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是英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等重要著作中阐发并倡导的一种批评方法，以开阔的社会视角和自觉的政治意识与形式主义美学形成强烈对照。

人类学：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最主要的支持者是马文·哈里斯（Harris, Marvin）。

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运动，关注的是文艺复兴文学和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分析。主要的拥护者是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

除了同样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以外，二者之间就很难找到确实的联系和影响了。

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人类学研究方向最早是由马文·哈里斯在他的著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1968）中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和研究策略提出的。事实上，这被认为是这项工作的最持久的成就。哈里斯后来发展出一整套理论来为这个范式阐述和辩护，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1979）中。对于哈里斯来说，文化唯物主义“is based on the simple premise that human social life is a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earthly existence”。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的影响，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同样有别于哲学唯物主义来。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工作鼓励哈里斯将再生产与生产放到同等重要来思考。这一研究策略也受到了之前人类学家的影响，包括斯宾塞（Spencer, Herbert）、爱德华·泰勒（Tylor, Herbert）和摩尔根（Morgan, Lewis Henry）——摩尔根是十九世纪第一个提出文化是随着时间从简单形态进化到复杂形态的人。怀特（White, Leslie）和斯图尔德（Steward, Julian）的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生态主义理论也促进了进化论文化理论在二十世纪的重新崛起，哈里斯从他们那里汲取灵感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哈里斯在他1968年的著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里对西方文化思想作了广泛的批评，也就是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名称。

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研究策略，利用科学方法。其他重要的原理包括操作性定义，波普尔（Popper, Karl）的可证伪性，库恩（Kuhn, Thomas）的范式，以及由孔德（Comte, Auguste）首先提出并由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广为传播的实证哲学。科学技术用于理解文化间的异同时所碰到的首要的问题就是研究策略如何“tre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at people say and think as subjects and what they say and think and do as objects of scientific inquiry”。作为这个问题的回应，文化唯物主义区分了行为活动和思想、价值以及其他精神活动。同时区分了主位操作（emic operation）和客位操作（etic operation）。

主位操作在文化唯物主义中被认为是描述和分析在当地人看来也认为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和适当的。客位操作就是其中的范畴和概念是由旁观者运用，并能够形成科学理论。

客位和行为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是由一个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构成的，包括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道德和行为模式（物质关系）。

客位和行为的中程结构（Structure），一个社会内部的道德、行为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关系）。

客位和行为的结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一个社会中道德和行为的符号和意识形态

通过划分文化，文化唯物主义力主的观念被认为多少有一点经济基础决定论。这个唯物主义本质的意思是基础结构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文化进化背后最重要的力量。中程结构和上层建筑并没被看作“insignificant, epiphenomenal reflexes of infrastructural forces”。

中程结构和符号/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着维持系统整一性的调节机制的角色。

这一研究策略预言长期的上层建筑更可能决定中程结构，但中程结构也比别的任何因素都对上层建筑影响更大。因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大量提及，物质变化（比如说技术上或者环境上）会被很大程度上视作对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决定模式的反应。

在整个八十年代，马文·哈里斯和行为心理学家就跨学科研究有了建设性意见交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格伦（Glenn, Sigrid）。到目前为止，行为心理学家已经创立了一套基本的探索性试验设施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里可以追溯到左翼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工作。文化唯物主义使得分析工作得以建立在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它是作为一场八十年代前期的理论运动出现的，伴随着新历史主义一起，新历史主义是一种美国对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文学的研究方法，它和文化唯物主义分享许多共同背景。这个词组由威廉斯创造，用来形容一种左翼文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理论融合。文化唯物主义者分析特定的历史文件，试图分析和重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

威廉斯将文化看作一种“生产过程（productive process）”，是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文化唯物主义能够经常识别出他所说的“剩余的”、“新兴的”、“反抗的”文化要素。追随着马尔库塞（Marcuse, Herbert）、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等人的传统，文化唯物主义者通过对关注边缘地带的格外关注，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文化唯物主义者分析社会中的霸权权力占有经典的、历史性的重要文本（比如莎士比亚和奥斯丁）并试图利用它们来验证或给文化幻象标上特定的价值的整个过程。《政治性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一书的作者多利莫尔（Dollimore, Jonathan）和辛菲尔德（Sinfield, Alan）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被认为是一个开创性的文本。他们鉴别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四个定义特征：

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

文本细读（Close textual analysis）

政治信仰（Political commitment）

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

文化唯物主义者试图关注为当代权力结构所奴役的，用以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比如教堂、国家、学院。在这个工作里，他们探索一个文本的历史语境和他的政治影响，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关注主导性的霸权地位。他们辨识拒绝或者颠覆这个地位的可能性。英国批评家豪尔德尼斯（Holderness, Graham）将文化唯物主义定义为“历史学的政治化形式”。

文化唯物主义坚持同社会性别、性别、种族、阶级研究联姻的重要性，它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对文学研究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发现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分析方式。传统人文学者的阅读方式常常回避对文本阅读中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关注，因此文化唯物主义者经常在释读文学文本时关注这些群体，从而开辟出一条处理文学批评领域中表征问题的新路。

