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学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

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

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成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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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 ——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间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 “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几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 “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 “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与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及归纳以及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把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与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与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自信。

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与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附庸。

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与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当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指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倾向。“第一，断代研究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第一种情况体现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到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和复杂)，拿到历史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里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把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与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要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盛行，引发出种 “实证迷信”。统计与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与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与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与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与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一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

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 “实证迷信”。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新经济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利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探求兴衰成败原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当前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据编年进行归纳，一般将新经济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经济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历史生理学，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综合和扩展并与现代生物与医学分析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1]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然而，这对全面了解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却不能给予直观印象，并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内容会被重复研究讨论。

受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启发，我们尝试把新经济史学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的新经济史学体系，其中把分析某单一市场或某个项目的经济史研究归纳为新经济史学微观分析；把分析某个行业总体状况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中观分析；把分析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宏观分析。

一、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是指用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单个经济单位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历史事件中的市场价格及其与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大阪堂岛米市场。

大阪堂岛米市场产生于江户幕府统治时期。江户幕府是一个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强制性地建立起了严格的社会秩序，并且还禁止对外接触和贸易。这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经济停滞的黑暗时期。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的年贡，幕藩领主对领内年贡米实行统一控制，当需要把大量粮食运出领外时，幕藩领主感到依赖初期豪商有许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办法不能从流通过程中获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贡米的运输和销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领主们自己直接进行年贡米的运送、保管和销售，在领地内进行港湾和运输航路的整备以及管理大米质量和包装，在转运中心大阪建立转运仓库，并且聘用运输、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在17世纪后半期，全日本各藩陆续把大米运入大阪，大阪藏米销售量逐渐增加，出现了自发性的大米市场。[2]

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为了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和避免交易风险，大阪米市场逐渐规范。最初大米市场上的交易以实物交易为主，存在许多不便。为了便于交易，市场自发产生了“大米券”，它规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内交换(提取)大米，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仍可流通。这样大米券不但具备了价值储存和交换手段的功能，而且还促进了大米市场的流通。

随着大米券从发行到提货时间的延长，米商对米价变动的风险增大。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米市交易萎缩。为了消除这种交易风险，大阪有两名大米经济人研究出了“买卖系商内”交易法。具体做法是设立“建物米”，同行业者须交纳一定的押金，就能进行一定期限内的期货交易，在规定日期内付清买卖余额。期初余额结算是在当事者之间进行，随着交易逐步频繁，买卖双方关系复杂化，就由叫做“遣来两替(筹措兑换)”的专门结算机构承担。这就是后来的“帐合米商内”(期货交易所)的起源，[3]随后发展成为大阪堂岛米期货市场。[4]

对于大阪堂岛米交易市场问题，一些日本新经济史学者曾以传统方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经济史学者则认为，仅对堂岛米市场形成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够的。弄清楚该市场的价格形成是否具有现代金融理论意义上的那种有效性，才更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日本学者依据该设想和当时堂岛米市场现货和期货的价格数据，对当时米市场的功能和性质进行计量实证检验，他们还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差额(期货溢价)对在库米的数量等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是当时的堂岛米市场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性质。

鉴于此，不应把江户时代看作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黑暗时期，而应当看作是一个在社会安定基础上充满活力地进行发展的时代。在这期间，日本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国内贸易有了飞跃性进步，日本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5]

二、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是指应用产业组织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中观经济学理论，重点分析某一行业、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事件变动情况，从而探究这类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国航海条例对英国和有关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影响。

所谓航海条例是英国历史上关于航海贸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英国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保护英国在重商主义体系中的利益，其直接体现是保持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6]航海条例主要规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贸易，其所用船只均须是英国人或殖民地制造、拥有和指挥，船员也必须至少有3/4是英国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进行的国际(泛指英帝国以外的地方)贸易都要经英国操办；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国。起初这些商品只限于烟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蓝，但到18世纪初，大米、糖蜜和海军补给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

