经进入了宏观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转型已经渡过了因为次序性、速度、全面改革和局部改革这些转型难题所注定的改革风险，只要能够通过强有力的阶段性调整改善社会成员在改革成果分享上的不公，抑制影响社会政治框架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引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社会秩序培育，就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转型难题，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