在当时的主流批评家们看来，文化与物质是相对立的，文化属于形而上，物质属于形而下，很难设想把它们并置起来。这种主流文化观念其实也是英国的传统观念，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人习惯地将文化看做一种精神的、意识的、思想的东西，而且从人的“类”属性和规定性上认定文化的至关重要性，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这个“灵”，即心灵和精神能力，这种能力及其活动使人们能够超越沉重的生产劳役和物质束缚，保持人的高尚特出，保持人性的光亮。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文化必然跃升为一套高悬的价值指数，而且它离形而下的物质现实越远，价值越大。换句话说，传统文化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它与物质范畴的必然分离和疏远。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看出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物质化的做法与传统的将文化精神化的做法之间的根本差异。

与文化/物质的二元概念相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过程。威廉斯明确强调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种理解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物质生产的方式……一种理解与作品相联系的且变化着的艺术范畴的方式。我把这种立场称为文化唯物主义。”但是将文化完全物质化，等同于物质过程，显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模式有出入。事实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是在修正上述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至少是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沿用了浪漫主义的文化概念，将“文化”看做一种精神范畴、意识形式或知性和想象的产品，然后套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公式，让后者从属于并往往是机械地“反映”前者，结果是做出了许多已经被历史证明为十分荒谬的理论判断和“政治预言”。

可以说，威廉斯一方面反对将文化视为纯粹精神范畴的英国传统定义，另一方面想纠正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偏颇，这双重动机将“文化”概念径直推入和融入“物质”范畴之中。抓住这一点，就会深刻理解威廉斯“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命题中的“整个”二字的深刻含义。

衣食住行，思维言语，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能把“文化”设想为某种从杂乱无序的生活中过滤分离出来的特殊成分或高级品质，譬如一套观念、价值体系或上层建筑，也不能将生活中的某些部门划入文化范畴，而将另一些领域排除在文化范畴之外。进一步说，所有的文化形式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在文化唯物主义者手里，长期固守的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界墙被推倒了，这一思想引发了文化研究派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自由设立研究对象的做法。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不只是那些已经概念化的范畴和程式化的形式，而往往更多地融入看不见的日常行为和经验当中。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作为社会经验的文化，“并不一定要显现为公开的公众的形式……而总是潜入各种关系的深层之中……即使将它分离出来，它也不是豁然呈现或断然切割出来。它表现在实际的家庭或个人经验之中”。威廉斯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来描述这种以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方式表现的文化活动，它是社群中的个体所共有、使交往成为可能、使一代人能够对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一种感觉结构。由于是一种“感觉”结构，所以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活体身上，一旦活体不在，载体已逝，“感觉结构”便也停止作用了。在这里，与其说威廉斯可能贬低文献形式的文化的价值，认为离开我们当下生活的关于彼时彼地的传说和记载总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成分，不如说他通过“当下”、“经验”、“感觉”、“情感”等鲜活的词语，突出强调了文化所具有的彻底的物质性和实践性，所以威廉斯说，文化唯物主义是“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各种具体情况的理论”。

如果说生产物件、制造用品的劳动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那么制造所谓的知性和想象性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物质实践，因为这种活动及其产品同样介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实践，也是在说文化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绵延逶迤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实际的分析操作中只能截取局部的文化片断来把握审视，也可以看到这一片断总是过去的传统文化、现在的统治文化和隐现的新生文化的交织物。作为一种实践过程，这个交织物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停地发生着调整、包容、侵入、改造、兼并、斗争、摧毁等变化，传统文化被反复重估和拣选，统治文化一再受到挑战和改造，新生文化不断壮实。

文化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关于文化的理论、立场和态度，而且也是一套方法论。“组织”、“结构”、“模式”、“关系”、“整体”等，是文化唯物主义语言里的一组关键同义词。既然“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而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那么文化分析就应该从“整体”出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具体对象。这里的“整体”更多强调的是“关系”，也可以说，“整体”和“关系”对威廉斯而言基本上是同义词。他主张做文化分析时，将对象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研究对象内和对象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这样的关系总是具体的，而且各种关系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前景”与“背景”之分。批评家只有抛开一切预设的体系、纲领、原理、公式，以自己的感觉和智慧直接贴住对象，才能看到多重关系网络中的对象的意义，才能把握一种文化形式的实际“组织”、“结构”或“模式”。

如果说文化包括了所有的实践形式，而且各种形式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意义，那么从实践主体的角度来说，文化过程的所有参与者也不应该有高下之分，文化属于全体社会人，而不是有闲阶级的专利。威廉斯倡导一种人人参与其中、集中社群智慧和创造力的“共同文化”，这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种充满活力、不断更新、永远开放的文化，它的无限潜力决定了它的前景是无法限量的：“文化是共同的意义，是全体人民的产物……如果以为任何这样的意义是可以预先设定的，那将是十分愚蠢和自以为是的；这些意义是通过生活来产生的，其产生和再产生的方式是我们所无法事先知道的。”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的政治意向是十分明确的，当然通向理想文化的道路也是漫长的。

文化唯物主义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文化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的范围和调查的哲学科学，文化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大纲的唯物论，和一些例子，给它一个思想。第二部分是，关键看结构主义的替代理论，即社会生物学和生物还原论，辩证唯物论，结构主义，心理和认知的理想主义，折衷主义和蒙昧主义。第一部分占了约三分之一的书，但第二部分载有唯物主义论断，文化以及替代品的批评，因此批评建设之间的平衡，是相当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