航海条例保护了英国作为殖民地母国的经济利益：一是这样能确保得自运输贸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国之内；二是这样做能够加强英国的海军力量，巩固军事霸权；三是限制殖民地与外国进行直接贸易能提高英国经济利益。

航海条例也能给殖民地带来好处。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来自英帝国之外的竞争，保护了殖民地幼稚产业。其次，英国对殖民地一些生产给予补贴的政策使殖民地从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国政府对每磅靛蓝给予6便士的补助金，它对南卡罗来那工业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8]最后，由于重商主义保护政策，英国政府将其国内市场向北美殖民地开放，使那些没有享受产品补贴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间接从中受益。

但是，航海条例损害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效益。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首先，把贸易对象局限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现不能选择运输价格最低的运输服务商作为合作对象。例如，荷兰人较早采用了没有武装的平底快船，虽然他们能够以更低价格提供运输服务，但他们却不能成为合作对象；其次，任何对英帝国之外的贸易必须经过英国，产生了更多不必要的运费、搬运费、停泊费、海关通关费等其它与之相关的费用，[9]这些额外增加的费用降低了殖民地农场主出售烟草时所获的利润，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烟草制品的价格，损害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从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烟草价格是费城烟草价格4倍多，这主要反映了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搬运和运输费用差距。[10]

航海条例还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更多的负担。航海条例在进口环节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额外负担。如果殖民者要从英帝国以外进口商品，则不得不对这些商品付出高进价，其原因是进口价包含了间接经过英国传送所增加的费用。与进口环节相类似，航海条例给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带来了沉重的负面效应。殖民地生产的烟草和大米出口欧洲须从英国再出口，且再出口费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主承担，航海条例使得这些种植园主要付出更高的运输费用。为了在市场上竞争，种植园主的产品售价不能相应抬高，从而降低获利。此外，航海条例可能把更低运费的外国船只排除在贸易航运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运费给英帝国内部的船只，从而相应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了利润。

据罗伯特·托马斯估计，航海条例在1770年给殖民地进出口造成的总负担为310万美元。[11]因此，对外贸易链条的人为拉长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经济损失。

此外，北美殖民地没有货币发行权，不得不把贵金属出口到母国英国，这使得殖民地内的贵金属严重短缺，货币数量严重失衡，从而使殖民地内部贸易发生混乱，无法顺利进行，严重影响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经济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航海条例的经济后果是独立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之一。

三、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主要是指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着重考察历史上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变动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其中以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对西方世界各国发展兴衰的研究最为具有代表性，它为新经济史学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

新经济史学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经济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在解释绩效时，最初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12]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经济绩效就是经济增长。[13]新古典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是该模型假定资源是稀缺的，个人选择反映了一组欲望、需求或偏好，并且这些选择是根据机会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称个人宁可选择较多而不是较少的商品和劳务，既然提高生产潜力可以生产较多的商品，因而整个社会都将为增加资本存量贡献他们的部分成果。该理论认为，决定产量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函数。

但是，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值得怀疑，他认为这种模型使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适用于无摩擦的理想社会，原因在于该模型的几个重要假设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西方国家经济中存在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使个人能够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该模型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收益不会出现边际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该模型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该模型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第五，该模型假定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14]而现实却与这些假设相矛盾。

鉴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诸多缺陷，诺思主张重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新经济史学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有一个人口统计变动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以便弥补前述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陷。[15]

新经济史学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经济结构理论。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和意识形态构成。二是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这是诺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诺思通过对西方经济史的重新解读，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6]这修订了经济学家们通常把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综上分析，诺思引用宏观经济学之经济增长理论透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同时，结合各国历史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其新观点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使新经济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力度空前增强。

四、小结

经过本文分析论述，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这种划分方式，构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有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架构，使新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更为清晰。不过，本文仅是研究新经济史学的初步设想，必然有所不当之处。本文只想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讨论中推进新经济史学的研究。