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hegemony)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

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其希腊文和拉丁文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中，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权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它才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而到了葛兰西手里，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或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根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考证，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由普列汉诺夫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间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策略的一部分而首次提出的，涉及到无产阶级在联合其他团体，如资产阶级、农民和想推翻沙皇的知识分子时所应有的文化领导权。后来列宁在《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使用了“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指出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领导社会各个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统治的胜利。强调对大众的宣传参与，也强调不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列宁的这一认识对文化霸权概念的演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只有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才真正作为一个概念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葛兰西最富影响的文化霸权理论。

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狱中札记》和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更是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领导能否被接受，能否合法化的问题。因此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要获得统治的合法权，就需要通过赢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通过被统治阶级的自愿的赞同来获得，而不是通过压制或暴力来获得。但要赢得大众的同意并不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其中就必然需要双方的谈判，而有谈判也就有让步或折衷平衡的问题，由此文化霸权的争夺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的灌输和强加，是双方谈判或协商的结果。这样，文化霸权所给予的就不是一种静止的或静态的统治模式，而是一种动态的统治方式，一切都正在进行中，是统治与反抗之间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平衡，或如葛兰西所说的“运动中的平衡”。

那么，统治阶级或集团如何赢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呢？葛兰西指出，统治集团要赢得大众的同意，其自身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要超越自身的经济局限，从经济社团阶段、经济合作阶段一直过渡到“最纯粹的政治阶段”，即文化霸权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从前产生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或“政党”互相对峙和冲突，并在这种对峙和冲突中相互妥协或协商，最终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虽然需要超越经济阶段，体现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经济基础，甚至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文化霸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化霸权又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领导权的争夺上，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场“阵地战”，而在这其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使我们以双重视点去看待大众文化，即既不把大众文化看作是麻醉剂，是腐蚀愚弄大众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也不是对大众文化一味地欢呼欢迎（文化民粹主义的观点），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冲突的场所，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的场所，这样就能更为丰富和深入地帮助我们去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以话语理论做了重新思考，批评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所残存的两个“本质主义”方面，一是坚持领导权的阶级主体性，而忽视了非阶级的社会力量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领导权并不以阶级、阶级斗争为核心，它是一个差异体系，是不同社会力量在对抗中所展开的斗争。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第二个本质主义方面，就是过分强调领导权在社会斗争的中心性甚至单一性，而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领导权关节点，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等等，而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由此社会斗争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倾向，而在每一个斗争点上都可能形成领导权中心，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是这其中的一个。

应该承认，拉克劳与墨菲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消除了人们一些传统的、僵化的认识和思想，为文化霸权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些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新的斗争形式，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清楚认识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霸权就从阶级斗争中心转向了更为多元化的斗争形式，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把文化霸权的斗争无限地延伸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斗争中去，这无疑忽视甚至遮蔽了依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无法对社会的结构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国家权力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